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写了这么多宗教的“好话”，这次也该写写一些批评的话了。毕竟，爱的其中一个要素是：

【哥林多前书 13:6】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如果一个人告诉你，他每天都在和上帝说话，你可能会觉得他信仰虔诚；但如果他说上帝每天都回他话呢？那他或许需要一点医疗协助¹。然而，宗教狂热者的问题有时远远超过精神疾病患者的问题，因为前者不自知，后者至少知道自己有心理问题，会去治疗。

我越来越意识到，那些打着“爱”的名号，却在人间布道“禁”的人，其实根本不爱这个世界。他们不过是在制造一个镜像：在那个镜像中，所有人都得和他们一样惧怕、一样闭眼、一样跪下。否则就要下地狱。

于是，他们用“爱”之名，把爱定义成“你必须按照我理解的方式存在”；用“自由”之口，把自由翻译成“你可以不信，但你不能说出来”；用“上帝”之威，干了不少一般人不会干的事——侵略他人灵魂、裁定道德高地、涂改节日的本义，最后还要你说“感谢主”。

看看，这就是一些人的“虔诚”？

有一年清明节，我看到朋友圈里一位自称“基督徒”的人发了一个动态，写着：“我们不要拜魔鬼。”理由是清明节是“鬼节”，而基督徒只信“复活与永生”。我没说什么，只是默默点开他之前发的“妇女节”那条状态，赫然写着：“这是女权鼓吹的日子，是邪恶的节日。上帝创造女人，是让她们顺服男人。” 并引用经文：

【以弗所书 5:22】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上帝真的只让女人顺服男人吗？为什么不提经文后面写的丈夫需要爱妻子呢？明明是双方互相的关系，却被解读为一种单向的服从。或者，只是觉得别人需要顺服自己，而别人不可以质疑自己。

【以弗所书 5:28】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很明显，婚内关系是一种“相互”的行为，是一种 “彼此顺服、彼此相爱”的表现。正如《彼得前书》所说：

【彼得前书 5:5】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顺服从来都不是一种单向的行为，而是双方互相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产生的。
然而，《以弗所书》这两段经文强调的也仅仅是婚内关系的“妻子”与“丈夫”角色，而不是“男人”和“女人”。在婚姻之外，根据《加拉太书》所说，不分人种、不分地位、不分性别等等，实际上也是平等的：

【加拉太书 3:28】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这种人，有一个共通的特征：永远站在圣经背后，永远躲在十字架下。他们不以爱作为判断尺度，而是试图片面摘抄经文来压迫他人，如同那法利赛人²。凡事不顺心——那是魔鬼作祟；别人不听话——那是信仰不纯；社会多样性增强——那是撒旦的伎俩。仿佛信仰不是为了理解世界，而是为了对抗世界。

他们传教，不是为了“福音”，而是为了“同化”；他们宣讲爱，却没有耐心听别人说完一句话；他们嘴里说的是“福音传万邦”，心里想的却是“地狱多塞点人”。

这种“狂热”，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权力欲望。不是用武力，而是用经文；不是监狱，而是良心。
他们只需要你在深夜时分，对自己的存在感到羞耻，然后说：“主啊，我错了。”

错在哪？错在你爱了不该爱的人？错在为女性争取了一点点话语权？错在愿意给死去的人扫墓？这些都不是罪。真正的罪，是他们把信仰变成一种道德投影仪，把人性的复杂简化成“该”与“不该”，然后强迫所有人进入他们自编自导的剧本里当群众演员。

更有趣的是，这种剧本往往一成不变。他们最怕的，不是“撒旦”，而是人类自己开始思考。他们最忌讳的，不是“异教”，而是你问一句：“为什么？”

为什么妇女节不能庆祝平等？为什么清明节成了魔鬼节？为什么口中的“神爱世人”，永远只是“神爱他们自己觉得对的人”？他们回答不了，因为这不是信仰，而是恐惧；这不是灵魂的归宿，而是控制欲的遮羞布。

要我说，所谓的“宗教狂热者”，本质上是一种偷懒的存在方式。他们不愿意思考复杂问题，于是索性相信所有复杂问题都有一个“属灵的”答案；他们不想面对自己生活的混乱，就去指责别人的生活“不洁净”；他们不敢直面死亡的空虚，于是把所有形式的纪念都打上“异教”的标签。

宗教不是问题，人才是。信仰也不是问题，是那些拿信仰当皮鞭的人，把它变成了问题。上帝沉默，不代表人类要失语；经文不变，也不代表解读不能有爱。

毕竟，信仰如果不能让人更自由，不能让世界更美好，那它根本不值得去信³。

注释

“受害者”是道德高地的天然居民，是悲剧舞台上的聚光灯，是内心“我比你惨”的终极投影。可一旦靠近了，才发现，“受害者”有时不仅是可怜，还有一身的刺。你以为你在给对方递上一杯热茶，结果却被扎得一手血。不是因为你不够温柔，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将所有温柔视作威胁。

