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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以前理论派

一个杂谈

2024年7月15日 21:14

人作为一种动物,本身的价值是处于所有其他的物种之上的,即便是熊猫、东北虎,也一样,既然如此,人类的失业问题,相比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优先解决的高价值性,这几天,我们一直都探讨社会中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发展对社会中低技术性劳动的更替,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大量的可能的失业问题。我之前说到这种高科技的发展,在未来一定会构成对例如出租车行业的冲击,这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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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生产力发展对无产阶级的冲击

2024年7月12日 22:25

人所生活的世界,并不总是能像他们所想的那样——归根到底是因为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通常是经济利益)经常会有矛盾并且各个不同群体之间互相影响着,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的身边,贫富差距有时候会让这个社会看上去非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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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乱弹——为什么我不喜欢日本

2024年7月7日 09:38

自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以来,其国内右翼势力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从早期一些部队军人到今天的全民皆右翼,实在是不得不令人心生担忧。说到底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还是在战后没有对最大的战争贩子日本天皇进行应有的清算,使得这个制度得以保留,最大的战争头子一直到 1989 年才寿终正寝,其下场完全配不上其恶行,同时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和苏联(具体来说是两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刻意扶植日本发展,造成了战败国反而比战胜国发展更快,拥有更多国际认可的局面,但这毕竟只是日本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道路走到今天,依然没有脱离对日本的交流、合作,对日本我们政治上、经济上的关系都是非常微妙的。

最近这两年来日本的对华政策大众是有目共睹的,加强的防御性战略措施把中国设置为最大威胁和假想敌屡屡引起中国的不满,一方面各个上台的首相都极力要修改宪法,不断增加武力部署,另一方面通过忽略、篡改历史把自己伪装成无辜的战争受害者,使得日本的野心又重新成为中国人重点关注的一个心腹大患,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某个现象做一个剖析,比如为什么很多中国人都恨极了日本人。

在很多公共知识分子看来,大概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家们善于鼓噪“仇恨教育”,不过,若是经历过中国教育的人大概率不会认为自己受过这种教育,那些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教育留下了所谓的“仇恨教育”印象的人,多半还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把所有人都看作是红小将——因为我们所谓的“仇恨”教育中的这种怨恨,并不针对大量的日本人民,而是针对某些右翼政客以及他们危险的思想——虽然我认为这种行为也是错误的,因为正是大量日本人民支撑起了他们右翼生存的土壤。更何况目前来看,至少从我们的观点看,大多数时候谈到中日关系,不管是政府官方部门还是国家的领导层都对中日两国的关系保持良好乐观的态度,所以这几天发生的一些针对日本人的恶性事件,我们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甚至严厉打击煽动中日关系对立的各种不良言论。所以要说从教育上鼓动仇恨,显然是不合适的,其次,教育的目的是要以客观事实去补充大众的历史认知,所以历史教科书、语文和政治教科书把历史事实完整表达出来,算什么仇恨教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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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发言,就知道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还认为中国依然在搞文化大革命——这些人应该知道,中国早就已经彻底否认了文化大革命(某些傻左的思想就别提了)。不过,至少最近几十年来,就没见到有哪些教科书上明显地写着要仇恨日本人,最起码是没见到说叫我们仇恨当代日本人的话,何况即便涉及到我们对日本侵华历史的描述,教科书也多半是会提示大家,要牢记历史罢了,也许我们说曝光一部分残酷的受害历史可能会激发人们对某些国家的怨恨,比如参观南京大屠杀博物馆会让人们对日本有新的认识,但是我们就为了要消除所谓的对日仇恨而把历史掩盖吗?换言之,难道为了防止犹太人仇恨德国人,以色列人就不在历史教科书里教授二战集中营的历史了吗?——纵使现在以色列人变得和纳粹无异,但这也似乎不是理由。

当然这种现象也是有的,比如中国教科书就不会着重描写蒙古侵华战争时期对华实施的大屠杀,也不会着重描写满清,也就是后金——这群被明朝养大白眼狼侵华时期对中国某些城市实施的反人类的屠城行为——我们也谴责这种行为,似乎我们做了这样的事,就没有正当的资格去反对日本同样这么做了,但我们要知道,这只是政府为了安抚国内的少数民族,为了不让他们和他们的祖宗一样屠杀汉人,进而维护所谓民族团结,所以统治者宁肯倒打一耙,把汉人当成是所有历史上民族与外交冲突的罪魁祸首,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认同政府的政策。

不过,如果说把日本人当年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行都如实描述一遍也算仇恨教育的话,那在历史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无法继续探讨了,毕竟不爱听真的话的人,岂有讲理的可能性呢。所以我自己不会受到所谓民族团结的限制,有什么该说的不该说,只要是真实存在的历史,都应该负责任地记录在案。

所以我今天要做的分析,是基于为什么在没有或者少有仇恨教育的前提下,我们还会痛恨日本人?我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一定代表了所有人对日本的态度,但是基本上能代表很多人的意见,如果要以标题来说的话,从以下内容可以做一点简单的陈述:

第一、日本侵略的野心

日本人的侵略,是有长足的历史的,即便是在二战后建立起来了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环境之下,日本的侵略野心也丝毫不少,只是由于当前国际社会依然是有国际法保护,所以不敢贸然有所表现。但是他们的这种野心在很多政治人物的公开发话中,依然能看到很多,不过现在要说,也基本上是打打嘴炮,很难实现。

然而从其历史来看,要让他们彻底放弃对外侵略,尤其是对华侵略的野心,是很难的,要知道早在明朝,甚至更早日本人就尝试要通过侵占朝鲜以及其他方式来占领中国的领土。如果从二战往前推到清末甲午战争时期,能看到他们对华侵略的路线只有一条,都是走朝鲜路线。

朝鲜半岛身居中国边境关键位置,成了日本登录中国的重要战略基地,但在明朝晚期丰臣秀吉对朝鲜的侵略失败与清朝晚期对朝鲜的侵略成功,这两种不同的结局大概是让日本人看到了侵略的好处,并错误地估算了自身实力,而似乎是要为明朝时代那次侵朝失败报仇,把中国的固有领土台湾给夺了去,以至于在台湾光复后的几十年的今天,依然有一大批日本人的拥趸在岛内大呼要亲日。

甚至有大批日本人在国际上一再声言说什么“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种赤裸裸的把台湾当成了殖民地的心态,今天依然没变,这个小岛已经光复了要 80 年了,就光从这一件事就能看出其侵略野心依然十分强烈,我们固然可以不去恨一个曾经伤害你的人,但那个人要是在伤害你之后,被法律惩处之后,依然整天想着伤害你,难道你就不该防着点么,凡事要把台湾和日本绑在一起的日本人,不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另外,从钓鱼岛问题也能看出他们的野心,不管是对韩国的岛屿,还是对俄罗斯的岛屿,日本与多国之间存在纠纷,并且都和这些国家有极大的历史仇怨,这种情况太多了,虽然日本在侵略战争中被打败,但有一群人,尤其是政治家,多数都对这种失败愤愤不平,我们也时常能看到他们会尝试去修改宪法中的某些条款,对外侵略野心尽显,其中最大的一条就是要为自己证明,尝试把自己变成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

拥有着这部分野心的日本,即便达不到令人憎恨的地步,也不应该成为受人赞美的对象,当然你也许会说他们的生活、处事习惯比较好,社会治安较好,但这影响到他们对外侵略的野心了吗?一个小小岛国,在没有建立起海陆空全方位的对外交流渠道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侵略,但是即便他们成功地打通了海陆空渠道,也得知道,侵略对中国历史来说才过去了多少年,也就是说,即便当今社会交通便捷,产业发达,但是我们依然无法抵挡某些日本人心中对领土的贪恋,和俄罗斯比起来,分明是不相上下。

第二、日本的历史认知

日本人对于二战的历史,是我见过所有国家之中最无耻的书写,即便是在被扔了两个核弹之后,人们依然对侵略持否定、怀疑态度,这不仅仅是二战时期把侵略美化为“圣战”、“大东亚战争”之类,更在于在历史教科书中对自己的定位。

除了教科书之中把自己侵略的行为弱化,间接否定南京大屠杀以及其他各类不计其数的大型屠杀惨案之外,更是容许右翼极端分子有出版书籍、拍电影的自由,从六七十年代以来,这种社会现状一直持续至今,在出版界,各种关于中国的要么造假要么半真半假的臆造的负面资料被广为出版发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日本人对历史的认识完全是扭曲和荒谬的,基于此,日本人对待中国就更不用说了,错误的历史书写让日本人对华完全没有一个战败者的样子,反而趾高气扬的,完全就不像是战败的样子。

更有一些所谓的市长、县长之流,经常在某些公共场合发表一些否定侵略历史的文字,一方面刻意隐去这段历史,当它没有发生,另一方面通过容许这些民间或者半官方的传声筒在各种正式、非正式的场合对军国主义时代战犯洗白,为参拜“靖国神社”的不管是前首相还是仅仅供奉礼物的时任首相进行话术上的虚与委蛇,引起了周边曾受过其侵略的国家、地区的极大愤怒不说,更是对历史本身的嘲弄与亵渎。

在对战争史方面,通过游说外国政府,比如韩国政府,让他们否认自己强征劳工的黑暗历史,而即便承认,也指出要让这些国家自己去赔偿,比如这两年来的韩国政府,同时对慰安妇的历史采取荒诞的态度,一方面在海外大肆美化这种制度,试图通过拆除海外的慰安妇雕像,隐晦这段历史,并且在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到日本进行司法诉讼的时候,往往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要么说历史已经过去,要么就是找些胡说八道的理由判大家败诉,要我说,如果人们不把这些案子、诉状递交到有管辖权的国际法庭,估计是永远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同时,由于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清算太不彻底,使得今时今日,人们都没有把 1945 年的战败当成是一种战争失败,而仅仅是所谓的战争终止,在日人眼中,自己仿佛受了天大的屈辱,只因没有实现其染指全中国的野心。

第三、分裂中国的领土

当然,说到侵略,如果非要以某种手段实现的话,无非就是挑起内斗,这内斗之一就是利用国内某些宗教、民族之间的冲突,如伊斯兰教和无神论者的冲突,回回和汉人的冲突拉拢某些具有独立建国思想的少数民族对中国领土进行分裂,这种事在侵华战争期间就没有少做,最著名就是日本人通过煽动西北以及部分东部地区的回民,帮助他们实现“建国独立”来达到瓦解抗战士气、分裂中国领土的目的。

当然这都是战争时期,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知道盘踞在中国领土上的五毒,除了内蒙、新疆、西藏、香港、台湾之外,还有满洲(某些东北满族的痴心妄想)独立,这些民族分裂势力在日本都有据点,并且还受到一些政治家的资助进行各种独立宣传,这其中尤其以满独为重,他们妄图在中国将东北所谓的前伪满洲国领土分裂出去,而很多日本人来中国旅游,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去东北,这不是巧合,哪怕是时间短暂只有数十年,但伪满毕竟受过日本的实际控制,所以很多日本人将满洲当成某种域外飞地,期盼着某一天满洲独立出去,然后归并到日本领土——这实际上也是某些所谓满族的邪念。

而长期容留藏独、疆独、台独、蒙独分子,这是不可洗白的,说什么人权、民主、自由,这种荒谬的遮掩实在是让人牙痒痒。所谓齿冷,不过就是如此。要知道大多数人都可能不太了解日本人在侵华战争时期曾经尝试扶持国内的伊斯兰教分裂势力,企图创造出一个“回教圈”的概念,给中国部分民族分裂势力带去了不切实际的期望,导致现在还有一部分人在到处嚷嚷。

就这种一方面和中国建交,经济背靠中国,另一方面又和分裂势力暗中往来的两面派国家,实在是让人无法用正常的眼光去看待,而这个国家又因为有侵略过中国的历史,其被打败之后反而对受侵略充满着防备和敌意,这可笑的意识形态实在是令人觉得背后发凉,不得不对这个国家产生不信任甚至憎恶。

第四、供奉战犯惹众怒

靖国神社供奉战犯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每年日本首相碍于政治影响不敢亲自去神社参拜,但总是要请人代为供奉自己的所谓礼品、供物,我不知道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对外侵略战争的战犯的,但最起码没有基本的认知。即便他们是本国人,对外战争大搞侵略屠杀,怎么想都不应该拥有这种受后世供奉的待遇,除非我们都是极端分子,否则在我们日常中都会有自己的是非判断。

要知道即便站稳了爱国立场,当国家发动非正义战争的时候,站到她的对立面才是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因此如果日本不能把战犯从所谓神社中移除,还大搞参拜、参观,这就是走在历史的倒退道路上,这是荒诞且反动的,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在对曾经受过其侵略的国家的赤裸裸的嘲讽。

第五、培养中国国内的拥趸

众所周知,中国有很多亲日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包括一些专家、学者、作家、律师等,他们为什么亲日?无非是收到了日本支付的宣传经费,要知道,日本政府每年都要花费大量金钱在中、韩等国,当然主要是一些与日本有一定的不合的国家,他们把这些钱用在收买某些具有影响力的人身上,通过邀请这些人访日,或者参加日本政府、官方、半官方举办的活动,推广日本,当日本需要为核污染地区的产品做推广对外销售的时候,他们就会被安排去日本参观,然后以整齐划一的文案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大肆宣传这些核废料食品,然而让他们自己来吃,他们肯定是不吃的。

这个现象在台湾尤其多见,比如民进党的对日态度。

日本人通过这种明的、暗的不断给中国人民洗脑,妄图讲日本塑造成一个伟大的国家,塑造成一个与世无争的形象,这无疑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当然也会招来怨恨。

第六、乱排放核污染水

2023 年不但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元年,也许更会是人类灭绝的一个起始点,因为日本要排放核污染水,还不是对内,是对外,把核污染水排向大海,这以后就不仅仅是要不要从日本进口辐射食品的问题了,而是我们未来每个人都不得不生存在核污染的阴云之下。

国际社会不管怎么劝说,日本人都听不进去,这个犟劲真的是世界唯一,包括日本的捕鲸,全世界都谴责,他们依然是我行我素,但捕鲸毕竟不在大局对人类造成危害,核污染水排向大海却是断子绝孙的买卖,不但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更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面对这种情况,难道我们要对日本人笑脸哈哈?