他们裹着伤口走来，牙齿却早已磨得锋利。这是一些自称有精神疾病的患者的真实写照。
本以为你迎接的是一个需要拥抱的孩子，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把伤口当作武器的成年人。很多时候，所谓“需要理解”的人，比任何人都擅长误解。

互助小组、患者群聊，像一座冬眠动物的洞穴，里面聚着一群相互取暖、也互相扎人的刺猬。伸出手去，是想牵一把，但下一秒可能会用带血的针指着你，说：“你根本不懂我。”

当然不懂，毕竟没人能完全与他人共情、感同身受。他们的确遭遇过创伤，但他们也许并不想被真正“理解”——只想让你承认他们的伤口比其他人深，比其他人痛，比其他人纯粹，比其他人干净。他们不想疗愈，他们想胜诉。有的时候不是在寻求共情，而是在寻找一个不敢还嘴的观众。

可惜的是，有些人真信了。被“你不懂我”三连击倒后，还真去读心理书、看创伤研究，努力提高共情力。却没意识到，问题不一定是共情不够，而是他们根本不允许你共情。他们想要的不是桥梁，是壕沟；不是和解，是绝对的主场。任何不完美的倾听，都会被定义为“歪曲”；任何试图靠近的脚步，都会被解读成“冒犯”；任何你没说过的话，都会被他们“感受到”。

这时候或许会意识到：有些人或许不再是单纯的受害者，他们已经用“受害者”身份攻击他人，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施害者。

说到底，人类是一种很奇妙的动物。我们都知道痛苦，但我们希望自己的痛苦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复制的原罪——于是，如果你敢说“我能理解”，那便是对我苦难的亵渎。于是，“你根本不懂我的痛苦”成了一种刺猬式的自我防卫，同时也是一种暴力的反击。这不是为了保护，而是为了主权：我的创伤是我最后的领地，谁也别想越界。

不能责怪他们带刺，毕竟那是他们在世界上存活下来的唯一武器。但也需要承认，靠近他们的人，哪怕是真诚地想要理解，也很可能被误伤——更残酷的是，被刺的往往是那些同样伤痕累累的人。

我见过一些互助小组里的人，初来乍到时满心期待“终于有人能懂我了”，不出三天，就开始互相拉黑、互相举报，理由是“对方冒犯了我”。可以说这是一种集体性的移情崩解，也可以说是创伤中的自恋相互碰撞的火花——但更实际的解释是：两个都在燃烧的人，是无法互相取暖的。

他们需要的不是镜子，而是观众。观众可以静静地听他们倾诉，不提出异议，不补充观点，不讲道理，更不揭伤疤。而一旦你不小心成了镜子，反射出他们不愿面对的东西，恭喜你，你就成了新的加害者。共情太多，是虚伪；共情太少，是冷漠；理解太深，是操控；理解太浅，是愚蠢。总之，你有罪。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受害者的攻击性”已经成了一种被默许的语言游戏。在它的语法中，受害是最高通行证，无需任何修饰和解释；而试图理解，则是僭越，是入侵。更难受的是，这些语言规则不是发疯的结果，而是精密的、社交媒体时代训练出的自我保护机制。每一句“你曲解了我的意思”，背后都站着成百上千个点赞和转发的幽灵。

从社会文化背景来看，这类行为并不罕见。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高度情绪化的时代，很容易不再相信“理性争论”的可能性。你一旦表达观点，就等于在宣战；你一旦表示担忧，就等于否定别人。一个人曾经遭遇过痛苦，如今便拥有了道德赦免权。而一旦你试图辩解，说“我并没有那个意思”，他们就反手一击：“你在PUA我/你在曲解我。”

很少有人说：有些痛苦其实不值得尊重。不是每个创伤都构成了高尚的理由，也不是每个情绪都可以合法地伤人。

精神分析中，未被处理的创伤会以重复的形式再现，这是“强迫性重复”。只是如今它被包上了话术的新壳：创伤不是被承认然后疗愈，而是被神圣化并据为己有。甚至变成一种资源，一种可以调配人际关系的筹码。有人个人账号介绍说“我是985硕士”，也有人用说“我重度抑郁、家暴背景、边缘型人格”。你不对他们小心翼翼，就是“标签歧视”。

是的，这个世界确实不够温柔，但一些人用“敏感”要求全世界温柔以待，自己却不肯放下武器。我们开始将“善意”与“脆弱”混为一谈，却忘了：真正的脆弱，不是你不能碰我，而是我愿意放下壳。

有些时候，我确实觉得心理学让我们过于习惯于“理解”，而不再质疑。“他攻击你，是因为他在保护自己”——这是正确的解释，却不是所有的真相。真相还包括：他攻击你，是因为他知道你不会还手；他把你当垃圾桶，是因为他把自己当了受害者圣人。我们该面对的现实是：创伤从来不是“无辜”的，它也会繁殖新的“暴力”。

我并不是否定“受害者”的痛苦，因为我也是一个“受害者”。事实上，我自己就是长期陷在创伤回声里的那个。但我逐渐意识到，如果我总用刺来保护自己，最后我就只剩下一堆刺。没有人靠近我，不是因为我不值得被爱，而是因为我让人无法靠近。不是世界太冷漠，而是我先关闭了入口。

所以需要小心，别被“我只是个受害者”这句话迷惑，那有时不过是“我是个合法刺客”的遮羞布。你以为你在救人，实际上你被当成了可以随便练习攻击的沙包。这个世界需要同理心，但不是受虐倾向。

也许很多人包括我曾经也是刺猬，也想过用针扎那些走近你的人，因为太怕了。但终究应该明白：用刺保护自己，最终会让自己变成孤岛。而若真的曾被伤害，就该明白攻击是不会带来安全感的——攻击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相信世界就是危险的。久而久之，就再也无法相信善意。

当发现自己在刺别人之前，不妨先问问自己，是不是把“别人应该理解我”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而不是一个需要对方自愿给予的礼物。刺是活下来的工具，但不是活下去的方式。自己可以痛苦，但别把痛苦当成武器；自己可以防御，但别把防御当成正义。

人类关系最脆弱的部分，不在于恶意，而在于误解。而误解常常不是因为不够聪明，而是太怕被看见。于是宁愿把看见自己的人刺伤，也不愿让他们走近。这就是刺猬的悲剧：他们渴望温暖，却让靠近的人流血。但温暖不会凭空到来，它只能在彼此卸下盔甲的那一刻发生。真正的疗愈不是让世界小心翼翼地不碰自己，而是开始愿意少扎别人一点。

终究得学会脱壳，哪怕很慢，哪怕会痛。但如果总是用受害者的名义掩盖自己的控制欲和攻击性，那就不是在康复，而是在退化。更可怕的是，这种行为正在把别人也拖入那种自己曾经痛恨的、压抑、冷漠、无法理解的世界里。

自己有伤口，这是真的。但自己也有选择，这更重要。
愿我们都不再是那个把同类逼走的刺猬。

小时候常听大人说：“人要脸，树要皮。”那时候不懂，总觉得这话有点怪怪的，后来才明白，这不仅是一句老话，也是一道诅咒。

前阵子刷到一条别人分享的动态，父亲因为儿子年近三十还不结婚，觉得“丢脸”，威胁儿子要闹自杀。为儿子的终身大事操碎了心，操到去死，那真的叫爱吗？还是说，这爱，其实只是拿儿子当牌面，为了自己那点体面的幻影，甘愿献祭一切？

说到底，很多人这一生压根没活过。他们不过是披着自己的皮，演着别人的剧。

在这个“面子比命还重要”的社会，活成别人眼中的成功，比自己活得痛快更重要。买不起房，就没脸谈恋爱；工作不体面，就不敢回老家过年；你结婚了吗？你生孩子了吗？你家孩子上的是重点中学吗？你凭什么不一样？你凭什么不丢脸？

面子是中国式集体幻觉的最高统治者，既不是法律，也不是宗教，而是一种超越生死的社会控制机制。它不是自己脸上的皮肤，而是自己活在人群中的“社交肖像”。自己必须活得像样，像他们说的“样”。

可问题是，“像样”到底是谁定义的？

从前有皇帝穿新衣，百官百姓都跟着叫好。现在的“面子文化”，就像全国直播的那场皇帝新装，每个人都明知荒谬，但谁也不敢说破，因为一旦说破，那个叫破的人就成了“不合群”的“疯子”。

精神分析里有一个概念叫“镜像阶段”，婴儿第一次在镜子里认出自己，是因为他看到了外界反馈的那个“我”。换句话说，我们对自我的感知，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依赖他人的反应。但这个机制一旦被扭曲，人就容易陷入一种被镜像奴役的状态——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无法区分真实的自我与社会投影。

穿着得体、结婚生子、升职买房，不是因为真的喜欢这一切，而是因为“不这样做，会丢人”。

什么叫“丢人”？丢的是谁的人？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了，就为了守住那张脸。到头来，这张脸，也不过是社会在身上打的一层腊——一旦不再顺从，它就剥落得干干净净。

而这个“社会”的真实面貌，说白了不过是隔壁张阿姨、父亲的酒友、中学班主任，还有微信里那些三年没说过一句话的人。他们成了自己行为的“审判团”，而自己则成了他们的审美器官的奴隶。救像是在社交法庭里，被一群无关紧要的观众围观着，把人生演成了一出“合格的样板戏”。