第七、公知精日胡说八道美化之后的现实反思

除了上述理由之外,随便找到一个人都能给出不止一个日本可恨的理由,像什么日本 731 部队和美国交易逃过法律制裁,日本人在社交媒体上对中国历史大放厥词,日本某些作家对中国领土抱有荒谬态度等等,这桩桩件件都值得大书特书,不过要真的写出本书来,估计又有很多人说会破坏中日友好,最大的敌人在我们的内部,这是不言自明的。

但我们需要明白,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即便它对你再怎么好,整天背后诋毁你,也不值得被尊重。

终焉回廊 第 3 章 犯罪及其本质

2024年6月30日 12:25

注意:本文较长,不适合于摸鱼观看。

前言

在探讨死刑应不应当废除的进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总会被谈论到,这就是关于犯罪的问题。在现代我们所讨论的话题中,不管是废除死刑的各种正面还是反面的立场,明显的,多数废除死刑的支持者都会站在犯罪人的角度——或者说更多的同情犯罪人的遭遇而对其犯罪行为产生一种理解,在此基础上,人们进而会认为,应该给予犯罪人们获得足够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关怀的机会。

然而这却忽略了作为犯罪主要受害者的权利,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很多人在探讨废除死刑的时候,是默认犯罪者都是政治犯、受政府迫害,以及更多的,是身不由己,受社会影响外加上一时的冲动等因素构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了既然犯罪人深受自身意志之外的因素的影响,他们也就容易被人塑造成为社会的受害者。

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认为作为审判者的司法机构对作为犯罪者的被审判者而言是强者对弱者,所以他们无意于去讨论为什么罪犯会被判处死刑,而只会把矛头指向死刑的所谓不道德、不人性的话题上——这是由于在一定的思想层面去看,往往自由主义者,或者一些极端一些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会认为国家以及政府本身的存在就是非正义的,甚至有人会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一个犯罪团伙——因为不管怎么说,国家的存在必然会多多少少对个人的自由起到部分的压制,不过由于这个观点过于极端,似乎很少有专业人士去认可,但是对国家在司法中的存在,死刑探讨中存在着极端强调私人权利而忽视集体的现象,在这个矛盾的现象面前,我认为我们非常有必要对死刑、犯罪等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探讨和研究,以供人们可以更好理解,为什么犯罪者应当为其犯罪行为承担对应的责任。

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犯罪,存在着刑罚,刑罚因犯罪而存在,犯罪却并不一定带来刑罚,国家机器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社会和人民的生活安定,生存环境和谐。犯罪的形式、犯罪的本质、犯罪人的心理、犯罪的价值等等,平常来说绝不是一个普通人会去尝试深入研究的话题,不过大家都对犯罪感兴趣,因为人在一生中,或多或少都有机会在有意无意中会有某种犯罪的欲望——当然不一定是大罪,更别说有些罪行甚至在人不知不觉之中就可能轻易构成,所以我们在死刑系列的文章中,除了对死刑的缘起和历史以及废除死刑的简单描述之外,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谈论犯罪。

我们谈论死刑的时候,必须要对死刑所针对的犯罪进行足够的了解。在整个逻辑体系中,需明确死刑是对犯罪的刑罚手段,了解犯罪的本质,清楚犯罪行为的危害性,这样才能对为什么要对犯罪行为施加死刑有深刻的认识。同时,在谈到死刑问题的时候,需要对死刑具体涉及的犯罪(目前主要的死刑犯罪原因是杀人以及贩毒行为,有的国家有异教判处死刑的行为)进行深入剖析,这一点往往是一些死刑废除论者不愿意多谈的,刻意对犯罪行为的危害性以及严重性轻描淡写以牵强附会,把重点放在罪犯的审判流程以及行为价值的辩护上,这是不合适的。

我们会从表面社会的角度去考虑死刑的存在的形式和价值,比如我们认为由司法机构审判实施的生命刑才是死刑,而其他方式则不是,但是当我们从现实社会和国家的政治角度而非从司法的角度去考虑的话,我们是否会认为由国家特殊部门所构建的组织,他们对威胁国家安全或者其他原因而需要被处理的人所实施的秘密处决也是死刑呢?比如当我们看到一些国家一方面自豪宣称自身废除了死刑,但又允许情报部门实施秘密处决——不论是 CIA 还是 MI6 这些都不为过,但这些实打实又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

死刑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人们普遍认可某种行为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必须要把实施这种行为的人采取某种对应的限制措施,然而却又不完全是如此,刑罚最早的诞生可能是基于上古时期人类社会中的同态复仇以及相关的活动——不过以我们的更加科学的看法来说,包括动物界,不同社会之中,必然有一种或者多种隐形的约束,这种约束基于动物存在的社会等级,实际上,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的公共道德,最初都会有一定的私心在内,人类早期社会,由于人类的生产力低下,所以选择群聚生活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样的社会,不存在某些私有财富——如果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套上去,显然具有一些局限性。

按照一些历史的观念,若我们认为一个早期的人类社会是母系氏族社会,那么这个社会中的重要的私有财富,就是一个女人的子女,但在社会早期阶段,像子女这样的人的实体,却又同时可能既具有社会的公共性,又具有以血缘为纽带的一种个人存在的私有性质,反过来,如果我们认为在人类社会晚期出现的父系社会是我们当代社会的重要起源,那么对一个社会而言,家庭中的妻子、子女以及人的服装都可能是人的私有财富。早期社会的物质并不如今天这样丰富,而人们更多的奋斗目标是要填饱肚子并生存下来,所以最重要的就是食物——子女、妻子、丈夫这样的概念体可能相对而言并不是那么重要,要知道人类从游猎生活过渡到定居生活,水稻和麦子等农作物的生产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是,就算是高产的水稻和麦子,从种植到完全成熟,也可能需要半年多,尤其是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古代社会的殉葬,有人说这是奴隶制的一种表现,实际上也不能不说是另一种可能的体现——在人类社会早期,人口繁殖如果过快,生产的物质无法满足大部分人的需要,肯定要想办法处理掉一些人,年纪大的、有病的都有可能以祭祀的理由被处决——这一切都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死刑的起源,但是,犯罪的概念,要比这个晚很多。

为此,有必要在犯罪问题上作一番分析探讨,针对目前国际社会以及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在死刑问题上发表的观点做一些回应,尤其是当我们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面对世界、面对未来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更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然而我在这篇文章中,也会有一个清醒的克制,我会去谈论犯罪的问题,但是不会花很多时间去探讨具体的犯罪行为,比如当我在说盗窃、抢劫等犯罪的时候,我不会把时间花在谈论某些具体的案例上。

什么是罪?

在我们谈论犯罪的问题时,我们首先要明白,犯罪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中,是由一种动词和名词结合的派生词,犯罪,如果翻译直白的语言,就是实施或者做某种罪行,当然这种意义包含着一种打破规矩的意思,但是最应该知道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先明白,什么是罪,或者说罪行?

概念与现实往往是会有很大的多样性变化的,某些词在我们的日常使用中,我们会习惯于把他们当成某种固定的俗称,比如犯罪,但是谈到罪本身,我们会发现,事实上在几乎百分之九十的场合,“罪”这个词都被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所独揽了,也就是说当我们说到罪的时候,首先就要面对宗教对这个词的解释,在中文环境下,我们常说犯罪,犯指的是一个人做出了某种行为,通常是坏的,比如说犯事、犯法、犯罪、犯天条等,但是犯通常和罪两字组成一个词,就是犯罪。在现代学术界,研究犯罪的人很多,但是研究罪是什么的人,就如满天星斗中的月亮一样,极少——至少我目前在众多犯罪学研究资料中,只见到了李山河著的《罪原理》一部著作,所以不管是我们打开网站,还是打开书籍,只要一提到罪,人们多半会想到那个惹人厌恶的基督教。

在英语的语境中,罪可以用多个词解释,比如 sin 或者 crime,准确来说,crime 既可以称为犯罪,也可以仅仅只是罪或者罪行,因为用更严格的说法,commit crime 更符合一种“犯罪”的解释,但是英语语境中对基督教的罪翻译为 sin 而把俗世社会的罪翻译为 crime,这样更好区分。在中文语境中,罪这个词就复杂多了,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多数人不会去专门研究,或者说如果中国是一个宗教国家,那么我们所谓的罪,极有可能更多指的是宗教中的罪而不仅仅是指的大众在生活中所接触到的犯罪行为。

比如,在基督教方面,人们认为所谓的罪行,就是偷吃了上帝的禁果导致人们认识到了自身的存在,因为人犯了偷吃禁果的罪,有了羞耻心,所以人就有了死作为一种惩罚,但是宗教的罪并不等同于现实社会的罪行,因为从现实角度看,不管怎么说,反而是不穿衣服的行为更有可能是一种罪,其实从基督教的逻辑角度看,上帝的操作是十分让人无语的,最根本的是,既然已经指出人偷吃禁果是罪,却又不对这种罪行施加修正手段,也不给予人改正的空间,比如既然人们知道了自己的行为是罪,作为创造者的上帝竟然不纠正,也就是没有从人的角度去抹除这种对身体的羞耻感,这种做法是令人不解的。

如果用上帝所指控的罪行来对现代人施加约束,我相信谁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可笑的行为,但是基于宗教方面的认知,我们也许不会觉得奇怪,但这反而是奇怪的,人类的祖先吃了禁果,犯下了罪行,这种罪行严重到必须人人生而背负之,才能平复上帝的怨恨,那么这种罪在当今社会却又不被人所重视,反而人对于自身的这种违背所谓上帝的行为越来越开放,这使得基督教对罪这个词的概念的垄断,就显得极其荒诞。

所以我们需要把目光集中到世俗社会中来,在我们的社会中,什么是罪?如果是看一些电视剧,比如古装剧,那些大臣一会儿跟皇帝说,自己罪该万死,真的被拖出去砍头的时候却又说自己是冤枉的,这里面的罪,很明显并不一定指的是国家法度之内的罪行,有的时候罪仅仅只是某些错误或者依照社会等级而存在的一种平民或者中下层人士对上层人士的冒犯。

罪的定义,有多种多样,在古代社会,当一个农民军领袖打算发动起义的时候,就会发布檄文历数前朝的罪,这在改朝换代时很常见,当然,我们有时候会把苦难,痛苦也说成是罪,比如我们会说受罪,用以形容某些时期人所遭受的不公待遇,罪这个字,在秦以前写作“辠”,《说文解字》说,因为秦代出现了秦始皇,这个中国第一位皇帝,所以以“辠”看上去像“皇”字,而用“罪”代替。罪的本义是捕鱼的网,自秦始皇时代改自,罪就成了表意为罪行的字。

不过,奇怪的是,虽然按照说文的解释,罪这个字是秦始皇时代被改过来的,但是秦代以前的周人的文献中,却多有用罪字而非“辠”的先例,比如在《尚书·商书·汤誓》中,有这样的说法:“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目前不可确认的是,到底是后世在出版这些书籍时,自动地用罪替换了辠字,还是这些书籍的原本就是写作罪,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证明尚书的这篇汤誓是在秦以后才出现的,否则必不至于弃辠字不用,而用一个捕鱼竹网来大量换写辠字,比较奇特的是,辠字的写法,往往出现在一些考古文献,比如金文、简牍之中,而同时期的文献中,比如尚书,其中反而多用罪字表达原本辠的含义,这样的话,尚书的伪造就又多了一条可怀疑之处,当然,如果只是后人自作主张(比如秦始皇焚书之后,再行出版古文献时使用了秦以后的罪字,那就没什么多说的了),这种文字出版的流变,也是值得研究。当然,人们可以辩解说,实际上在秦以前罪字用以形容辠所说的那些行为,已经是一种流行的现象,但也似乎无法解释为何像尚书这样的原本在秦始皇以前的出版的资料,会大量使用秦以后的文法。

当然,这不是我们探讨的重点,我们要知道的是,对于罪的几种合理的解释,有时候我们会说得罪人,这个罪字就不是某种规范性的破坏,在我们说这个词的时候,得罪之罪,就像是一种冒犯、惹人恼怒的意思。所以,实际上罪的含义有很多,但是光从字面角度,这些词的含义本来都是由辠字而来,而罪本身只是一种捕鱼工具,所以一些关于罪的真实含义,可能要从辠这个字里面去找。

我们同样以古文献为资料,可以看到,对于辠,和罪,说文解字有不同的意思,辠指犯罪(犯法也),罪则仅仅只有渔网(捕鱼竹网)的意思,段玉裁说“《经典》多出秦后,故皆作罪。”从这中间似乎能看出些变化,罪与非法行为本来没有任何联系,实际上只是一种狩猎工具,但是因为秦人避讳本指犯罪的辠字,因为看上去像是皇帝的皇字,所以把罪字作为了辠的替代字,而后人就都用罪字替代了,当然现在如果查字典,会发现我们把辠字归类为罪的异体字,这实际上不是十分精确,因为本身就是两个字,而非一个字写法不同。

不过要是真的说到罪的意思,我相信大众都有自己的判断,从我的角度看,罪实际上应该剔除宗教所蕴含的一些属性,因为我们谈论的本身是死刑的问题,这个问题一问到宗教,比如基督教,人家就会告诉你,除了上帝之外,人类无权对自己使用死刑,那么这个话题就没办法继续了,所以我们应当避开一切宗教意义的罪,包括佛教。实际上不止是罪这个词,就是法本身,也是多重含义的,因为从实际情况来看,要是以法字作为一种规范的代称,那么宗教中的法,本质上也可以用法字代称。

那么,说到底,罪指的无非就是我们大众所能理解的一些打破社会规范的行为,罪与犯罪有很大的迷惑性,比如当我说杀人的时候,你可能认为我在说犯罪,实际上也有可能说的是罪本身,但是当用到犯罪这个词的时候,比如杀人就不仅仅指的是某种罪行,而是指实施这种罪行。打破规则和打破规则的行为是两个意思,当然可以视为一种行为的两种阶段。比如当我作为一个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行为人实施某项犯罪行为时,我会说我在实施犯罪,但从语言的角度考虑,犯罪本身指的就是一种对罪行的实行,那么实施犯罪的实施二字,就可以免去,否则就显出了某种语病来了。

罪在这种层面来看,就只有一种意思,就是一种已经成为既定现实的刑事后果,举例来说,杀人这个词,既可以描述一种行为,也可以表述一种既定事实,所以杀人罪指的就是这种既定事实的行为,但是罪又有一种别的意思,这需要一种特定的场合,就是需要以刑法文本为基础,从刑法的规范角度来说,某某罪,就是指某人犯下了某种违反道德与法律的行为状况。

然而要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有些困难,所以我们不必将目光过多地放在这方面,从现实来看,我们知道基本上多数罪行的认定都是依据法律而来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大多数人基本上是难以知道什么时候,何种行为算是犯罪行为,这一切都涉及到伦理与这些方面的多重思考,最根本的问题是,多数人都知道法律是什么,但也是多数人都不知道法律条文具体写了点什么,人人都知道国家有法律,但并不是人人都回去尝试阅读和熟悉法律的,所以对于罪是什么,恐怕也和其他概念性问题一样,会拥有多种多样的答案。

什么是犯罪?

犯罪这个社会现象在人类文明中是一个比较特异的存在。

这是人类社会独有的一种用来形容社会行为,个人、集体行为失范的一个概念。这种所谓的失范,在表现形式上往往具有强烈的侵犯、侵害性,比如剥夺他人的自由、生命、财产等。然而很多行为虽然具有上述侵害性质,却不一定会被认定为犯罪,究其本质,犯罪的界定在于成文的法律条文以及随之建立的司法审判系统。

在不论是动物社会还是人类社会,我们对于一些基本的伦理道德会设置一个共同的但不成文的底线,这就是一般的社会公共道德,比如在动物世界,一般一个族群中的成员都会对首领表达无限的尊重和敬意——在人类社会,思想丰饶的时代,人类社会的一般公共道德便是对其他人的尊重,以及遵守社会公共价值观——人们常说的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等等,这种对大众憎恶行为的约束,构成了整个社会不成文,也不成为法律的制度。在日常生活中,一旦有人打破这种约束,社会的道德观察者便会对其进行纠正,如简单的批评,或者进行罚款、劝诫教育等。

人类社会的法律,最开始也是如此,只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像杀人、伤人这种行为,如果不使用较为激烈的惩罚手段,人们很容易因为一些小事而进行进行一些后果严重的失范行为,且在人类共同价值观中,一些道德性的社会行为可能会因为族群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像生命、财产、子女等等却是人人都不愿意舍弃的,因此某些社会行为规范便从一种公共道德的范畴之中独立出来,逐渐形成了现如今的法律。换言之,法律本身就是社会道德约束的一种,区别在于这种约束的约束力与惩戒力度要比普通的失德行为严重得多。

在一个社会秩序良好的现代社会中,犯罪与刑罚的讨论是不会占据很大的公共舆论空间的。社会秩序良好,说明一个社会的犯罪率较低,而刑罚手段对惩治犯罪行为以及犯罪者也会采取较为温和方式,但以一般理性而论,不管是在一个高犯罪率的社会还是一个低犯罪率的社会之中,我们都无法不去对犯罪行为做出惩罚,因为这是维护一个社会稳定运行的最基础的手段之一。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可能看到一些与理论或者说常识相悖的社会制度与现象,比如在一些欧洲国家,因为外来移民之中有很多走上了犯罪道路的关系,一些轻罪,比如偷窃已经很少会有警察或者相关部门去管理了;而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又因为某种政治正确的关系,对一些黑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种的犯罪行为视而不见,以至于现在经常发生一些所谓的“零元购”现象,这在中国以及任何一个亚洲国家都是不可想的。

当然,犯罪与刑罚本身都是根据人类的意志所决定,尤其是对一个行为的犯罪与非犯罪的界定,除了人类整体的公共社会价值观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种外部因素干扰:一种是基于不同文化圈以及国家历史文化积淀而来的文化因素;一种是基于国际、国内政治影响下的政治性因素——比如外交官、美军驻海外部队等,在这些人身上产生的犯罪行为,因为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故而往往会走政治解决道路,虽然最后给一些罪犯的处罚很轻。

《左传》有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且不论真假,从古代的社会对于刑法的认知看,犯罪的根源看起来是从乱政而来,有的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把先秦时期的社会史定性为奴隶制时期,所以这个左传中所记载的“乱政”一词就被人解读为,是从奴隶主的角度,看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斗争的一种社会混乱的情况,当然事实如何,没人知道,因为这种看法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不是科学事实,所以我们不会轻易认可这种结论,事实上,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认为禹刑这样的不知道有无的刑法的制定,是为了从法律上制服造反或者起义的奴隶阶级,这显然是不具有参考意义的,事实上法律条文的价值并不大,如果是奴隶阶级到了要造反的程度,那么肯定不管用,如果只是某种所谓的斗争,比如争辩、批判,这些刑法也不能带来多大的用处,因为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看,这些刑法的制定必然是有利于奴隶主阶级,这反而会形成越来越逼仄的环境,对奴隶来说,并不是好事,事实上不管是桀、纣还是周王,他们自己的时代的覆灭,并不是由奴隶斗争引起的。