于是，一些人临死前的一句话是：“我这辈子没给家里丢过人。”听起来仿佛很体面，但其实荒谬得让人想哭——不是“我过得快乐”，不是“我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而是“我没有出丑”。

没有出丑的人生，真的是有价值的人生吗？

我认识一个人，男同性恋，三十出头，每次回老家都要装作是个“正常人”。他在公司是管理层，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有喜欢的人，但他父母不知道。他说：“我活得很幸福，但他们如果知道我的真相，会觉得我是一种‘耻辱’。”

你看，“幸福”竟然也能变成一种罪。不是因为你做了错事，而是因为你没照剧本演。一旦偏离“正确轨道”，就会被当成“丢脸”的怪物。这种文化，不是温情脉脉的，而是冷酷至极的。

但最荒诞的不是这些父母、亲戚、熟人，而是人们自己。人们宁可压抑、伪装、崩溃，也不愿意摘下面具。因为不愿成为那个“出丑”的人，不愿成为那个“让别人失望”的人，不愿成为“丢人”的人。

把“面子”当作灵魂，却忘了，它只是社会在我们身上投射的一种“幻象光环”。

面子，不是错。但如果活着只是为了维护它，那么自己就是它的奴隶。

最终会发现，一生小心翼翼，怕被说闲话、怕让爸妈失望、怕亲戚嘲笑，结果呢？自己在哪儿？喜欢的东西还记得吗？真正想做的事做了吗？有没有一刻为自己而活过？还是只是在别人眼中“体面”地死去？

我曾在深夜里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人看着我，我还会这样活吗？”

会吗？

上次发表过一篇文章《科学是工具》，这次咱换个角度来阐释这件事，单独来讲讲科学与科学主义。

人类总喜欢崇拜点什么，这是我们灵魂深处最原始的残余欲望之一。在旧神陨落、天启沉默之后，科学这个穿着白大褂、手握仪器、号称“理性”的新神堂，被我们迫不及待地供上了神坛。但很遗憾，这位“新神”并不完美，它甚至不配被称为神。科学不是真理，它只是我们对真理的试探性摸索，是一堆概率与假设缝合出来的知识缝补品。

我们当然不该否认科学曾做出的卓越贡献，它让我们飞上了天、连上了网、把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单中踢出去。但别误会，这些成就和真理没有任何直接的血缘关系。别说是终极真理了，连“可靠解释”这顶帽子都戴得战战兢兢。今天说咖啡致癌，明天说抗氧化，后天又来一篇说“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凿证据”。科学话术中最性感的表达永远是：“需要进一步研究。”

科学最真实的一面，不在学术期刊的封面，而在撤稿声明里

在量子力学出现之前，经典力学号称万物之理；过去女性的心理问题常被误解为由“子宫”引起，许多症状被错误地归因于所谓的“子宫游走”，采用催眠、切除子宫等极端治疗手段，直到后来歇斯底里症的概念才被彻底废除；而等到了今天，连“性别”这种最古老的二元分类系统都在科学内部被肢解成光谱。那些自以为“可靠的”、“稳定的”、“公认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在某篇文献的补丁之下土崩瓦解。然而，大众却仍在用“科学认证”四个字为自己的无知撑腰，就像拿着过期的疫苗以为自己无敌于世。

科学最宝贵的，不是它能给你一个答案，而是它允许你不停地提问。问题在于，人们已经不太会提问了。许多人只会转发“美国研究表明”，只会引用“某大学实验发现”，只会在社交网络上刷一句：“这是科学定论。”抱歉，科学没有“定论”这种东西。科学唯一靠得住的“真理”，是它承认自己可能错。

科学真正接近真理的方式，恰恰是它永远都不敢自称为真理

你看牛顿的理论多好用吧？结果被爱因斯坦打脸。爱因斯坦自己也以为搞定了，结果量子力学给他一记耳光：“抱歉老哥，宇宙是随机的。”更讽刺的是，连量子物理的解释都有派系之争：哥本哈根学派说“观察决定实在”，认为实在性由观测定义，未被测量的量子态无确定属性；多世界解释说“宇宙在分裂”，认为实在性是客观的，所有可能性均存在于不同分支。这不是科学在接近真理，这是科学家在接近宗教的内战水平。不同的“证据导向”下，可以出现截然相反的科学结论，仿佛学术界也爱上了“我不同意你说的，但我誓死打死你”。

而当科学失去了“被质疑”的能力，它就不再是科学了，而是某种披着理性的迷信

看看那些年我们是怎么笑宗教的：“你们把信仰当真理，科学才是终极标准。”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把科学当成信仰，忘了它的初衷是怀疑而非确信。不信你试试看在某些论坛上说一句：“我怀疑XX疫苗在长期效应上的风险尚未被完全研究。”立刻就有“科学卫道士”来给你安上“反智”、“阴谋论”的帽子。不是说不能支持疫苗，而是不能连讨论的空间都不给。曾经的“批判精神”如今成了“某种正确”的工具。科学也有它的圣经、它的教皇、它的宗教裁判所。