换句话说,在乱政之前没有法律,夏代也就罢了,商周都是如此,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商汤、周武王等对前朝的讨伐,基本上都是一种造反,他们肯定知道预防,所以非要等到乱政出现之后才制定刑法,显然是落后了,当然,从现实情况看,我们知道杀人也好,盗窃也好,肯定会有处罚,但这种处罚的依据是什么,我相信肯定不止于刑法,所以即便在没有出现文字的时代,处罚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真的认为在出现乱政之后,才有刑法规定那些行为需要处罚,这就很乱了,在禹刑出现以前,这个国家就相当于是一个动荡的世界——倒不如说,在那之前,存在着与原始的动物社会一样的,人类社会的某些基本的约定。

说文解字对“政”字,有这种解释:“政者,正也。”所以从我们的理解,可以认为所谓乱政,本质上,是对一种社会秩序的破坏,政并不必然是意指政权与政治,尤其是在社会早期,我们之前说过,其实从最根本的角度看,犯罪的存在,需要基于一定的社会发展。也就是在国家构成之前,犯罪严格来说并不会认为是犯罪,但是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所以人会聚在一起生活,在这个基础上,犯罪的根源,即是对最早的社会隐形以及公共的规范的破坏。

但是现在我们用以即使犯罪的角度很多,也就会衍生出不同的理论家对犯罪的不同解释。在这里我们可以稍微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对什么是犯罪的解释,并加以分析,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面的一些定义,实际上是落后于时代认知的,但历史上出现过的对犯罪的认识:

1、犯罪是出于不道德的动机而实施的不道德的行为,犯罪的本质就在于犯罪人为了实现个人自由而实施侵害他人自由的行为。

我们从现实看,历史的发展总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这不是历史的规律使然,而是人对于自身的物质需求不断提高的人类的欲望在不断前进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说对犯罪的认定是基于人类道德的因素,当然不可以说是不对,但这个对犯罪的定义中,出现了比较狭隘的观点,即认为犯罪人是为了实现个人自由而侵害他人自由的行为,就是犯罪。

这种行为乍一听是有道理,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遇到个人自由侵害他人自由的情况太多了,乱停车、乱穿马路、占道经营等种种社会中被认为是道德恶劣的行为,但是这些行为显然是够不上犯罪标准的,有的甚至连违法都说不上,顶多算是缺德,但是在逻辑上,犯罪是个人自由侵害他人自由的行为,与个人自由侵害他人自由的行为是犯罪,这两种概念就相当于是把一个等式两边内容互换,虽然在数学上,可以相等,在理论、概念中,却可能是不同的,所以这第一个概念认为犯罪人的个人自由侵害到他人自由的行为即是犯罪,是可以概括部分犯罪行为的,但不是全部,换句话说,即是犯罪当然是一种违法,但是违法却并不一定是犯罪,事实上大多数人在生活中并不能触及到犯罪行为,却一定会触及到违法。

比如大多数人都可能会遇到交通违法行为,乱停车、乱变道之类,这还算是一般的,就是大一点的违法,本身也并不必然会被认为是犯罪行为,比如中国当代史上有很多法律的制定并不合宪法,但是这些违法的立法行为本身却不是犯罪行为,所以产生的后果多半都是撤销或者终止,不过出于政治考虑,立法机关多半不会承认自己违宪立法,而会说某些法律法规与当时的时代发展不能适应,因此废止一些实质上属于违反宪法及其精神的法律和规定。

然而这个概念中提到的出于不道德的动机而实施的不道德行为,本质上给犯罪的定义做了一些约束,但犯罪本身却并不意味着以不道德的动机实施了不道德的行为,比如有时候有些犯罪行为会被认定是无意、非故意的行为,甚至比如像是过度防卫的行为,不能说这种行为不是犯罪,但是这种犯罪行为显然并不是出于不道德的动机,反而是出于一种合乎道德的动机——即在受到伤害时的自我防卫的动机。

所以这样看来,这个定义并不能完全诠释犯罪是什么,而只是在给犯罪的表现形式做部分的理论阐释。

2、犯罪就是违反人类不论在任何时期都应有的两种道德感情即诚实和怜悯的行为。

这个论断,明显是从哲学角度去考虑的,人类不论在任何时期都应有的两种道德感情,所谓的诚实和怜悯,显然只是部分哲学以及宗教人士对人类精神本质的畅想。事实上,这些道德情感,如果不是因为人类生活在群居社会,其可能性的存在是非常低的,换句话说,不可能有一种或者两种,在人类任何时期都应有的诚实和怜悯这样的道德,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类历史上的战争以及人类发展中的种种压迫和伤害都是不应存在的,也就是说,诚实和怜悯并非是出于人类的本性。

试想一下在现代社会文明之前,人类社会中满是奴役、压迫、战争、屠戮和侵略、叛乱等重要的可以改变人类社会进程的因素,这些都是基于人类的不诚实与没有怜悯的实际道德的存在而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譬如奴隶制,这本身就是因为人类社会的所谓怜悯,本身就是基于一种合乎宗教而非道德的经验,所以信仰宗教的人士会在自己对犯罪与罪的认识中,过多地提到道德与宗教情感、哲学思辨的部分概念。

相比于第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虽然可以说是对犯罪的一种解释,但如果把这种解释强加到犯罪本身,我们可以说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犯罪,我们踩死一只蚂蚁,这显然不怜悯,我们告诉孩子,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很好,这显然是不诚实,非但个人,就是国家本身也会在此定义下,成为狂傲、顽固的犯罪分子。可以说是打击面过大,甚至自己都未必能放过,但是又觉得不能切实描绘出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和残酷性。

3、犯罪是个人严重违背正义、理性和福利的行为。

其实正义这个词,该如何解释也是有一定困难的,在中国,经常有这种说法,说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同时又有人说,迟到的正义不算正义,所以这方面可以说是争论很大的,用在形容犯罪,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犯罪所涉及到的面很广,通常来说,只有法律认定的犯罪才算是犯罪,违背正义,怎么说呢,通常来看,国家尤其是专制国家,往往是喜欢违背正义的,你说他是国家主体,但是国家主体比如专制国家往往也有一个专制者,其奴役人民,想杀就杀,说他违背正义,显然是合适的,但是这个人的存在,其行为是否是犯罪,根本上也是由其本身说了算的,但显然这不是犯罪行为,而违背理性、福利,就更加抽象了,甚至完全可以认为是胡说八道。

这句话一看也明显是哲学家的论证,我们在中西哲学家的著作中,多少会看到人们大谈理性,但实际上理性只是属于一个人的少数时间的属性,从人的正常与非正常角度思考,其实大多数人在正常情况下都是处于一个中间状态,甚至是偏向非理性的,所以人在日常生活中处理问题,经常有非理性的因素,比如一个家长,可能因为孩子作业不及格而棍棒教育他,那么这该怎么说呢,是一律不允许棍棒教育还是当这个孩子一次不及格就可以棍棒教育,还是要等数次不及格才能棍棒教育,如果家长说的与我们认知的理性不合,难道我们就会认为这些父母都是犯了罪么?这恐怕也不然,另外我们也实在不清楚从犯罪行为中,可以看出什么违反福利的状况,这些内容因此说来都算是基于某些立场的思考,但这句话本身,我们也可以说成是一种非理性的思考行为所产生的后果,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这个想出这些犯罪定义的人,本身也是在犯罪呢?

4、犯罪是侵害社会规范的行为;任何人在其罪行没有得到证明之前,根据法律应被认为是无罪的。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犯罪行为是一种对社会规范的侵害,但是对社会规范的侵害不止一种,但是在用词上,对社会规范的违反,可以用多种形容,侵犯也是一种,违反也是一种,也可以说是不遵守,而侵犯一词,则更为严重,所以对社会规范的侵犯的含义,将会包含违法、犯罪以及其它一些可能影响社会舆论的行为,但是这种解释过于空泛,因为这并不能解释犯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对社会的侵害、侵犯行为构成了犯罪,有的只能算是违法行为。

在这个角度看,我们应该说,这里所谓的对社会规范的侵害行为,应该以极其严重、严重等词加以形容,因为往往只有最严重的破坏社会规范的行为才可能会涉及到犯罪,而即便是违法、往往也会有一些约束,但像是犯罪这样的行为,通常现在的共识就是必须要得到法律或者说司法的认证,也就是必须要有法庭审判判决某种行为确实是犯了罪,此种犯罪才是严格意义的犯罪。

任何人在罪行没有得到证明之前,也就是没有法院判决之前,是否应该认为无罪?这具有争议,但是以现代人道主义的司法角度看,应当如此理解,然而一个人的犯罪行为与认定其犯罪与否是先后进行的,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实施过犯罪行为,但因为司法的关系,他可能最终不会成为罪犯,从理论上来说,不应该说一个人未经司法审判就应认为是无罪,正义之处不是未经司法审判,而是对罪的认识,这里我认为这样解读或许更加合理,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在没有经过法律审判定罪之前,应该被认定为非罪犯,而不是无罪。

稍微思考一下即可明白,假设一个人杀了人,但是法院审判其无罪,我们只能说他将不再背负杀人罪名,而并不意味着他的杀人行为被抹杀而成了没有犯过杀人罪的人,因为司法的概念往往具有抽象性和学术性,无罪一词大众理解起来,就是某人没有做某些违法犯罪的事,如果因为法院裁决某人无罪,就可以否定某人曾经做过坏事,那法院的威力就太大了,涉嫌可以歪曲事实了。因而可以说司法并不是决定一个人有罪无罪,而是决定一个人是否要承担其所犯之罪的罪名以及其所犯之罪带来的刑罚。

5、犯罪是侵犯了根据社会契约形成的整个社会利益的行为。

首先是我们并不认为社会契约的理论是真实的,但是社会契约理论对当代社会的思想和文明发展起到了作用,然而一直把社会契约挂在嘴边的人们似乎很难回答社会契约是如何签订的,以及是谁和谁签订的,当然从这个话题中对犯罪的定义做一个思考,我们应该能发现其中的不合理性。

重要的不是社会契约,而是社会契约所包含的整个社会利益的行为,试想,一个生活在人类之外的物种,是不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如果大家有理智的话,应该都认为不是,那么如果当一个人类社会的人,打死了一只非人类社会生活的保护动物,他显然也是犯罪了,但这种罪行何以侵犯了整个社会利益?

我们换个简单的,假设苍蝇蚊子现在被列为国家保护昆虫或者动物,那么打死他们显然是犯罪行为,但是苍蝇蚊子依然是害虫,不会因为种群的多少而改变其性质,那么打死害虫是否侵犯了整个社会的利益?

其次,社会契约本不存在,其理论的形成是要为了更好解释国家的形成以及人类权利的合法性,是为了要给人权一个天然的合理性,而不仅仅是出于宗教的价值,因此,社会契约所构建的世界观,实际上并不是可靠的,并存在着巨大争议,如果用一个存在巨大争议的内容来定义犯罪,恐怕对司法界造成的影响会是极具破坏性的。

6、犯罪是在实际生活中触犯法律应受刑罚制裁的非法行为。

实际上这些片面的对犯罪行为的描述,并不是实质上的对犯罪的定义,犯罪当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触犯法律而应受刑罚制裁的非法行为,但是这种应受刑罚制裁的非法行为,有时候却未必是犯罪,有的时候严重违法也有可能招致刑罚,但这里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只谈到了实际生活中的行为,虚拟生活中的行为算不算犯罪呢?

比如当我们身处网络世界或者元宇宙之中,男性虚拟角色对女性虚拟角色实施性犯罪,这种犯罪由于并不是实际发生的犯罪,只是在虚拟现实中存在的虚构的角色之间的犯罪——应该怎么认证呢?有的国家认为是,有的则面临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可以认为在虚拟世界中性骚扰异性应当和现实中一样,那么为什么游戏中杀伐不算是犯罪行为呢?

实际上我们在虚拟世界中制定的规则,有大部分都是依据我们现实的社会,如果把现实法律搬到虚拟世界,那么虚拟世界将难以进入,因为一个虚拟世界肯定是需要网络的,如果只允许部分国家访问,那么这种虚拟世界也就不必讨论了,如果是世界性的虚拟世界,那么人们肯定会用自身所在世界的法律和文化去建设虚拟世界,那么对于犯罪的认定也就有不同的标准,但现在既然有这种可能性,就说明我们常说的犯罪将不再只适用于现实社会,对网络也将起到足够的约束力。

所以,认为犯罪是一种实际生活中的触犯法律且应受刑罚制裁的非法行为的说辞,更像是对犯罪定义的概念的补充,比如我们说犯罪是某某行为,是在实际生活中…… 时,其中的后半部分。

7、犯罪是违犯以中庸制定的法律, 处于两个极端的思想及行为。

我们不知道所谓中庸指的是什么,是说在一个事物中,有判断对与错之外的第三种办法的一种处事方式还是别的,不过从法律制定的角度来说,确实法律的制定是经过辩论和衡量的,必然是取得一个大众中多数认可的概念定义,你当然可以说这种办法是一种中庸手段,因为法律对人罪行的认定,必然要遵循一个适当的原则,即不应该偏袒,也不应该过于严苛,但是用中庸来形容法律,是很不适当的,这使得法律在大众面前变得很好说话,完全不像是不可侵犯的样子,容易造成误解,这个倒不是重点,重点是后者。

处于两个极端的思想及行为,这个如果把行为单独拎出来,可以认为犯罪是一种极端的行为,但是依据现代的法律思想,以及法治的发展要求,我们决然不可能把思想作为一种犯罪进行认可,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几个经典的历史现象。

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一个是《1984》中的老大哥,一个是东德时期的史塔西,事实上思想并不能作为犯罪的一种界定,否则我们就都会发现自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成立国家,是为了要保护个人以及集体的利益,在这个角度来说,国家对个人的保护应当是绝对的保护,个人组成各种团体和组织去保卫国家,根本上是因为要保护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无条件的牺牲,所以说国家的一切行动都是基于对大众的保护,而不是要控制和驱使大众,在这角度上看,思想作为一种无法衡量的东西,只能从言论和著作中去发现,而法律,主要是宪法本身就规定了人享有言论的自由,理论上说,不管多么极端的言论,本身并不是一种犯罪,有些言论可能会引发一些后果,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但是要判定这种言论需要为此负责的根本因素是,这种恶劣的后果已经造成,当人们都知道这些言论只是发泄情绪的时候,恐怕我们很难说这些言论以及其所透露出来的思想是有害的,因此也就不能把思想列入犯罪的界定。

8、犯罪是在没有抗辩理由或正当防卫权的情况下,有意识地违反刑法的作为和不作为。

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十分合理,按理说,即便有抗辩理由,有些行为也依然是犯罪,即便有防卫权,有些行为也属于犯罪,因为抗辩理由的有与无,正当防卫的界定都是一张纸的正反面,完全取决于嘴皮子,而不是实际上发生过什么,也就是说,这里面法官和律师的可操作性很强,从现实看,实际上任何犯罪人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都有自己的理由,这些理由作为犯罪人而言都显然是合理的理由,而正当防卫就更别说了,法律规定很严格,只有在正当遭受侵害时实施的反制行为才可能是正当防卫,这就可能造成受害者必须先受伤,才能反击的情况成为现实,这可能对正当防卫造成极大的恶劣影响。就是大众都不再相信正当防卫一说。

犯罪行为本身所触及的法律,不是一尘不变的,某一行为在今天被视为犯罪,明天就不是犯罪,比如某些国家在无力持续性打击毒品的状况下,决定将一些轻微的吸毒行为合法化,并建立机构帮助这些人“科学地”吸食。还有,某些行为在今天可能不触犯法律,明天就可能成为一种重罪——如捕杀某种野生动物。正因为法律有即时性、可变性的特点,对某些行为是否属于犯罪,往往会引起一些争议,特别是当进行审判的时候,而一般的杀人、抢劫等刑事犯罪,基本上又无需遵循这种规律——出于对个人人身安全的着想,侵害他人的行为被认定为犯罪,是有延续性的。

不过这里提供了一个观点,就是犯罪是一种有意识的,违反刑法的作为和不作为,当然了,这种理解是不错的,然而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即有些行为,是在无意识的条件下犯下的违反刑法的作为和不作为本身也会被认定为是犯罪行为,我们换句话说,并不意味着,有意识的,违反刑法的作为和不作为的行为就会被认定为是犯罪,这是因为当今社会流行的观点是,必须要经过法院最终裁定一个人犯了罪,这个人的这些行为才是犯罪,进而需要接受惩处,如果这成为我们司法的常识,那么我们就断然不能只用刑法的违反性来看待某些行为是否是犯罪。

要了解什么是犯罪,就必须要清楚:规范与衡量社会的最根本的东西是法律。然而法律也有特殊区分,法律具有分散性,在不同地区,法律的惩戒手段也不尽相同,对法律的失范,并不意味着就是犯罪,但犯罪一定是对法律的失范。刑法作为重要的对犯罪行为界定的法律,本身也是需要多重因素共同出现的,因此断然不能只从刑法的角度去考虑。

一个人是否犯罪,除了对当事人的行为必须“触犯刑事或者其他规定某项行为属于犯罪的法条”做出规定之外,还应该依据法院审判为最终依据,因为有时候,在没有足够证据情况下,一旦将某人判处无罪,哪怕之后找到了证据,也不一定能再将其定罪,也就是说,尽管某人从事了犯罪行为,尽管他有足够的证据被证明犯了罪,但是法院一旦做出无罪裁断,这个犯罪就可以被视为再法律层面不存在,也就是说,他就没有犯罪。

我们如果把目光放长远一些看,以今天的解释,实际上我们无法对历史上的犯罪进行全部囊括,这就意味着历史上的犯罪将会少很多,比如说古代没有刑法,似乎只有律法,那么该怎么说呢,故意违反刑法的行为,可以从刑法中找到某些章目,但是非故意的违反又何尝不是,如果认为非故意算是正当抗辩理由,那当然可以,不过现实往往是复杂的,虽然我们说往往一个人是否是犯罪,需要经过法庭审判,但现在一个国家显然不会只有一次裁判,往往一些案件会有上诉,且结果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变化,因此是否犯罪,取决于多重因素,而不单单是犯罪人的主观意识。

9、犯罪是对公共秩序侵害的行为,是给社会造成的痛苦大于快乐的邪恶行为。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犯罪具有全面性,也就是说,仅仅是对于公共秩序,就是非公共秩序,犯罪也是存在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理解公共,比如当十多人聚在一起算是公共的话,两个人比如夫妻两人在一起算不算公共呢,如果算的话,那么夫妻两人在一起亲热,大概也要算犯罪了,毕竟公共嘛,公开场合行不轨之事,岂不是非法?

但是概念的存在并不以此为唯一,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把夫妻两人的独处算是公共,那么就只能是私人的,或者半公共,因为抛开亲热,两人在一起也能造成伤害,但是如果其中一方伤害另一方,就算是公共侵害行为,那会不会给社会造成痛苦大于快乐,这还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是用痛苦、快乐这样的词来作为概念,在犯罪研究方面不多见,其次是,假设以杀人为例,夫妻二人其中一人杀害另一方,能造成的影响有限,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比如两个家庭,但是传播到社会上会造成什么影响?

以当今男女对立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能知道,这种事,不管是一方伤害另一方,都会给对立的性别群体带来巨大的快感,这并不是因为不同情受伤害者,而是站在自己性别的角度,可以以这种伤害事件为由创立起新的性别对立的话题,有一部分人肯定希望这种事多一些,越是发生这样的事,就越能证明其价值正确,也就会给部分人带来快乐——所以这是难以作为实际的衡量标准的。

除此之外,犯罪行为未必会给社会带来痛苦,比如为报仇而杀人的犯罪,如果一个人为了要报仇而杀了仇人,大众肯定会对其称赞有加,因为民间乐于见到这种朴素的报复情节,又比如最近一个中国人去日本尿滋靖国神社的事情,这种被日本人认为犯罪的行为,在中国就能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快乐,好像也说不上是邪恶,因此关于犯罪,在这个概念上,显然是与此道不合。

10、凡是从行为的有害倾向性观点出发,被认为是反对整个社会的违法行为,都是犯罪行为。

这几个话题的基本点,都不是说犯罪是什么,而是在谈什么是犯罪,这具有极大的区别,前者是在给犯罪下定义,后者是在把某些行为属于犯罪行为列出来罢了,凡是从行为的有害倾向性观点出发,被认为是反对整个社会的违法行为,这显然只是对部分行为的概括,因为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与之不相合的犯罪的例证。

一个罪犯何德何能能做到反对整个社会,一个人生活的地方往往对他的影响最大,一个反对整个社会的人,往往行为极端,但是很多时候,杀人以及其它一些犯罪具有随机性、随意性以及不可确定性,就是当一个人处于精神紧张的时候,也容易犯下一些罪行,比如被人用话语逼迫到极限,他可能随手拿起身边的东西犯下杀人罪行,这种何以称为反对整个社会?这貌似有些驴唇不对马嘴,所以目前来看,凡事用比较夸张的形容词汇来描述犯罪的,基本上都只是从犯罪的现象中获取到部分经验而已。

因此在这个定义中,我们能得出一部分犯罪的表象,而不是实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说被逼迫到不得不犯罪的行为就是对整个社会的反对,更何况多数行为都只是出于私人的报复动机,换句话说,当我们处在饥寒交迫的环境下,我们把一头野生大熊猫或东北虎宰了吃了,这算不算犯罪呢?明显是违法的,明显比起杀人,野生动物更具有价值(法律意义上,人肯定要比动物有价值,但是现实中,人们并不一定会这样想),何况还是国家级保护动物,但是基于紧急避险的原则,通常不会被追究责任,所以说,即便一个人有犯下反对整个社会的违法行为,也未必算得上是犯罪,因为人作为世间万物之首,哪怕种群再多,其价值也是最高的。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理论就没有意义了。

11、一切国家的法律,必须以人⺠的社会安宁为唯一目的。因此,凡是反对和破坏这种安宁的行为,都应当认为是犯罪行为。

我们在思考和分析任何问题时,即便是理工科的问题,也要记得,大部分说话绝对的论调,基本上都不具有合理性,像这个概念,本身具有不可操作性,即一切法律都要保护人民和社会的安宁,这实际上做不到,因为法律的制定是有时代性和人文发展属性的,法律的制定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守护人民的安宁,有时候正好相反,比如法律规定不能随地摆摊,这看上去是解决了一些社会环境的问题,却也断绝了一部分人获得经济发展的权利,法律实际上更多是妥协的结果,因为人与人的利益是不同的,所以帮助和保护了一部分人必然会导致另一部分人的精神以及物质权利受损,诸如死刑,固然通过抹除犯罪分子的存在,让社会恢复了一层安宁,但是谁能想到还会有一大批反对死刑者举牌子和大家做对,反而制造出了更大的不安定。

如果认为凡是反对和破坏这种安宁的行为,都应当认为是犯罪的话,那么中国大地上的,包括世界上的犯罪行为将延伸到每个人,因为谁也无法保证自己这辈子不会做出几件破坏社会安宁的事,比如闯红灯,当然闯红灯是违法了,用犯罪去形容却容易打击一大片,我们可以说就在我们写文章时,全国各地至少有千百人在闯红灯——反正这个数也没法证实,问题就是,难道要把这一千个人都关到监狱里吗?

可见,使用凡是、必须、一切等词汇,尤其是同时使用到这些词汇的概念,基本可以看出是一些从荒诞时代过来的人的反动意识形态的作祟,他们根本不会意识不到,时代在进步,人的思想也在进步,而自己的思想、理论在不知不觉中会慢慢变得反动,基于此,这种概念的存在,价值也渐渐损去。

12、从社会文化、信仰和观点看来,犯罪是无价值的、同所确定的整个社会秩序相抵触的行为。

犯罪的根本定义,应该是统一的,而不应该是从社会文化看、从信仰看,从观点看,犯罪并非是无价值的,也不必然是同所确定的整个社会秩序相抵触的行为,之所以说犯罪有价值,是因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只有当存在犯罪的时候,司法的意义才得以彰显,也就是说,司法、执法的一大重要目的,就是维护社会的安全,而犯罪是必然要破坏社会安定的,只是其范围有大小。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犯罪是无价值的行为,那么犯罪行为就不应该追究,因为犯罪并未造成损失,它的价值为空,对犯罪作定义也就没有意义,哪怕你说犯罪给社会带来了负面价值,为了填补或者遮盖这个负面价值,需要用司法去实践正面价值去和犯罪作对抗,你也是有道理的,但说犯罪无价值,就好比说对与无神论者而言,人的存在毫无意义一样,虽然客观上确实如此,但人就会从社会的意义方面出发,为人的存在寻找价值,而犯罪如果是无价值的,那么犯罪就应该不予追究,否则这话就很矛盾。

试想,在我们的社会中,任何一种犯罪行为都可能会引发大众对于社会以及人性的思考,这本身就是犯罪的价值,但是我想,很多人都避讳谈论这种特殊场景下的价值思考,因为犯罪显然会带来一定的损失,这种损失为代价换来一段时间内部分人的思考,可能起到的价值作用很小。犯罪,同时也并不必然与整个社会秩序相抵触,比如政治犯、思想犯。

13、犯罪是危害社会的侵犯人类基本权利的行为。因此,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殖⺠主义、经济剥削、侵略战争等均属于犯罪行为。

对犯罪行为作政治的界定,本质上是很荒诞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到究竟哪些行为可能会被认为是犯罪,举例来说,种族歧视,如果我们只是说种族歧视是一种犯罪,那么如何看出来什么算是种族歧视,如果说我们界定指出某一种族的人在某些方面不如另一种族是种族歧视,那么当事实确实如此时,我们为了政治正确而撒谎说人人都一样,那岂不是很荒谬?

所以简单看起来,这个概念的定义,显然是美式自由主义激进派的考虑,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殖民主义、经济剥削、侵略战争,这些都可以以概念覆盖到我们生活场景中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把这些行为定义为犯罪,恐怕得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否则我们也知道,现实中张口就来一个种族、性别歧视的指控,谁受得了。

而像殖民主义、经济剥削、侵略战争,其更具有随意性,文化殖民算不算殖民主义?经济剥削怎么算剥削,怎么算上正常的交易、贸易和价值交换?侵略战争怎么判断,文化侵略算不算侵略?

这些模糊的政治正确概念介入到犯罪的认定中,显然是可笑的。

14、社会中的各个集团有着不同的价值准则和利益,当人们的行为侵犯了社会上有权势的集团的价值准则和利益时,即被认为是犯罪; 即使按照法律并不构成犯罪,也可予以惩罚。

我们的这些关于犯罪的界定,都是收集于网络文章,所以可能有些内容是比较落后的,在这个概念中占有一定的特征,犯罪的界定在乎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在中国的话语中是人民的相关执法、司法机构,所以在现实中不存在侵犯了特定权势集团的利益和价值准则就算是犯罪,国家的概念不是这么玩的。

这句话很矛盾,一方面说侵犯了特权利益就算是犯罪,另一方面说,就算不是犯罪,也可以惩罚。这显然是在为权势集团张目,虽然看起来像是在说一个社会的现象,不过这倒是更像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从其文本的分析角度看,既然被法律认为不是犯罪,所谓的惩罚何从说起?法律之外的惩罚,不应该叫做惩罚,而应该叫做滥刑,或者私刑。

这种情况在一个法治社会必然是不允许出现的,当然,理论如此。

所以上述的概念,就纯粹是基于权势集团本身的概念界定,权势集团为了要把对自己不利的人群消灭,所以说,侵犯了权势集团的利益算是犯罪,而又说,就算法律不说你是犯罪,我也有权可以对你实施惩罚——这逻辑何其可笑?

15、社会是由许多有利益冲突的群体组成的。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利益冲突会导致社会紧张和对立,从而需要由法律加以解决。如果解决的办法对一方有偏袒,则未受偏袒的一方在难于接受的情况下,便会无视法律而依照自己的利益去行为,这种现象就有可能被认定为犯罪。

这个概念是有道理的,不过也不算是定义犯罪,而是指出何种行为算是犯罪,而且做了很长的说辞,我们知道一个概念越是繁冗,就越是没有可操作性,也就是概念的含义就越是狭隘,社会当然是由不同的利益冲突群体组成的,比如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利益和国民的利益必然存在冲突,但是法律并不必然解决这种冲突。

以杀人为例,多半就是利益或者权利的冲突,但是刑法并不负责解决这种冲突,刑法是规定社会中各种行为何为犯罪的根本法律,但是这种刑法并不能在冲突存在时加以解决,而仅仅只能处理冲突发生后所造成的后果。事实上任何法律都不会提供解决冲突的办法,而只是在冲突发生时,假装自己中立,以自己的判断,从各个角度尽量维护自己认为有权利者的权利,犯罪与否的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于法官和法庭,法律对界定是否犯罪,仅仅只是一种参考,就算是刑法也只是参考,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一种自由裁量的说法。

而且谁说了必然只有未受偏袒的一方会无视法律去犯罪呢?这是值得思考的,因为往往社会中也会存在很多不讲道理的人,难道这些受了偏袒的人,私下里无视法律而做出来的非法活动或者报复活动,就不能算是犯罪了么?

16、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了上述的观念,现在这个对于犯罪的界定,在很多犯罪学著作中被广泛引用,不过由于马克思的犯罪概念的定义,往往涉及到对于物质或者人类社会中种种概念的本质的定义,所以我们往往需要一些特别关注。

在谈论到统治两个词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是需要分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和社会主义的统治完全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以及其最大的权力拥有者,包括资本家们,而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会说是全体人民,就是宪法上也说了,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实际上在这两种不同角度,犯罪的理解也不同。

如果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是一个不变的概念,就显得很矛盾,并不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对于统治关系的理解不同,而是斗争两个字,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中具有一种刻板的印象,在长期的政治、思想概念定义中,对斗争都做了正面的评价。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犯罪具有政治属性,认为犯罪就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说斗争这个词,我认为是非常荒谬的,犯罪行为本身不具有任何属性,是因为存在了利益的冲突,法律的存在界定了犯罪,犯罪才具有了阶级属性,犯罪与犯罪行为之间必须建立明确的区分,犯罪行为之中确实存在政治斗争意义的行为——任何时候,只要一个政权在政治舞台上,并且它有自己政府制定的法律,这些行为就都是违法的,比如革命,但是并不是所有,应该说是绝大多数犯罪行为都是普通的社会性行为,不具有政治属性,更没有什么所谓的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的价值。

如果硬要说一个偷钱包的贼偷钱包是一种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那么似乎这个贼的偷钱包行为天然就具有了正义性,反倒是丢钱包的主成了斗争对象;再者强奸犯作案的时候知道自己成为了反对统治关系的正面形象吗——犯罪这个词本身并不具备任何属性,只是一种描述性的概念,但犯罪行为确实有其属性——偷拍一国军事秘密,这种带有明显政治意义的犯罪行为才是政治属性犯罪。

以偏概全式的混淆犯罪与犯罪行为之间的概念,不管怎么看都不具有合理性,硬是要给所有社会行为都套上政治斗争的内涵,显然是可笑的。同时也必须要明确,很多犯罪行为往往是具有随机性,临时性的,甚至是无意识性的犯罪,如果从政治角度来考虑,就必须把一些因为无意识状况下发生的犯罪行为归类为政治斗争,这显然更加荒诞,难道梦游杀人也算是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又比如捕猎国家级保护动物的问题,这些野生动物也是人类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么?更别说野生动物和人类的政治有什么关系,用马克思教条硬套犯罪的概念,显然是不合适的。另外我们要知道,很多人患有精神病(酒后)甚至无意识的状况下也能犯罪,这种犯罪也要被解释成一种所谓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吗?

在不同时代,人们会以不同的社会立场去对自己身处的社会中的所有的现象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是这种判断一般而言都具有偏向性,偏向于人们自己乐于见到的那一种状况。就犯罪本质的定义而言,不管是从法本身、社会、阶级各角度出发,都不能说得足够全面,因为整个社会不是简简单单的一颗透明水晶球,而是满带着各种杂质的玻璃珠子。站在工人运动勃兴的社会,看到资本家将参与运动的工人阶级囚禁、殴打并送上法庭的社会状况,你必然会得出关于犯罪与惩罚的政治性的认知,马克思当然是这样的。换个立场,法益侵害论、社会危害论等等,都是有自己的立场的。

在学术领域,人们应该深刻认识到,一家之言不可全信,马克思作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导师,固然有其理论正确性,但是其时代与当今社会已然不同,马克思主义需要与时俱进而不是教条化,这与时俱进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思考与批评,我们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是思想懒惰,把马克思拿来套在一切理论上,然后就说要用马克思来衡量一切,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杆,那么,后来的学者何必再去研究马克思之外的东西呢?