北京日报、新华网曾刊登过一篇文章《科学是个好东西，唯科学论是个坏东西》。那什么是唯科学论？文中说的就是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Scientism）是指将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视为唯一有效的知识来源或真理标准的观点或态度。它是一种过度依赖科学来解释所有现象，并将科学视为解答一切问题的万能工具的思想倾向。除此之外可能会淡化或忽略一些人类经验中的核心元素，比如人的自由意志、道德判断和人生意义等。

科学主义通常还表现为对非科学领域（如哲学、伦理学、宗教等）的轻视或否定，认为它们缺乏客观性和可靠性。其倾向于把复杂的人类经验和社会现象（如情感、道德、社会关系）简化为可以用实验和数据验证的对象。例如，心理学、伦理学或历史学等学科可能被认为仅仅是“实验科学”的延伸，对哲学、艺术、宗教等领域的知识视而不见，认为这些领域的解释和方法无法提供“真实”的答案，甚至是无意义的。某些科学主义者会主张宗教信仰是无知的产物，而哲学问题（比如“存在的意义”）也是没有真正价值的。

在科学主义中，某些极端的生物决定论观点认为，生物所有的行为、情感甚至思想，都可以被基因、进化或神经活动所完全解释，而没有什么是“自由选择”或“个人意志”主导的。同样，科学主义也可能会认为人生的意义只是一个生物学或物理学问题。例如，科学主义会试图用进化论解释人类的存在意义，将人类的目的简化为“生存”和“繁衍”。如果把所有人类经验、感情、信仰、文化等现象都视为可以通过科学定律来解释的对象，那么人生的深层意义、道德、精神追求等问题就会显得微不足道，甚至被视为不值得关注的“哲学空谈”。

既然科学主义并不是科学，那么如何避免进入科学主义的陷阱？
对于科学，我们可以用下面的话来阐释：

科学不是真理，科学成果也不是真理，被不断质疑的科学才是科学中的真理。
科学中的真理不等同于绝对、终极真理。

我们来逐一分析这句话：

科学不是真理：科学本身并不是终极的真理。科学的目标是通过观察、实验、验证来解释自然现象，但它并不是对这些现象的最终、绝对的解释。科学只是人类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一种不断修正和发展的过程。科学通过假设、验证和更新来逐步逼近真理，但它本身并不等同于真理。也就是说，科学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固定的终点。

科学成果也不是真理：科学的成果，像是实验结果、理论或定律，虽然在某一时刻被认为是对某些现象的合理解释，但它们并不代表终极的“真理”。历史上曾有许多科学成果，经过时间的推移和进一步的探索，最终被更新或替代。即使是科学成果，也是暂时的，是基于当时的证据和理解。随着新证据的发现，这些成果可能会被修正或推翻。

被不断质疑的科学才是科学中的真理：科学进程中的核心要素——质疑。科学的真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持续的质疑和实验中逐渐接近的。科学不怕质疑，反而依赖于质疑和批判性思维，这推动着科学进步。每一项理论、每一个结论，都应当经受住反复的检验和验证。只有经过质疑和验证的科学，才能更接近于我们所说的“真理”。科学的“真理”不是固定的，而是一个不断接受挑战、修正和验证的动态过程。

科学中的真理不等同于绝对、终极真理：“真理”存在相对性。在科学中，所谓的“真理”是通过现有的理论和证据所达成的共识，但它并不是宇宙和世界的最终真理。科学中的“真理”是相对的，是建立在我们当前的知识和理解基础之上的。随着我们对世界理解的深化，科学中的“真理”也可能发生改变。也就是说，科学中的真理，是当前人类理解的“真理”，但不等同于绝对的、终极的真理。

真正的科学，是你能骂它，它也不会因此变得不科学

或许得承认，人们爱的不是科学本身，而是那个能给人们安全感、让我们停止不安、赋予世界确定性的幻觉。但这个幻觉比梦还要不牢靠。科学从来不是那个把人们从愚昧中解救出来的“救世主”，它只是一个更聪明的、愿意承认自己可能错的凡人。可以尊敬它，但别膜拜它；可以信任它，但别迷信它。

要是真理存在，它一定不会穿着白大褂跟自己握手言和。它可能更像是在深夜里，让自己怀疑一切、颠覆三观、重新认识自己的那一瞬间。那才是真理的气味，哪怕它闻起来像烧焦的偏见。

所以每当有人问：“为什么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人群中也有宗教信仰者？”的时候，实质上提问这个的人此时才是不科学的，因为提问者陷入了科学主义的困境，在提问前就预设了一个隐藏前提“科学是真理、宗教信仰者是因为无知”。然而事实上，当人一个人知道的越多，才越知道自己不知道和无知。当一个人知道的越少，才越自信，认为自己无所不知。