涉及到犯罪本质的话题,许多文章都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这段话拿来引用,有的人甚至歪曲其本意,将统治关系说成是社会关系,想要牵强附会到自己的观点,这也体现了这群人对马克思这尊神像的畏惧——有什么话,都要东拉西扯到马克思的话上去,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理论知识没怎么高深,胡说八道的水平倒是见长。

17、蔑视社会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

我们对犯罪这个概念做的比较荒诞的一种定义,就是给犯罪行为作了最这个字的定义,在一个社会中,盗窃是否是极端、贪腐是否是极端?为什么掏鸟蛋要关个十年,掏鸟蛋显然不是一种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但是掏鸟蛋还是要被关押,被认为是犯罪行为。

所以这种说法并不具有现实意义,恐怖分子够极端吧,但是在很多国家,只是做事激烈一些,当然是最极端、最明显的蔑视社会秩序,可不要忘了,很多社会中,国家是和宗教捆绑在一起的,宗教规定对于不信教的人要积极消灭,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宗教本身定义为一种犯罪?

18、法律意义上的犯罪是责任能力人于无违法阻却原因时,基于故意或过失,所为之侵害法益应受刑罚制裁的不法行为; 社会意义上的犯罪是一种社会偏差行为,它是与社会所公认的行为规范相冲突,并且侵害到社会公益,而为社会所否定并加制裁的反社会行为。

我们说过,定义越是繁冗,就越有漏洞,有很多犯罪行为虽然被认为是犯罪,却不会受到惩罚和制裁,比如一些轻罪,可能只会受到批评。这并不能说这些行为就不是犯罪,犯罪当然是侵害到了法益,一些非法的行为,也未必不侵犯法益,问题就是一个阈值,假设我们认为打人违法,那么如何界定打到何种程度就是犯罪了?

比如打人一巴掌可能违法,但是连续打人一万巴掌,把人脸打烂了,这就涉嫌到犯罪了,人们会认可量变能引发质变,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本身就是递进的,但是有些行为就算违法,哪怕做一万次,也不一定是犯罪,比如闯红灯,我有钱任性,就喜欢闯红的,也并不会因为我创了一万次红灯,就判定我是犯罪,但是这种行为也符合上述的法律意义的犯罪的定义,因为闯红灯显然也会受到制裁。只是把这个概念加了一个刑罚,人们可能会认为把人关起来才是刑罚,实际上现实中很多刑罚的执行方式是以缴纳罚款的形式出现的。何况一些罪行往往也会出现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况。

因此,对犯罪的定义应当是个人或者集体、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对某项法律条文的严重侵害行为,即违反某项法规条款的行为,通常这种行为的约束力在《刑法》之内,任何侵害《刑法》及有特殊作用、规定之外其他法律的行为都被称为是违法、违规、违章行为。在《刑法》之内的侵害,有人称之为“法益”侵害。

而从社会角度看,并不存在以社会意义上定义的一种犯罪,首先,犯罪是社会的产物。其次,犯罪是在社会出现问题的时候,必然会出现的,但却并不一定和社会的问题有直接关联。第三,在动物世界中,也有社会,也有道德感,但是动物世界中的行为都是自然的东西,而不附属于社会,当某个动物族群中出现暴力斗殴等事件的时候,这只能算是自然的反应,而不等同于人类社会中的犯罪,也不能说明动物族群社会出现了问题。

通常我们可能认为这种行为只是一种社会道德失范行为,人类社会的所有行为,都是依据法律的定义来认定是否违法、犯罪,任何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的越轨、失范,与法律条文中的犯罪、违法、违规、违章等等行为都是平行的。存在着某一法律条文认定在人类社会中某项越轨或失范的行为属于违法或犯罪,那么这个行为便与之产生了关联,可以认为是犯罪、违法行为;如果不存在对某些越轨、失范行为的关联性认定,也即可以认为此种行为仅仅只是一种异常的、违背社会共同价值观的行为——如插队行为,在社会行为中,插队肯定是一种越轨行为,但却并没有违背任何一条法律,又如婚外出轨行为,虽然是一种越轨行为,却并不是犯罪行为,而婚外再婚,则会被认定为是犯罪行为。

从概念上去分析犯罪的本质问题,很难得到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但是从现象上去分析,认为犯罪即打破某项法律条文的约束,或做出了符合某项法律条文认定为是犯罪的行为,即可认定某人犯了罪,也就是说,对某些特定法律条文的越轨,就是犯罪。我之前也说过,如果我们修改了法律,将强奸、杀人认定为非犯罪,那么在社会中强奸、杀人就不是犯罪行为,该行为人也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社会范围内就会产生各种混乱,因此这种行为一定会被法律条文认定为犯罪。但形如毒品犯罪,很多国家都已经实施了合法化、去罪化的政策,将一部分原本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划出了法条,那么现如今,吸毒贩毒就可能不是犯罪而是正常的生活与经商行为,这种行为如果从所谓法益侵害、社会危害性的方面去看,完全是符合的,但是恰恰不是犯罪行为——吸毒贩毒侵害了不吸毒贩毒者的利益,同时会给人类健康造成极大的隐患,然而一旦法律条文认定其并非犯罪,那么就算侵害法益,造成了社会危害,他都不属于犯罪。

换个角度,动物界之中,只有人类社会存在犯罪,并不是动物之间没有自相残杀、违背伦理的状况发生,而是这些行为在动物的演化进程中,构成了其生存的必要制约,同时,动物界没有进行语言的统一以及文明的演化,不存在法律条文,也就没有犯罪的说法,但因为动物之中有部分社会意识,在某些种群之内也会有道德价值观的存在,但其与人类社会价值观的差距巨大,故而不可拿来与人类社会的越轨行为做对比。

所有动物社会之中都不存在法律,一些较为成熟的动物社群之中也许有一些类似帮规的不成文的规矩,但这和人类这种文明生物所创造的法规条文相比,始终是小巫见大巫,在这一个常识面前,人类应该意识到,成熟的成文法是界定犯罪的根本。在一个多元社会中,民族和种族主义言论一旦说出口,就是犯罪,但是在一个一元或者封闭的社会中,不管怎么歧视外国人、歧视外种族,都不一定会被定罪,因为法律没有如此规定。

19、犯罪是一种违反了由社会中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所制定的刑事法律中所解释和表述的行为规则的行为。

犯罪,本质上是对一种法律的超限度违背,如根据法律的泛用性来说,违法相关的法律要比犯罪相关的法律更为普遍,所以违法是一种未超限也就是有限的违背法律,比如开车打手机,开车不系安全带、闯红灯、乱穿马路,这都属于是某一范围(交通)领域内的违法行为,只能使用交通安全相关法律进行处理,其惩处手段基本上都很轻;而犯罪相关的法律,比如《刑法》则是对每一种违反其法律条文的行为都具有适用性,不单单涉及到某一行业。

所谓社会中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所制定的刑事法律,其实并不十分准确,政治权力是必然的,经济却未必,比如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的权力机关,但是这个所谓的人民,并不意味着都是经济群体,从国家社会的性质而言,我们多数都是无产阶级,并不拥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但是我们拥有名义上的权力,所以说认为犯罪是违反了由人民制定的刑法的行为,是有道理,但并未说全面。

在现代刑法以及司法规范中,我们可以定义某些行为是犯罪行为,比如根据某些法律规定,但是最终归根到底,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是犯罪行为还是需要有法院的裁决,如果法院的裁决与刑法相悖,即最终认定杀人不犯罪,刑法也无可奈何,如果法院裁决一个人没有杀人,那么即便杀了人,这个人也没有杀人,也就是说,是不是犯罪,其实多数情况下,由法院说了算,而不是法律本身,我之前也有说过一些,法律本身是司法的一种参考和对社会的约束,而不是界定罪行的最终武器。

归根到底,必须要认识到,如果脱离了法律条文,即便一个行为如何违背社会价值观,也不属于犯罪,比如随地大小便、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当然,如果某个群体之中存在着约束该行为的私法,那可以另当别论,若非如此,任何犯罪行为的认定都无法离开法条——然而法条的作用却并不是铁板一块。

每个国家的法律条文都是有所区别的,《刑法》的作用一方面是确定了在这个国家以及人们所处社会之中的某些行为属于犯罪行为,另一方面是针对这种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提出惩处办法——注意,刑法的作用是针对已经或者未遂的犯罪行为进行认定和惩罚,因此《刑法》本身并不具备有预防犯罪的价值,其在社会中体现出来的威慑或者预防犯罪的能力,都是通过各种形式附加的。

犯罪行为本质上需要进行区分,虽然法条能在文字以及理论层面对犯罪行为进行认定,但是法条也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更改,有些罪行,随着时代的进步会成为非罪,比如投机倒把罪。犯罪的前提,必须是一个人或者组织的行为在客观上违背了社会共同遵守的道德观以及伦理底线,在此基础上,违反法条便是犯罪行为。

综上所属,刑法和其他法律条文并非完全是认定犯罪行为的根本,但是缺少法律是不可行的,因为司法,比如法院、检察院不可能在缺乏法律条文的情况下,自己对一些社会失范行为做是否犯罪的判断。

20、归根结底,犯罪是制定和执行刑法者用来称谓人类行为的一种命名。

犯罪是一种行为,不仅仅是命名,因为这种行为对人类社会具有一定的危害性,不可能仅仅用简单的命名去解释,所以这条理论就不值得一驳。

事实上不同的社会对于不同的犯罪有不同的界定,什么是犯罪,也在不同的人群之中有不同的认知,但是大众普遍会认为杀人、盗窃等行为是犯罪行为,而不同的国家对于是否掏鸟蛋是犯罪有不同的看法,同时刑法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说到,刑法以及其他的一些法律,对犯罪行为通常只是采取一种惩罚,刑法是量刑标准,依据这种量刑标准来界定是否犯罪,如果我们说杀人不合法,这话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说杀人合法,人们会认为我在胡说,但我们换个角度,我们说法律不禁止杀人,这个人们初看也许会认为也不对,可是从逻辑上详细深究,确实,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说,你先不允许杀人,不允许盗窃,然后才说杀人的,故意杀人怎么判,非故意杀人怎么判,而是一上来就说犯有某某行为的以某某罪论处,判处如何如何,我之前也分析过,这个意义上,法律之一规定了一种事后的处罚,这样说来,自然是无法根据法律的规定,强推说,法之意志的禁令效果,那么把犯罪只是说成一种被人为定义的命名,本身也就不具有价值,因为罪行是根据一个人的行为判断的,这种基于人行为对某种规定的破坏的判断,必然不能得出只是一种简单的命名的说法。

犯罪的本质

如我上面所言,马克思主义方面对犯罪和法的本质有自己的定义,在法的方面,马克思主义层面说,法是一种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在什么是犯罪的问题上,马克思在其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有这样的说法:

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同样也就是那些把法和法律看作是某种独立自在的一般意志的统治的幻想家才会把犯罪看成单纯是对法和法律的破坏。

在这个背景下,当我们谈到犯罪的本质的时候,人们就会尝试引用马克思的论断,指出犯罪的本质就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但是马克思给人的印象通常是谜语人,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人们从字面意义尝试去理解,会被一些理论家说,我们说的不对,比如马克思说的孤立的个人,我们认为是个人,是独立的个体,马克思理论家就会说,非也,不止于此,孤立的个人还能指某些群体、组织,但是孤立呢,是因为这些群体和组织相比于全体来说,都算是孤立的,但是用统治关系来解释,人们可能不会十分认可,所以理论家又说,这个统治关系,实际就是社会关系,这个斗争就是反对,或者说违犯某种规范。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人们就会说马克思的犯罪的定义,就是认为犯罪就是个体或者组织的反社会的极端行为。实际上从这个角度看也是有点道理,不过马克思毕竟还说到了幻想家们的说法,指出犯罪并不是随心所欲产生的,而是和法一样,与现行的统治产生于相同的条件下,所以犯罪才不仅仅是对法律的破坏,换句话说,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只有当人类社会出现统治关系的时候,人类的犯罪行为才真正意义上是可以说存在。

我们设想一下,在原始社会中,统治关系的形式是比较简单的,观察到人类社会与一些动物社会相似的是,大家都存在着部分的阶级意识,也就是在一个种群中,存在一个领头人物,在动物界,一个社群中最大的人物,往往就会被视为王或者领袖——这种地位使得它们相对于一般的动物,拥有更加优先的获取食物以及与异性交配的权力,这是基于动物的本能,换句话说时基于物种基因优秀者生存的基本现实,我们可能批判人类的优劣意识,但是没有谁会用政治去绑架生物去批判基因的本能,重要的是,这种种群中也有等级与阶层意识,人类出身于动物,自然也免不了本能中的一些动物本性,所以从古早社会看,人类文明在发展到可以出现一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明比如使用石器工具时,人类社会中存在的统治关系,就已经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犯罪的本质相对于我们能见到的犯罪的现象而言,更具有挑战性,是因为本质的概念是一种哲学的概念,另外这种哲学概念通常意味着需要用具有极具价值的概括性语言去描述一切犯罪的属性所代表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我们认为犯罪是一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那么犯罪的概念就必须缩小到一个极小的范畴,要知道在现代社会中,很多犯罪行为实在是难以看出一个孤立个人对统治关系的斗争来,所以马克思说,这种犯罪的本质不单单是对法律的违反,但是要是给一个概念加上两种性质,那么这个犯罪与否的概念就更加少了。

不过可以设想一下,一个犯罪被界定为犯罪,既要使其符合犯罪的本质,又要符合违法性,这是必然的,犯罪的本质属性并不仅仅适用于犯罪,而是犯罪适用于其本质,也就是说,实际上很多非犯罪行为也涉及到如马克思所言的孤立的个人对统治关系的斗争,比如罢工,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允许的,但在社会主义社会,罢工是不被允许的,罢工显然是对统治关系的一种斗争,因此在一些国家,罢工者的头目往往会受到刑事处罚。

在正常情况下,犯罪行为都是在发生以后才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犯罪,否则无法进行判断,在刑法以及相关概念中的中止,通常情况下,如果行为人没有供述曾经有过图谋,就无从知晓。而犯罪未遂也有一些情况,如果受害者没有受到损失,也并未察觉,甚至没有第三者知晓,这也无法将其定性

即便是真的发生了犯罪行为,只要没人知道,或者能想办法不让人知道,犯罪本身也就和不存在一样,就是说,不为犯罪者以外的人知道的犯罪,能否算犯罪,也不好说,要给这个行为做个定义很简单,但是不为外人察觉的犯罪,既然不为外人察觉,又如何知道它是犯罪呢?比如制造一个看上去像意外死亡的谋杀案,只要计划并且实施完美,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的时候,这种只有犯罪人知道自己犯了罪的犯罪行为。我们相信,世界上大多数犯罪都是可知的,因为不可知的犯罪要比大多数多太多了,这也促成了暗网、深网这样的游离于法律边缘的网络的成长。

野生动物伤害或者杀人并不算犯罪,因为动物以及野生动物显然不可能作为犯罪主体,但是国家整体和政府部门作为相关责任主体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赔偿,换句话来说,这里政府部门成为了野生动物伤人的代理责任人,政府部门本身就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政府部门涉嫌过失、渎职犯罪就不能用所谓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这样简单化的概念。

同时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发动战争,一旦战败,会成为战败国,相关人员会被送上法庭构成战争罪,我们固然可以说犯罪是对统治关系的斗争,但是两个国家之间如何构成统治关系?这种战争犯所侵犯的统治关系又指的是什么?

马克思关于统治关系的理论默认统治阶级是不会犯罪的,因为犯罪是个人对统治关系的斗争,这种统治关系就是统治阶级所订立和衍生出来的,那么统治阶级本身就不能作为犯罪主体,只能成为被犯罪的对象,这就很荒谬了。

在一个黑社会体系中,假设其体积庞大,拥有数不清的成员,构成了以等级区分的阶级统治,黑老大定下规矩,说该黑社会成员不得与非该黑社会成员通婚。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由统治阶级定下的规矩,被独立的个人打破,那么是否可以认定为是犯罪?