虽然科学不是真理，但如果你敢质疑它，你至少离真理不远了。

这篇文章是我在前段时间心理状态比较低落时，深夜躺在床上、在昏暗的灯光下胡思乱想时，用手机语音记录下来的初稿。经过一番修改才成文。为什么要把它发出来呢？经过一番思考，大概是因为这两天状态稍微好转，翻到这篇文章，想分享一下人在情绪低谷时的真实感受。

当我心情好转，回头再看这篇随手写下的文字时，我也意识到我自己都快受不了了，全文充满了负能量。所以，早睡真的是至关重要，尤其是对像我一样有精神问题的小伙伴们，深夜容易陷入负面情绪，胡思乱想。诶嘿。

最近这段时间，我活得像一台开着省电模式的旧手机：电量红得发紫，屏幕亮度暗得像坟墓。外界的一切声音，争吵、倾诉、分享、邀约，在我耳中都像是被泥巴糊住的广播，偶尔能分辨出字，却完全激不起回应的欲望。

我大概也明白，这不是因为我顿悟了什么存在主义的真理，也不是因为我修成了圣人。单纯只是双相低谷期带来的副作用：脑子像是被冻住的湖面，水底明明还有流动，但冰面上什么都动不了。

这期间有人在我的博客上留言，有人在发邮件给我。对不起，我全都看到了，但我真的提不起笔去回。不是我突然变冷漠，也不是我架起了什么自恋式的高冷人设。说得直白一点，我连刷微信看朋友发来“在吗？”的力气都没有。朋友见我一直没回，调侃我是不是微信号丢了，我一边盯着屏幕上那条消息发呆，一边想：是啊，丢了，大概是连同灵魂一起寄存进了哪家精神病院的冷冻柜里。

更搞笑的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也对身边各种人类小剧场的喋喋不休产生了一种近乎冷酷的厌倦感。你和别人吵架？你在社交平台上和人对线？对不起，我连一丁点的兴趣都提不起。你们在争些什么呢？名誉？面子？理论？观点？这些词语从我脑海里滑过去的时候，像是听到了小孩在为了棒棒糖打架。

无趣到一种想笑的地步。

我并不是站在什么道德制高点上俯视众生，我自己不过是个摔进泥坑里打滚的人，只不过当你摔得够惨的时候，看着别人为了那一点破事互掐，真的，只能感叹一句：人类真是太热衷于维护自己的幻觉了。

有些幻觉叫“正义”，有些幻觉叫“自尊”，有些幻觉甚至披上了“爱”的名号。但不管包装得多漂亮，本质都是一场场无意义的表演，一种自欺的盛宴。赢了输了又如何？不过是在一场梦里改了改剧本而已。

有人可能会说我冷血、无情，缺乏共情能力。其实我当然知道“共情”这玩意的重要性，甚至还能给别人分析一整晚各种心理创伤与治疗方法。但笑话归笑话，现实就是，我明白的东西，并不等于我能做到。知识不会直接变成德行，就像知道熬夜伤身，不代表我今晚就能早睡一样。

有时候想，如果道德是靠理解来获得的，那人类早该全体成圣了。但看看现实，连个破聊天群都能天天爆发口水战，这说明什么？说明理解只是廉价的符号，而行动才是罕见的奇迹。

最近看动画、电视剧也格外无感。剧中的角色哭哭啼啼，吵吵闹闹，被各种无聊的执念折腾得死去活来。我坐在屏幕前，看着里面无比闹腾的角色，只能冷冷地想：“你们全毁灭了也没什么可惜的。”
这大概是病态，也大概是清醒。谁知道呢，反正，宇宙不会因为谁哭了就多掉一颗星星，也不会因为谁赢了辩论就停下熵增的步伐。

某种程度上，我甚至觉得自己这种状态比很多“正常人”还诚实。至少我承认了自己的麻木，不再为了保住什么“好人设”强行装出热情。至少在这个巨大的精神市场里，我没有继续兜售假冒伪劣的同理心。

至于“集体荣誉感”这种东西……呵，别逗了，我连自己是不是今天能活下去都有点不确定，还想让我为某个群体高呼口号？个人主义？那又怎样？能在这个世界上保持一点点自我，哪怕是最微小的自我，已经够难了。

有些人把个人主义骂成自私。我不反驳，也懒得解释。毕竟，在这个每个人都在拼命从别人身上攫取认同、情绪价值、身份感的社会里，能够坦然说一句：“我就是只在乎自己的活人”，反而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诚实。

当然，我也清楚，这种状态不会一直持续。双相的节奏总有一天会把我推向另一个极端——那时候，我又会激情澎湃地觉得万物皆有意义，世界值得歌唱。但在此刻，我只是一个困在冬眠状态的哺乳动物，静静等待着，等待着那场未知的春天，或者，另一次漫长的黑夜。