所以在这里面,法律本身的存在就显得异常重要,马克思认为犯罪不单单是对法和法律的破坏,更是一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但是,没有法律给犯罪行为作价值定性,即便犯下滔天的和统治关系斗争的行为,也不是犯罪。问题就是,现代司法理论以及发展路径,给犯罪下了更多的特殊定义,即我们一贯强调的,法院的最终裁决。

一个人杀人之后,如果法院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判处其无罪,并且最终上诉都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人就算杀了再多人,也不能算是犯罪——司法上是如此,然而社会却一定会认为这种行为是犯罪,换句话说,从马克思的概念延伸出的是两种界定,在上述的一些文字中,我们也知道,可以分为司法的和社会的。

成文法本身是文明社会的产物,这就决定了法律固然可以约束并指导文明社会的文明人的社会行为,但是对尚处于野蛮社会的野蛮人,没有任何约束力,强制将法律套用到野蛮社会,可能会引起族群冲突,甚至大量伤亡,法律的性质,决定了其本质,野蛮社会有自己的法律,但不应将其称为法律,是不成文的规矩,这种规矩也无非是两种,一是处于整个族群社会的共同利益构建所需要,二是族群首领利用权力构造的对自己有利的条件。

在中国的理论界一个免不了的现象就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比如有人在分析马克思的犯罪说时指出:

作为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的犯罪,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阶级对抗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和另一个阶级的整个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战争是有区别的。这后者不是违法和犯罪的范畴,而是一个国家打倒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战胜另一个民族、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问题,只有当胜利的一方把失败的一方战斗成员俘获以后,按照胜利的一方所规定的刑事法律来判处失败的一方中某个成员是战犯或暴动的罪犯时,被定为战犯或暴动者的个人才是犯罪的问题。

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革命,即以某种思想或者理念、许愿集合起一些对当前国家、政府不满的人群起来并合力推翻当时政权的行为就是一种非犯罪的范畴,也并不违法,但是这个很矛盾,即胜利者站在革命胜利的角度制定的法律只对其所推翻的前代统治者有效,而革命者胜利后如果有别的革命者要革它们的命,这就不能说时犯罪,而是必须要等到自己被推翻后,后来的革命胜利者给他们定罪,这种理论上的循环概念,虽然理论上说的头头是道,但是现实中却必然不会以这种理论去解释自己的革命与他者的革命,因此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合理的。

但是有些人很精明,就把犯罪分为一般刑事犯罪和政治犯罪,说马克思的这种孤立个人对统治关系的斗争的犯罪认定,只是适用于刑事犯罪,对所谓革命、奴隶造反等活动就不适用于此种概念,这些理念的提出,就充分揭示了我之前说到的马克思谜语人的本质,马克思会在一个事物上,对一些问题做概念的定性,但是并不把这个问题说全面,因为马克思似乎知道社会是发展的,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法,所以只是给了个简单的孤立的个人对统治关系斗争的说法,然后后面的理论家就发挥自己所长去解释这个概念,这也是一个哲学弊端,然后自然就把马克思主义分成了各种不同的派别,国际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和中国的理论家对这些犯罪的理论性解释往往有区别。

这就导致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奉行以马克思概念定义的犯罪的本质的看法,但是我们很难说谁,也就是哪个理论家的解释具有绝对的可靠性,因为任何一种解释单独拿出来肯定都有道理,但是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维护某一阶级的,不管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但是社会中始终分布着至少两种对立,国家虽然是人民的国家,政府也是人民的政府,但是政府和国家的司法、行政等行为的对象,也是人民,如果从概念上说,就是人民制定了法律规范来约束人民自己的自由,这虽然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从逻辑上看,人民不会提出对自己不利的约束,国家有时却会,这就造成了名义上由人民权力约束的机构反过来造成了人民行动的限制,基于大多数人都不具有相当理性的思考的情况,我们可以认为,大多数人实际上并不可能自己给自己设定某种规范,说一旦越轨就要自罚三杯,所以当涉及到行政、司法行为的时候,国家和人民实际上是处在对立面,而从法的本质是对统治关系的斗争看,实际上我们也必须要面对这种情况,即孤立的个人,不管是多少人和全体人算起来都是少数而不能视为人民——马克思理论家经常这样说——比如一个人对比一百人与九十九人对比一百人,其价值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人民在司法体系中,即是统治阶级,被认为是国家的主人,并由宪法规定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但是人民本身又是被统治阶级,自己委托了国家以及其相关部门来对自己实施统治,所以这里的统治关系就很矛盾,我们不能说个人不是人民,而认为个人是属于人民这个集团概念的一部分,那么孤立的个人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人民反对人民自己的斗争,因为法律是由人民授权的国家机关确立的,这样也意味着法律就是人民自己制定的规范。

综上所属,犯罪的本质显然就不能以简单的马克思的谜语来解释,但目前为止,任何理论家都无法找到适当的解释。实际上马克思的解释确为最有意义和有道理,从另一个角度看,宗教国家有自己的法律,比如伊斯兰教有沙里亚法,要求大众按照伊斯兰教的规范生活,大众可能认为伊斯兰教不允许吃猪肉就是极限,实际上除了这些基于古兰经的规则之外,还有一些圣训以及伊斯兰教的部分教法权威会解释我们生活中的各种法律行为,比如伊斯兰教禁止大众欣赏流行音乐、舞蹈,禁止大众饮酒——如果你看到一个穆斯林,听流行音乐、喝酒,虽然他不吃猪肉,他也不是虔诚的宗教徒,也会被诅咒下地狱,但由于当前国际社会喝酒听歌太普遍,所以人们就假装自己很虔诚,把不吃猪肉当成社会底线,设想如果这种规矩称为法律,甚至刑法,那么犯罪的本质该怎么说呢。

在宗教环境下,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人都是穆斯林,那么即便这个国家不采用沙里亚法,大众也会默认采用沙里亚法作为私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犯罪本质界定就会带来一些矛盾,形式上看,虽然穆斯林阶层的领袖算是统治阶级,但是大多数穆斯林是遵守这种统治的,但按照沙里亚法的规定来界定,是否可以把对禁止饮酒、听流行乐曲的规范的违反当成是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如果是在私法环境下,这就不合理了,因为在这个情况下,私法并不是构成国家权力的统治者的统治关系的客体,但是在这个环境下,这些行为依然是严重的犯罪,也就是说,会带来严重的惩罚。

马克思对于社会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认为是基于一种公开的,社会的运行理念,就是认为社会中只有一种基于官方立场的犯罪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我们可以充分理解他以及关于他的理论的解释,但是除此之外,国家与国家之间往往不同,有的国家存在一定的法律之外的私法,宗教法之外,还有习惯法,所以真正要把犯罪本质说全是很难的。

后记

其实这文章还想多写一些关于犯罪的价值话题,不过涉及到犯罪的正面与反面的价值,人们多少可能会认为不太合理,但是犯罪确实对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只是我们大概会认为很多事情即便具有合理性,也不一定适宜公开承认,何况本系列的主要话题是死刑,而这一篇文章是第一个没有探讨部分死刑话题的文章,所以写很多不是很合适。

下次,我们将探讨刑罚对于犯罪的价值。

也谈谈学术之弊——驳云南大学张轲风教授的部分言论

2024年6月21日 22:20

如果读过我的文章,人们可能会知道我喜欢打打游戏,看看一些新媒体的文章,有时候会在知乎上逛逛,这不,偶尔在订阅号上看到一篇推文,文曰“张轲风:今日学术十弊”,打开这篇文章,确实是令我感到某种痛切,以及对当今学术风气的担忧,不过在张教授的文章里,我有些内容也是不敢轻易苟同,所以在这里,就当作是牢骚太盛,发几句谰言,权当是无聊取乐之用。

[...]

不要妄想从历史中寻找规律

2024年6月14日 22:28

如果研究历史,免不了接触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被称为历史科学的学问,同样也免不了要听到这样的话,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研究出历史发展的规律,之前我稍微谈到了历史规律的不可得属性,但我总觉得有些问题是说不清的,比如我时常也会想,为什么说,要从历史中寻出规律来,属于一种偏执的歪念。

唯物主义讲究物质的第一性,也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种种思考在内的意识,基本上都取决于物质世界的构成,所以在学术方面,唯物主义讲究客观、实事求是,在历史研究方面,这一点与我们对历史真相、历史发展的脉络等研究有不谋而合的重合,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了一种现实中,较为具有科学价值的历史研究手段。

但是,如果盲目沉迷其中,也难免会产生一种适得其反的过程,马克思最讲究的不是什么斗争,而是规律,是要从各种事物中找出或大或小的某种运行法则来,然后再从这些法则中寻出一些发展的新道路,意图以最快的方式达到自己所设想的理想世界——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但现实恐怕不会令人满意,实际上过去我们所知道的所谓的历史规律,大多数,甚至全部都是基于我们自身对于理论的过度自信而产生的错觉。

举个例子,以所谓的历史周期律来说,如果我们真的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不过就如黑格尔所言就是不断改朝换代而没有进步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从唯物史观看起来,这朝代一代代更替,谁都会说,必然有一个规律,否则何至于中国的历史上的朝代不像国外的一些帝王世系那样动辄数百年,而不仅仅是止步于二三百年,更有一种表面容易造成误解的是,每当一个朝代发展到一二百年的时候,这个时期就会出现一种衰落的现象,最终不断被各种权力集团瓜分剩余的存在价值,导致一个朝代不超过 300 年就消亡了。

近代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说要跳出历史周期,就要搞人民政权,但历史周期律本身就是半吊子无所事事的历史研究者胡说八道的产物,就不必设想了,纯粹去研究研究古代朝代兴亡的规律,能发现其中能够归结到人民二字头上的,基本上是少数,或许我们看到了明代、唐代这两个朝代末期一些农民起义、市民暴动的频发,就误以为把人民重视起来,就算是脱离了历史周期了,实际上在明代和唐代两个明显的被起义拖垮甚至推翻的朝代之外,不管是先秦三代,还是汉、魏晋、隋、宋、元、清以及部分分裂时期,基本上一个朝代的更替,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先秦三代虽然被广泛认可是奴隶制时代,但是这个时期的怪事是奴隶暴动的情况我们很难见到有记载,更别说这几个时代不是被奴隶起义所推翻,成汤与周文王,似乎都不是奴隶出身,也不是带领奴隶造反的领袖。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虽然说引起了众多的底层对秦代王朝统治的杯葛,但是真正到最后,还是项羽、刘邦两相争锋,两人都不是纯粹的农民,更别说是奴隶,而要知道,农民只要不是没有饭吃,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大的造反的意识,像秦末陈胜吴广、汉末黄巾,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把全部注意焦点都放到农民起义的问题上,甚至把朝代更迭的主因归于农民起义的功绩,就显得有些荒诞,实际上,像黄巢起义本身也没有走向成功,而像宋虽然有很多相关农民起义的说法,但宋代的灭亡是怎么回事,大众都一清二楚,真正历史上农民起义成功的,大概只有元末的红巾,但是像朱元璋这样真正从底层干起来的君主,坐了几代江山,性质也和其它朝代一无二致,也就是说,要说历史上真正成功的农民起义政权,只能以明代为特例。

明末李自成搞了 40 多天的大顺政权成功了吗,什么变化都还没来得及做,就被赶下台去,而张献忠之流,更是凶残无比,杀孽无数,农民起义是否具有天然的正义性?这恐怕也是胡扯了,为了实现正义而必须以先杀戮为主的农民起义,应该大力批判而不是因为其反抗了压迫政权就认为其具有了天然正义性质,如果这样看的话,历史上多数的农民起义都具有一定的水分,当然这种现象对一个朝代的分崩瓦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像满清就更加特殊了,入关以前起兵反抗老东家明代的中国,不时烧杀掳掠到境内来抢掠男女家畜,入关以后强推剃发易服,不听话就是一个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种政权的建立要托农民起义的福,被专家说成是伟大的历史事件,但奇怪的事,明清鼎革之际分明出现了两个矛盾的情况,那就是抗清的,被教科书说成是英雄,降清的,也被历史学家说成是英雄,如洪承畴之流还腆着脸享受起香火供奉来了,满清之后,其改朝换代方式也不如以往,虽然有各种起义,却并不是由农民组成,而是由所谓的革命家组成。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周期律,就颇为可笑,为什么一个朝代更替看上去有规律?说简单些,就是人性的问题,大多数人对权力其实没有什么愿望,所以当一个朝代建立的时候,刚开始肯定会安抚民心,放松社会管制政策,这必然导致国民得到自由的生产生活环境,也就没了其他的心思,古人说饱暖思淫欲,人在衣食足、仓廪实之后,就会有文化和精神方面的追求,这样商业和更加复杂的文化经济就会发展,这必然导致社会变革,道德经受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多多少少会出现问题,社会变革出现,就会导致人们对政治发展产生一些思考,改朝换代,即便没有市民暴动、农民造反,也会不知不觉地发生,问题就是像这种事,既然经常发生,为什么不能算是一种规律,其实很简单,就是这种看上去像是规律的东西,第一不是历史的规律,第二,很容易打破,只要政治清明、国家对民众的生活不过多干涉,实行有效改革,就很容易避免。但难就难在人对于权力的欲念是难以控制的,即便是政治清明,国家也需要一种制度,说实话,跳出历史周期律的说法,无非就是为无止境的改朝换代做一个制度变革的合理性解释。

但说到历史规律,这并不现实,因为历史的发展是有无数的方向的,并且历史一词囊括了人类过去的一切,所以历史这个词的概念很宽泛,哪怕我们把地里埋的文物都挖出来,哪怕是把所有历史文献都看一遍,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也不及历史事实的百万分之一,管窥蠡测,虽然可谓神器,但这是对我们熟悉的事物而言,如果对我们不熟悉的事物,我们反而会陷入虚构的泥潭,不可自拔。我们现在的所谓规律,有一多半都是从阅读文献和考古中总结出来的,试想,在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资料都不及全部历史信息的九牛之一毛的时候,我们能总结出关于历史发展方向的准确规律吗?如果有人说可以,那这个人除非是见证了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且事无巨细,否则就是在挑战大众的智商,换句话说,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能说中国的历史上有哪些朝代,但是要他们说出这些朝代都有哪些皇帝,都有哪些年号,大众都不可能说出很多来,一个普通人了解一个朝代,顶多把这个朝代的所有帝王年号都说出来,却不一定能把五千年来的都一口气吐出来,这样像古代文献造假也就无足为奇,比如某写古代文献把更早之前的帝王世系都记录地比较准确我们就会说这个文献和考古学记录的内容差不多,所以这个文献大概是真的一样,是值得商榷的,细想一下,如果仅仅因为把曾经的一些帝王的年号和名字记住了,是否就意味着同时可以记住他们说的那些话呢?

但历史何尝不是如此荒诞,我们从极少数中想要推理出极多数的发展规律,这不但可笑,也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态度,本质上反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低级反动,人们普遍可能认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影响的理论,所以如果真正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待历史,经济这个因素是免不了的,而这里我们往往会忽视经济,而一味把“起义”神圣化,但凡看到起义二字,就不自觉地伸出舌头来哈气,这不是正确的历史研究态度。

人类的历史是有相似性的,这并不是历史的规律,文明的规律,发展的规律,也并不是人类的发展具有某种隐形的指导和方向,而是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是基于相似、相同的基因发展而来的灵长类的生物,所以我们具有一种共同的动物的属性,同时由于我们具有高度的智慧,我们能根据我们的智慧决定自己要做什么,所以我们的历史会呈现出某些相似性,地球本身也是一个东西,地球上物质的产生是导致人类认识相似的重要根据,但是地球上的物质又有不同,你看有的地方长着苹果树,有的地方长着桃树,这两个地方的人就会不同,有地方长着小麦,有地方长着水稻,人的生活、生产方式又会不同,人类会发展农业,不是因为历史有什么规律,就是因为人需要更方便的生活,需要服从于自己居安思危的预防饥饿的现实需求。

如此等等,我们也许应该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国家、民族,越是没有历史,越是有历史;越是有历史,就越是没有历史。这或许不是一种规律,而是一种现实的本质。

人民,还是人民

2024年6月12日 21:56

大抵中国人,都是有一种心理,越是处在社会的底层,脑子里面就越是有一个皇帝梦。

不过,满清终究是亡了,所以这个皇帝梦变成了总裁梦,你看看这会儿来一个霸道总裁,那边又来一个霸道董事长,且不说这些人的年岁二三十是否合理,做梦就得了。

大众喜欢什么?当然都喜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矩,所以大众喜欢看皇帝纳妃子,清官打贪官,忠官骂骂皇帝,所以现在抖音火起来了,就出现了很多短剧,前些日子还大肆宣传了一波,什么霸道总裁收割外国人的话题,这些内容倏忽出现,不由得让我想到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文学艺术作品,到底是在为谁服务?