反正，活着本身就是一种讽刺，不是吗？

“抬杠”原本是用来形容那些锱铢必较、偏爱和人拌嘴的小打小闹。但到了今天，它已经转型成了一个万能护身符——只要对方提出异议，只要对方展现出比自己更冷静、更缜密的思考，那么恭喜，对方立刻可以被打包进“抬杠”这个黑名单里，盖章驱逐，连带着理性也一起被扫进情绪垃圾桶。

当A发布了不符合事实的信息，B通过理性和事实指出，A就会说：

你跟我杠没意思，有本事你和谁谁谁说去。

言下之意是，你不配跟我讲道理，也懒得听你摆事实讲逻辑。最妙的是，这句话还暗含了某种道德优越感，好像主动拒绝思考、闭门造车，本身成了一种可歌可泣的姿态。
你看，多骄傲啊，连逃避都能搞出一种自以为光荣的腔调来。

其实，真正在杠的人并不是那些在逻辑上试图提出反例、补充论据、追求真实的人；真正的抬杠者，恰恰是那些一边自闭一边叫嚷着“不要跟我抬杠”的人。他们不是在讨论，他们是在防卫。他们不关心对错，只关心自己是不是被冒犯了，是不是输了面子。

如果说理性讨论是一场对真理的追寻，那么“指责别人抬杠”就是一次仓皇的逃亡。
这背后藏着一个普遍但又羞于启齿的心理机制：投射。
自己内心隐隐知道，自己其实没什么底气，但又不想面对这种自卑，于是干脆把对方描绘成无聊、较真、居心叵测的人——“不是我笨，是你坏”。这种操作并不罕见，它是“自我防卫机制”（self-defense mechanisms）的一种形式：先贬低外部世界，再回到自我感觉良好的壳子里。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套操作系统里，默认对方没有付出努力是一件必须完成的步骤。否则，一旦承认对方是在认真思考、严肃对话，自己的武装体系就会轰然坍塌。承认对方认真，就意味着要承认自己轻率；承认对方有道理，就意味着要直面自身的浅薄。
显然，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场不堪设想的心理浩劫。

于是，最简单的路就是：对方杠我了，对方就是恶意的。
就像小孩在地上打滚哭闹，理由不重要，姿态才是全部。

如果我们把这类现象放进更大的社会背景中来看，它其实和近几十年来人们越来越脆弱的自我建构逻辑密切相关。在一个信息爆炸、社交媒体催肥的年代里，每个人都在用碎片化的快感堆砌自尊，一遇到不同意见就像被剥了皮，暴露出赤裸裸的无能与惶恐。
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就出现了这样一群“伪反叛者”：表面高举独立思考、反权威的大旗，实际却连最基本的理性对话都无法承受。他们对自己喜欢的信息无脑认同，对自己厌恶的声音本能封杀，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被逼到墙角”，实际上连讨论的门槛都懒得跨进去。

这种情形让我想起中世纪教会对异端的态度。
当年，很多异端并不是被认真辩论后判定为错误的，而是直接被打上“恶意”、“邪恶”的标签，送上火刑柱。
今天，火刑柱已经不存在了，但心灵的绞索依旧紧缚着每一个拒绝思考的人。只不过，这一次，点燃篝火的人，是他们自己。

理性上的辩论与抬杠有本质区别。
辩论是为了接近某种更高的真理，哪怕是临时性的、带着偏见的真理。而抬杠，只是为了逃避痛苦的自省，把真理当成敌人。
你怕的，不是被杠。你怕的，是面对一个你无力应对的、更清晰的世界。

毕竟，真正自信的人，是不会害怕对话的。
只有脆弱者，才需要把自己的无知藏在“不要抬杠”的伪善外壳下。
而且，说句实话——
如果你的立场经不起别人的三两句质疑就崩塌了，那问题真的不在别人有多爱杠，问题在于你从一开始就没立起来。

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大概是这世界上最诚实、最赤裸的情绪之一。它不是那种简单的害怕，也不是理性可以安抚的焦虑——是一种潜伏在深处、随时可以撕裂理智的惊恐。

每次和他一起看番剧，看到生离死别的场景时，他都会表现出一种接近PTSD的反应。那不是因为剧情煽情，也不是简单的共情哭泣，而是一种更为根本、无法言喻的痛苦。他告诉我，他恐惧死亡。他作为一个法律和哲学专业出身、目前在研究精神分析的无神论者，他能理解这份恐惧，但无法摆脱。