前些日子一些视频平台纷纷下架了一些所谓的炫富视频,有的人表示不理解,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传媒意义上,炫富的传播效应是广泛的,你看这几天霸占热门聊天话题的,就少不了王思聪那些风流韵事的炒作,但是像短视频这样的东西,说到底还是文艺作品,是对生活的演绎,既然如此,就离不开一个根本性的价值观问题。

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到底是为谁服务的?要知道,文艺创作越是离奇,越是能吸引大众的眼球,大众对此当然是喜闻乐见的,但是文艺作品的价值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吃饭一样,不管是满汉全席还是豆汁焦圈儿,能吃饱就是好的,但有人喜欢追求精致,所以人们说食不厌精,可惜的是,越是精细的食物,越有可能引起人的疾病,大众喜欢霸道总裁,当然咯,这可能只是一时的,但仅仅是一时之错,也可能造成整个社会付出惨痛代价,文艺作品的创作目的是什么,是要为人民服务的,是要推动社会进步的,不管有多大的能量,有一点是一点,而不是制造焦虑,放大矛盾。

不过说到底,清官、贪官与皇帝的纠纷总是构成古装剧的一条主线情节,不是前朝的权力斗争,就是后宫的宠位斗争,总是免不了从他人视角去曲解历史,而毫无可供人民中意的代入感。

1942 年 5 月 2 日,中国历史上诞生了一份重要的文件,现在我们都直接叫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我们不妨引用几句话来谈我们的话题:

第一

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可以看到我们早就已经认识到,大众之中存在的缺陷,正是因为有这部分缺陷的存在,我们的文艺创作中少不了如马三立所言“出洋相,出怪声,超刺激”的存在,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先进算法,我们对于这部分内容的喜好,越是看得多,越是能看到更多,可以说,研究出现代互联网大数据算法的人,绝对是个人才,但这种人才的存在,对于我们的社会是否具有积极的价值,还是有待商榷的,从现实看,我们在 80 多年前提出的问题,到现在非但没有得以缓解,反而越发严重。

文艺创作的最大问题不是出现几个无价值作品的事,而是当流量和经济利益为这些作品赋能之后,千篇一律,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使得人民被训练为更加矛盾的存在,一方面我们为自己的生活殚精竭虑,有的人可能尚可温饱,却每天都要担心霸道总裁该选择谁作一个中产夫人,实在是叫人头脑空空,无法说出个道道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一直强调要解放思想,这种解放思想,并不是说要胡乱发展思想,而是要把受盲目政治化的思想与教条化的思想转变为接受与时俱进的,进步的思想,但是进步这个东西,也并不意味着有样学样,比如西方人搞个大麻合法化,我们就也跟着搞,或者说西方搞个什么骄傲月,中国就必须要搞个同性恋合法化婚姻。

第二

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

像这种事,最近这两年的电视剧我们应该感受到了一些,在电视剧里,往往会出现这种画面,要么就是所谓的穷人生活精细,月入两三千,却能买得起数千、数万的奢侈品,住么也是住的不可言说,要么就是独栋别墅,要么就是四合院,要么就是百十平的房子,这些东西就算是租起来,月租万把来块,也不在话下,但这些人偏说自己收入两三千,奇载怪哉。

更有一些电视剧里,充分体现了什么叫做洗白,要知道现代社会的影视剧拍摄,多是有资本方面出钱投资的,想想看,这些人要想以电视剧也就是文艺作品的方式洗白自己的阶级立场,毫不费力,只需要花钱就好了,所以你看这些片子里面,富人、中产阶级、上流社会要么是郎才女貌,要么就是善良仁义,反倒是平民,个个都是奸懒馋滑坏,把无产阶级描绘成荒诞可笑的“流氓无产者”形象,实在是可耻。

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我们的话语中处处都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样的说法,但实际上两者的界限该到一定时刻必然是模糊的,所以人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尤其是影视剧这样的文艺作品,几乎很难再有纯粹的穷人形象,无产阶级不一定都是穷的,问题就是,即便是不穷的,也不像是有可以用无产阶级指代的一群人会出现在电视剧里。

不管是多么热播的影视剧,人们好谈论的,不是这家的公子、那家的千金如何过日子,就是谁家的皇帝、哪朝的君主如何治理天下,弄得个天下长河、处处升平景象,要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不同阶级之间是不同的,资本不断向我们以艺术化的手段展示自我阶级的生活景象,无非是要模糊掉人们对该阶级的斗争意识,这种意识形态的曲折,足以使他们在哪怕是风潮迭起时得以安身立命。

杂谈

还记得早些年我们非常喜欢一部反腐剧,叫做《人民的名义》,虽然片子叫这个名字,不过从电视剧所表现的内容看,无非就是现代版的代天巡狩、权力斗争罢了,冠以人民二字,让人误以为是多么进步的,结果不过是古代君臣权斗批了一层现代社会的外衣,当然人民喜欢看反腐剧,这是因为我们充分认识到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非但是反腐剧,包公戏也有大量的受众,我们的人民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对社会现实的这样一种期待,我们总是盼望着明君和清官,却不曾想过自己为自己的利益去努努力,而总是原意由外部的权力替自己发声和出头,那么表现在文艺作品上,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就越来越格式化。

回到现在流行的短剧,总裁遍地,什么三年之期,隐姓埋名,强势回归,就是一个字——爽,且不用说是什么奶头乐了,就是以一般的理论来看,大众都喜欢的东西,如先人所说,众好之,必察焉,归根结底是我们的影视剧实在是没有什么营养,就不说要推动社会的改变或者进步,就是让人产生一些思考,我们都找不到一部两部来。

如此看来,中国的文艺作品的未来,至少是影视文艺作品的未来,在一片资本的干预下,恐怕不会再出现什么能留下历史足迹的好东西了。

旧书杂谈

2024年6月3日 20:56

最近有一件事一直叫我耿耿于怀,那就是实体店和线上网店的矛盾,尤其是在书籍出版领域,要知道中国早期网购书籍的重要阵地,主要有大概三四家,一个是 99 书城,一个是当当网,一个是亚马逊,另一个是后来居上的,名字叫做京东,最近这些年随着在店电商的转型,99 书城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当当网也渐渐衰落,而亚马逊直接退出了(大概)中国市场,现在市面上比较大的书籍电商,大概就是京东莫属了。

选择京东,我想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但最大的两个理由,无非就是便宜和正版保障,在拼多多上面虽然也有很多书籍出售,但是鉴于拼多多的属性,我们很难说它那里的书籍都是正版的,故而每到年中大促、双十一等活动之际,都会爆出京东与书籍出版商之间的矛盾,根本原因是读者想要得到更多实惠,想要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正版的书籍,所以每次搞活动京东就会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很多书籍往往会打对折,甚至说是骨折,这样留给出版商的利润就很低,这些人不愿意了。其实最大的市场是读者市场,读书人有的是,问题是大家都太执着于新书、而不太愿意把眼光放到旧书和二手书方面。

不过这两年在经过新冠感染之后,大众的经济都不是很好,我想在读书这块,电子书和二手书、旧书的崛起应该是必然的了。虽然电子书很贵,但是一本电子书用来买一堆书,我们以普通的一个六英寸电子书计算,价格大约在 1000 元以内,这一千元,计算是能买 100 本书,也顶多是留下了一百本书的成本。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下载书籍的渠道,甚至可以自己制作书籍,用电子书来看,成本价不过是早期的稍贵一些。但是电子书并不是人人都喜欢的,主要是因为电子墨水屏技术对阅读的有影响,体现在响应的迟钝,所以我在这里其实更推荐二手和旧书。

二手书和旧书是有区别的,二手书不便宜,旧书便宜,二手书不一定旧,因为现在的二手书商回收过来的二手书基本都会消毒清理,然后消除一些使用痕迹,重新塑封包装,旧书则不然,一些陈年斑驳的堆放痕迹常见于旧书,二手书买不到三十年甚至更久以上的,旧书却可以,事实上,当你纠结于京东的便宜书不再有供货商愿意让利的时候,可以去看看旧书,说不定还有惊喜。

我买旧书只有两年,当然次数不多,总费用大约有三百多,旧书的价格有高有低,我醉心于历史研究,古代的旧书,很多有电子版本,就看电子版本,现代以及当代的旧书就另说了,因为这些书在某些平台上,比如孔夫子上,往往会有很低的价格,比如一元一本,甚至一毛一本,所以买很多书,也不会花费很多。

我这里有一本 1957 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还是竖版的,书籍虽然毛边了,但是依然保存得很好,出版至今已经有 67 年了,比我爸爸都要老,我还有一本文革以前,1964 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也有 60 年,一个甲子的历史了,书籍保存完好,里面还有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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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如果单纯是读电子书,大概是找不到这样的东西的,当然了,二手书其实一样,二手书如我所言和旧书的区别是,有一个中间商,在这里赚差价,这个中间商给出的价格,其实并不一定要比类似京东这样的一手书销售商低,但我想对于愿意读书者而言,万一京东坍塌了,也许还能找到一些得书的渠道。

事实上很多书籍的出版,都是为了供研究用的,所以大众不喜欢,像这种学术的旧书,就卖的便宜一些,这让我不禁想到自己研究的东西,其实也都是些边角料,更不值钱了,所以对我们而言,还是多读书为好,其实这两年来有了扫描版电子书的出现,ipad 的价值就开始显现出来了,使用电子版书籍进行批注和阅读,大概是不会感到心痛的,所以近些年来都开始流行电子化学习,电子化办公了,不过我想,像孔夫子这样的旧书店的存在,确实有非常大的价值和意义。

一篇小文,仅作为 6 月开篇。

开拓者的钟表把戏——历史和它的解释

2024年5月19日 14:32
摘要:历史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是最不能被忽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与西方以及任何一个其他地方的国家不同,为此,我们自从有文字以来,诞生了无数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保存着同一族群的中国人曾经自豪、骄傲、悲怆、凄凉种种记忆与怀念,然而历史应该是什么样的?历史究竟有何功用?历史的记录是否就是历史本身?这一系列问题一直以来都在困扰着沉醉于历史文本中的人们,因为历史文献的存在,虽然于我们而言如汗牛充栋,却也带来了极大的迷惘——何以历史纪录有真有假,何以正史不受人待见,何以野史明明荒诞可笑却人人乐之爱之?历史的文本留下了数不清的谜团,这里我们也许能稍稍用一点微薄的脑力去考量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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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牲

2024年4月22日 21:51
如果我死去,不要在棺内放鲜花、冥纸,放几本书吧。人都说读书无用,功名利禄,终不过是枯木朽枝,不要葬我以金银,让我坐拥书城,殉我以书林——作者遗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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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玩些什么?

2024年4月21日 20:26

最近这几天有几件大事发生,第一是原神首次流水双挂零(超抖音 0 小时)后又一大版本更新(4.6),第二是崩坏星穹铁道周年庆,即将到来的十连抽的星穹即将发放,第三是原本默默无闻的射击类手游尘白禁区开始全面转向 18+,禁止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游戏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乐趣,但是人不能沉湎其内,原神、崩坏星穹铁道包括后来的各种游戏,虽然具有极高的现象级乐子,但最大的问题,大概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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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并不类似于物理学家

2024年4月14日 21:13

在一些论述死刑的废除的话题中,我看到一些专家在谈论大众对死刑的看法的时候,会说,法律学者比如某些法官、法学家、律师等人对于死刑的意见往往和大众不一样,有人说这是因为法律专家会从逻辑的角度去思考死刑,从而拥有一种法律思维,而大众对于死刑的看法只是一种普通的大众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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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焉回廊 第 2 章 死刑及其历史 下篇

2024年4月14日 11:30

前言

这篇文章,是接续前两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都是些边角料,我主要想谈谈与死刑历史相关的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涉及到我们古代社会的慎刑思想、死刑的一些本质问题,世界死刑的废除思想历史,以及简单介绍一些国际组织等。由于我本人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所以只是就这些问题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

法与杀人的逻辑

2024年4月8日 21:14

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刘邦在和诸县父老豪杰谈话时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巿。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书·刑法志》中也如是记载,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且不说二者是否是抄的,如果这件事记载的是事实,那么我们可以说,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么一说就是刑法所展现出来的价值特征——一种对犯罪行为的事后处罚的参考标准。

[...]

历史存在吗?

2024年4月7日 21:45

在我之前的文字中,我曾经对历史做过一个非官方的私人定义,我说历史是一种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过去的一切事物的存在状态的连续集合体,不分物种。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大多数人所看到的历史,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人类自从拥有历史意识以来,对历史的一种叙述。这种叙述,在人类的认知中,也是历史,人类或者说大多数人所认知的历史,就是这部分历史,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历史,其中至少有一半都是这部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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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注定无果的努力——对清史修撰失败的一个总结

2024年4月4日 18:46

2023年11月份的时候,我听说一件大事,说由著名清史学家戴逸(已故)参与编撰《清史》,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审核没有通过,据说是因为不符合人民史观的要求——当然大多数都是猜测,但如果真的清史无法通过出版的审核,多半也会因为政治原因。

[...]

聊论新闻学之殁

2024年4月3日 22:38

我是一个文学学士,专业是新闻学,不过在我毕业之后,基本上从未从事过新闻学相关工作,如果非要算的话,大概就是我上一份在某个传媒公司里做的新媒体运营工作——为某些政府部门(主要是政协、妇联、体育局、精神卫生中心、610办公室——就是反邪教那个办公室)定制公众号信息,按时发布相关内容,有时候还要外出去采访一下,当然我只是做记录的,从我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老师就曾经告诉过我们,新闻学早已经饱和。

[...]

一个叫做历史学家的家伙会告诉你准确的答案吗?

2024年3月31日 13:28

前言

人类的历史,是一个自我发展与寻找根源的过程,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多少次想要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以及我们要到哪里去?然而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无论世界多么纷纭变化,无论时间流逝多少,人们始终都无法找到一个可靠的回答,人们转而也许会想去问问传统概念中的哲学家之外的一种可能性,比如历史学家。

世界上存在着一个职业叫做史学家,或者叫做历史学家、史家。

在中国,历史学家是一个很神秘的职业,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的历史学家的消息,多半是某些历史学家年龄大了之后飘然仙逝的新闻,除此之外,很多以历史为业的人,并不能承担历史学家这个严肃的却又伟大的名称,要知道在我们的国家中历史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却也是最容易被轻视的事,因为真正能经得住考验的严肃历史学家的作品很少,多数历史作品都应该叫做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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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伟大的,历史学也是如此。历史的存在是连续的,但是历史的书写并不如此,历史学家有很多任务,最重要的是把历史的连续性都组合在一起,我的偶像利奥波德·冯·兰克在《历史上的各个时代》一书序言中说:

历史学家应该区分各个时代中的大趋势并展示人类的伟大历史,因为历史正是这种种大趋势的总合。

对我们来说,历史学家的严肃性,是一种必须具备的东西,因为人作为一种理性生物,必须要明白真实的价值,人不是虚构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追根溯源,要往前去寻找我们发展至今的历史依据,因此一切的历史都是应该深刻铭记的内容,但多数人所理解的历史,又与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历史不是一回事。

大多数人对于历史的接受一般都是这样的:人们会从初中开始学习历史(一些地方从小学开始就要学,即便教科书没有,也会有语文教材以及一些课外发放的统一教本),然后简单的用三四十页或者数十页来学习一下中国各朝各代的历史,包括世界历史,然后再学一些简单的近代史、当代史,学到高中,文理分科,文科选历史(比如我)再多学一些,然后到大学,基本上都不再多学,我们看到过大学基本教材在大一、大二这个阶段会有大学语文,却不见有大学历史,所以大多数人的历史接受史都只是一个大概,很难说是有理解,甚至说入门都没有达到。

当然,多数人对历史还是有兴趣的,这大概是得益于我们数千年来对历史的重视,在我们的身上还有一定的传承,但我们所谓的感兴趣不是对历史真实以及历史本身的兴趣,而是我们要在历史中寻找到我们自身的一个映射,这也是为什么把一部《明史》和《明朝那些事儿》放在一起,多数人更愿意拿起后者的重要原因,我们现代人解读的历史,都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角度去看的,这就和历史学本身有了一定的差距,这导致了多数人其实不在乎历史是否真实,而更关心是否能从中找到符合自己切身利益的某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如果人们要想找历史学家来回答问题,那么他们能给你准确的答案吗?

一、历史是什么?

问题的提出

每一本历史教材中,只要写了序言,都会教我们一个问题,就是历史是什么。读了许多书的人,每次新翻开一本史书,多半会觉得厌烦了,历史是什么?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哲学角度来说,万事万物的本质,他们的表象与内在的概念都是值得思考的,因为世界上一切有概念、有理论定义的物质,都是基于人类的意识形态去赋予其价值的,对于理论概念就更是如此,简单来说历史是什么是需要人去定义,去赋予概念的,所以历史的理论概念具有哲学性。从政治角度来说,历史是一种重要的工具,任何一个政治家和统治阶级都需要以历史为自己正名,需要用自己和历史的他者作比较,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优越性,同时,历史本身也是一种由政治操纵的东西,因为历史的书写和历史学家都是具有一定政治倾向的。

所以在给历史下定义的问题上,往往会陷入各种说法不同的混沌状态。

我的看法

我相信不少人都是理智的人,现代人类的学术研究中,科学与人文之间有很多问题,却也是互相融汇的,人文学需要利用到技术手段,比如要用到归纳法,要学会运用计量方法去研究历史,但是在索卡尔事件发生之后,人文和科学之间的论战似乎一直都难以平息,这事实上让我们深刻意识到人文与科学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一种难以互相说服谁的价值观对撞,但是问题终究有解决方案,不管意识形态多么超前,不管是多么混乱的价值观,在政治面前,都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所以,让我尝试去回答这个古老的问题——历史是什么?

我曾经多次进行过思考,想要弄清楚历史是什么,我在过去和一些学者的认识差不多,虽然每个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多数都是一条线,人们会认为历史就是一种已经过去的东西,是一种时间的玩物,但我现在更倾向于将其描述为一种抽象的东西,我个人认为历史是一种存在,是一种已经过去的存在,用更加完备一些的话语表达出来——我充分理解部分历史学家的认知——我会认为:

历史,是一种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过去的一切事物的存在状态的连续集合体,不分物种。

详细地说,世界上万事万物只要随着时间产生变化,它就有历史,相对于现在和未来,历史具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历史是一种状态的连续集合体,因为从哲学角度来说,我们所处的现在,当下永远是一瞬间的事,甚至说完全不存在——因为没有固定的当下,只要时间在流淌。用极端一些的理论看,世界上完全不存在现在,而只有历史(过去)和未来,过去永远在成为更古老的过去,未来也永远未来。

之所以说是一种状态的连续集合体,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就是由一个个现在的片段构成的,但只要时间流逝,马上现在就成为了历史,历史是一种不断增加的,却固定的东西,这一个时间节点的历史与下一个时间节点的历史,也就是一种状态通过不间断的联集,构成了一整段历史。

第二,历史是一切事物的过去的存在状态的连续集合体,而不仅仅是人类,大多数人认为的历史,只是人类的历史,这可以认为是一种狭义的历史认知,从广阔的角度来说,宇宙的存在也是有历史的,宇宙的历史同样是一种随着时间流逝而成为过去的存在状态的连续集合体,但是宇宙的历史是可以观测到的,因为宇宙也是一个集合体,是其中所有行星、恒星以及各种星云等等物质的集合,这个集合的历史是由近及远的,一个物质如果待在原处,那么这个东西的存在永远只是现在,它的过去无法被观测,当然我们能说它的现在就是它的过去——然而理论上从宇宙最外圈向宇宙中心观测,只要时间允许,人类完全可以看到它诞生那一刻的状态。在这个角度来看,除了人类之外,一切的历史都是历史,不管是一个动物还是一个石子。

第三,人的历史是具有群体性的,物的历史不然。一个人的过去不叫历史,两个人的过去也不叫历史,但是一个阶级一个种群、民族的过去就是历史,在人类的价值观中,之所以着重介绍人类自己的历史,固然一方面是因为人类是人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类是群体动物,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主体,这同样是以群体为根本的。但从人类世界之外去看万事万物的历史,它们却既可以是群体性的,也可以是独立的,但是物质的历史相对于人类的历史来说要简单很多,这是因为物质的连续性存在,往往只有数种状态,人却是有意识的动物,这种意识会促使我们产生出各种状态,所以人类的历史复杂,其他物质的历史是简单的。

第四,历史是不以人物质为转移存在的。人们或许认为历史之所以是历史,就是因为人类的活动,因为人类的所研究的历史,无非就是人类与人类以外的历史,而人类的历史又是重中之重,所以一旦人不存在,历史就不存在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从广一点角度来说,历史在人类的学术世界中,是一种脱离于人类之外依然存在的东西,不管人类是否以自己的标准定义历史,宇宙是有过去的,星球是有过去的,行星恒星都会从生至死经历一切,只要存在着这种现象,历史就是存在的,是无法消灭的。因为时间,是不可逆且不断流失的,所以历史就是永远存在的东西。

历史与历史

我虽然给出了历史的定义,但是我想再简单陈述一下一个被广泛混用的现实,那就是历史与历史的区别。

历史既然是一种已经过去的存在,那么它就只能是一种曾经、既往的事,但我们对于这种曾经、既往的描述、记录,本身也可以或者说也被称为是历史,历史与历史的叙述都是历史,这是概念中存在的差异,当我们提及历史,或者历史学家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我们所提及的只是历史本身,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我们嘴里的历史,只是对某些历史记录的称呼。

因为历史本身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我们说以史为鉴的时候,这个历史肯定是人类历史,不包括万物历史,但是在我们谈到历史的时候,我们所研究的东西,无非就是文字,也就是古人留下来的文字记述,考古或者其他科学技术都是辅助,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其实就是文献流传史与考古的互相印证。

希罗多德把希波战争史一书标名历史,这种历史本身只是一种基于历史学家或者记录者角度的文字记录,这记录本身就具有某种倾向性,也不会记得全面,所以从文献中研究出来的历史,虽然也是历史,却也仅仅只是历史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历史研究是不能断的。

二、历史学家是什么

顾名思义,那些研究历史的人,大概可以叫做历史学家,但是我不这么认为,从现实的多角度来看,历史的研究者,完全可以是任何人,因为历史和所有文科学术一样,没有任何基础的入门门槛,不像物理学、化学乃至经济学一样需要在数学上有所造诣——计量史学除外,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说自己研究历史,包括我在内,只要一个人在一定时间节点内,重点关注过某些历史问题,说这个人研究历史,也不为过,然而这些人显然不是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是一群以研究历史为主业的人,并且能够撰写学术作品,比如专著、论文,当然,某些文化学者显然也有这样的特点,但文化学者不如历史学家,也不算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可以是文化学者,这是因为历史研究往往需要具备以下几个基本要素:

第一,理性、客观。

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把历史事实,以文字、影像等方式如实传述给后人,所以历史学家必须要是理性的、中立的、客观的,历史学家是人,当然有政治立场,但是历史研究不应当轻易将这种立场摆入,否则难免导致各种对历史现象的误读、对历史人物的偏袒,从而失去了历史求真的价值。

理性、客观是对一个历史学家的基本要求,如果一个人是非理性的,不客观的,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是为了为自己喜欢的历史人物或者某个时代说好话,这就不是在研究历史,反而是在糟蹋历史,在这个基础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允许存在官方的史学家,人们通常会认为成王败寇,它赢了他就可以书写乃至歪曲历史,这虽然是一种社会现象,却不应该成为潜规则,所以不管在什么时代,历史学家都不应该依附于某些团体或者政治家——不管是哪个主义社会。

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人,威廉·冯·洪堡在1821年4月12日于科学院做的口头报告《论历史学家的任务》开篇即说:

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描述发生过的事件。他对历史事件的描述越纯粹完整,他的工作就越完美。简单的描述是对他的工作最根本、最不可避免的要求,也是他能够完成的最高的要求。从这方面来看,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似乎只是解释和复述,因而他的工作不具备主动性和创造性。

接着又说:

在感官世界里只有一部分历史事件是可见的,其余的得靠历史学家去感觉、推论和推测。

现实中,在人类几乎所有学科中,最应该运用逻辑推理,理性批判的就是历史学,历史的研究与其他人文学科最大的不同是历史真的包罗万象,学理科的人都会学习历史,要学习物理的发展史,化学的发展史,生物的发展史等等,所以历史学需要运用逻辑推理,需要理性批判,去从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去伪求真,批判伪史,维护真史。

历史的目的是要求真,如何才能求真?

利奥波德·冯·兰克主张“如实直书”,在现代学术角度,这绝对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但是在历史学的基本要求中,如实直书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应有的固有属性,我们在说无神论的时候,通常会认为无神论本身就是依靠科学的理论,但是现实中,又有一种“科学无神论”的说法,那么在如实直书这一理论出现以后,人们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提出“科学历史学”的说法,本质上科学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科学需要科学家积极保持理性与客观,因为科学是研究物质本质的,不应该以人类的意识为指导甚至是依附,历史也是如此。

我们知道中国的历史有数千年,文献记录也数不胜数,但是这些文献记录中有多少是实事求是不受政治因素干扰而被记录下来的呢?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从这些文献中把真的东西拿出来,把假的东西拿出去,并仔细研究为什么会有假,这一定是需要客观和理性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反而会使得原本模糊的历史假象更加失真,违背了历史研究的目的,历史学家也不再是历史学家。

第二、耐心

历史学家是最需要耐心的,因为文献很多,以中国历史为例,哪怕只是一个不超过百年的朝代,其留下来的文献记录也足够一个人研究数十年的,更何况很多人还会研究很多通史,如果研究历史没有耐心,就更不用说有理性与客观了。

所以历史学是一个很不受欢迎的学科——研究历史需要长期坐冷板凳而不是像某些文化学者一样,动辄出现在电视、媒体上,所以历史研究者往往需要有一种固定的,且说得过去的谋生手段,比如出版作品,同时必须要对物质欲望降到一定程度,一方面是不需要,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的价值观必然是与社会前进方向有所差异,这是由于历史本身所包含的东西,越是研究,越是会深刻理解世界的真实价值,所以人的需求会随着忍耐度的提升而降到一个基本的框架内。

所谓耐心,不过是一种研究的态度,因为除了历史之外,人类的诸多学问都需要人用心去研究,而不是以利益为目的的研究,历史并不能让人发财,这也是人人都能参与的学问,而耐心是区分专业与业余最大的标准,一个没有耐心的人,是不能从历史中研究出什么来的,相反,他可以很快成名,但是对历史的严肃性是大打折扣,这也是很多文化学者之所以成名的一种有效的经验。

第三、分析、批判

罗新在《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一书中,也有一种阐述,称:

历史学家有三大美德:批判,怀疑,想象力。

批判是一种立场的表述,我之前说历史学主要是求真,历史学家需要以客观的、理性的立场去记述和研究历史,批判的用处就不应该用在对历史的书写方面,但历史中是需要批判的,这主要是因为历史研究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历史学中,史学的历史也是一门学问,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大多数人的研究都不是历史本身,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人无法以全面的角度去观察历史,只能从同样具有历史称号的人们对历史的记述文献中去寻找,整个过程,难免会遇到各种复杂的资料,比如人们可能会面对正史与野史的复杂矛盾问题,如果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会如何看到这种矛盾?

如果你采信了其中的一方,仅仅只是因为这些资料本身具有某种属性,比如说正史因为是官方或者半官方记载的历史,就一定是具有美化性质,或者说野史因为来自民间,记载的就是一定是毫无政治包袱的真实情况,那么你就彻彻底底上了当,你的研究就算号称客观、理性,本质上也不能说是具有价值的,归根结底,历史学的本质是求真,实事求是不但是政治要求,更是我们治学的最基本要求——我们在长期的经验中形成的历史观点,在面对需要研究的对象的时候,往往是不应该直接拿来用的,换句话说,传统、经验主义的东西是不靠谱的,所以历史学是不断进步的科学,使用的研究手段也是不断创新的。

历史学得批判,在于人对于历史研究法的认识,历史学家的责任是如实记述和描述他们的研究,而不是把自己都摸不着头脑的理论拿来哄骗读者,所以历史学家对于虚假的东西都应该要有批判的精神,不但要有,而且要勇于批判。在中国历史的文献中,很多人在撰写著作时常常不假思索把某些历史资料拿来使用,你说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做?

我之前也提到过,历史文献虽然是有假的,但是那些研究历史的人,需要假的历史来扩充自己的理论认知,比如当我要写一部中国纺织史的时候,我肯定会从《尚书》中去寻找一些相关资料,我会拿来引用,并说这段资料描写了上古时代的纺织实情,但我肯定不会去追究这段资料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伪造的,因为一旦被打假,那么我的这本著作就出不来了,最起码要把纺织史往后推几百年,这将严重打击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吃力不讨好。

但如果我这样做,我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历史学家,我会是一个文化学者,文化研究者,而非历史研究者。但是批判也不是随便批判的,批判需要基于基本的分析,这种分析本身就是对人的知识的一种考量,比如当我们分析一个历史记述是不是真实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从当事人的角度去看这些人为什么要记述这些资料,是否可能是受到某种压力记载的资料,同时我们也可能会从逻辑分析的角度去看,去研究这些资料的有或者没有会造成什么后果。

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就有辩伪的活动,很多人以为大概是因为顾颉刚等人出了古史辩之类的运动才让人对古代历史的真实性有所怀疑,哪怕不谈古代,就是近古,明清时期的学者也造就开始了古史辨伪运动,只是这种研究在一个整体社会以崇奉经典为主的环境下难以成为主流,所以不是专门研究者,基本不会关注,人们顶多知道从清代文字狱之后出现了一个乾嘉学术,所谓朴学。

第四、求知欲、好奇心

让一个历史学家甘于长时间扎在资料堆里的动力是什么?我想一定是好奇心和求知欲,人这种动物,虽然很聪明,但是大多数人要把这种聪明花费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之中,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人,往往都会为各种琐事烦恼,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其他的事情。

那些甘于把毕生精力放在历史领域的人,必然需要强大的兴趣,这种兴趣就是机遇求知欲和好奇心,人对于知识的渴望,基于人们对认识自我的需求,普罗大众或许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但是对于专业的人士,如果没有求知欲,人永远不能进步。

三、历史学家如何回答

历史学家看似只是研究历史,实际上要接触几乎所有的学科,比方说政治、经济、文学等等,只要是人类的学术,都有属于自己这个专业的学术起源和发展史,所以历史学是一个很复杂的学问,不过目前人类默认的主流历史学线索,是以国家的政治走向为根本的,也就是说,不管是通史还是断代史,本质上都是一部政治史,要了解文化史,得专门研究文化史的部分,所以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作品往往不像古代的史书那样浑厚,甚至不会分册,一个数百年的朝代历史,一本顶多五六百页的书就能装下了。

在这种书籍中,显然不会花多重笔墨去研究人类的起源奥秘,所以不管是多么伟大的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历史书,不管是通史还是断代史,往往都是极简的,一部通史,虽然要写数千年,却往往也不过是两三本书就够了,这导致这些书籍必须要从众多研究方向中寻找一部分,好的与坏的,只要符合时人的价值观,只要记述的内容是连续性的,那么这就算是一本历史作品。

历史资料的汗牛充栋,说明了要从中研究出真的东西来,一定是需要很多时间的,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交给人工智能去做,但历史学家还是需要去整理和辨识一切的,人之所以存在,从物质层面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但是人的意识告诉我们,人需要寻找一种价值,这价值就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传承,人的起源是什么,我们恐怕永远都找不到答案,因为越是古老的东西,越是模糊,也越是充满争议,即便是正确的回答,往往也不能让人满意,这就是历史的特质。

历史学家的存在价值是对历史进行真实的研究,历史是一种以真实为基础的有目的性的记录,点评和喟叹历史,这不是历史学家应该做的,而是政治家、社会学家们的职责,我们会吸取历史的教训,但是这历史教训,绝不该简单化为几段看似外人似的“太史公曰”。

所以,永远不要问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能带我们去到哪里,更要问问我们该如何创造历史,而非扭曲它。

终焉回廊 第 2 章 死刑及其历史 中篇

2024年3月24日 21:54

前言

杀人越货,这是千古以来永不绝迹的事情,有些人会认为,人类的复仇状态,会精确体现在一些国家的刑罚和刑法发展史进程中,但就我的看法来说,这只是一种十分模糊的措辞,人类对犯罪行为的惩罚,并不仅仅只是体现在一个国家的公共刑法方面。私人报复,本质上也从未断绝。古人在没有任何可信证据的情况下,对刑罚的起源有自己的认识,比如有人就觉得刑罚最早起源于兵事,早期人类社会的战争和冲突之中捕获的敌方首脑和士兵,会被拿去当做奴隶或者仆役,甚至被处死,但是要知道,在人类战争之前,人与人之间的私人报复,又需要怎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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