“可能是因为你有信仰吧。”他睡前和我这样说。

我沉默了很久。其实我也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甚至在很小的时候，我隐约有一种“出生前”的模糊记忆，也曾和别人分享过。后来记忆模糊了，但思考一直没有停下。直到后来，在一种无法名状的感觉促使下，我得出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是我选择降生于这个世界，而不是被这个世界从虚无中创造出来。人死后，只是从物质世界的存在，变成了一种人类无法直接感知的存在。“我”不会消失，只是换了一种状态。或许是去往另一个世界，或许是回归世界法则的怀抱，又或许是回到出生前的那种存在。但我始终相信，“我”的存在不会因此消失。死亡不是“终结”，只是“转换”。如同我在《内在连续性》一文中更倾向于认为的那样，精神又或者是“我”是独立于物质存在的。

这种信念或许听起来带着某种神秘主义的色彩，是我很多年来思考得出，然而类似的想法却并非我的“独创”。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就提出灵魂不灭的观念，认为死亡不过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而灵魂作为独立存在，超越了物质的界限，在身体死亡后会进入另一个永恒的存在。这种观念在很多文化中都有其影子，东方的轮回观、西方的灵魂与天国，都试图为死亡提供某种延续的可能。而精神分析学中，人类对死亡的恐惧被理解为是“死亡驱力/死本能”（Thanatos）的表现。死亡驱力与生本能（Eros）相对，它推动个体走向静止、走向毁灭。正因如此，我们在面对死亡时，感受到的不仅是对未知的恐惧，更是一种对自我消解的本能抗拒。

而海德格尔则提出了“被抛”（Thrownness）的概念，认为人类的存在本质上是“被抛”入一个既定的世界中，这种状态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性是人类存在的本质条件，这意味着我们被原初且终极的事实所束缚，但依然拥有赋予这些事实意义的能力，我们的存在总是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海德格尔认为，人类的存在是“向死而生”（Being-Toward-Death），人只要出生，就是一种“向死”的状态，这是一种持续在场的存在方式。人只要还未亡故，就始终在“向死而生”的过程中。人对死亡的意识塑造了人的存在，使死亡成为一种不可逃避、定义存在的根本。通过意识到死亡的终极性，能激发人类“真实的存在”，让人摆脱生活的日常琐事，去追求更具意义的自我实现。萨特则认为，人的存在具有自由和选择的特质，人被投身于一个没有先验意义的世界，需要在其中自我定义。人与世界的关系更侧重于个体的自由选择和自我创造，人类需要通过选择塑造自己。

心理学也有理论认为，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本质上是一种“存在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它是一种超越理性、深植于潜意识的情绪反应。那是对虚无的恐惧，对“不存在”的恐惧。死亡焦虑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基本问题，但大多数时候，这种恐惧被压抑或投射到其他事物上。因此，当人们在生离死别的剧情中表现出那种近乎惊恐的反应时，实际上是内心深处对自我消失的深度恐惧。

即使有很多的研究对此进行了探索，但我始终认为，这份恐惧也许是错觉。因为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只能观测物质世界，于是我们产生了“出生前我们不存在、死亡后我们消失”的幻觉。正如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精神也应当遵循某种类似的“守恒定律”。出生前、死亡后，“我”都处于一种无法被现世的人类观测和感知的状态而已，因此我不畏惧死亡本身。我担心的，是死亡后的“遗忘”，不是担心被别人遗忘，而是担心我自己遗忘，如同我不记得自己出生前的事情。我也害怕死亡前的痛苦，更害怕与所爱之人的分离。害怕活着时无法与所爱之人好好相伴，在痛苦中失去彼此，在离别时无法说出那句“再见”。但这些都只是附加在死亡上的苦难，并非死亡本身。

因为我认为，死亡之后并不是虚无。
这只是一次旅程中停靠的站点，人们只是暂时分别。

他或许会继续恐惧，而我只能继续陪伴。
但在这场对死亡的思考中，我越来越确信，害怕的从来不是死亡，而是活着时的失去。
而这种失去，才是真正的虚无。

谈自由意志、痛苦与宗教，总有人喜欢站在一个方便又安全的立场，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为一种舒适的偏见。宗教是坏的？因为极端主义、邪教和历史上的种种血腥。宗教是好的？因为爱人如己、平等博爱和救死扶伤。这种非黑即白的“二极管”思维，看似坚决有力，实则是一种懒惰。人类世界的复杂，绝非几句标签就能概括。

先说痛苦。基督教教义中，神并不创造痛苦，痛苦的根源在于人。在于人的什么？在于人的自由意志。这话一听就让人不舒服，仿佛所有的苦难都该自己扛。可换个角度想：正因为人类拥有选择权，才有可能做错，才会为人类自己的恶行承担后果。这是一份令人胆寒的责任。自由意志是把双刃剑，它让人们能够爱他人，也让人们能伤害他人。问题不在于这把剑本身，而在于握剑的人。

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人被判定为自由，因此对一切行为负责。自由意志是一种无法逃避的诅咒，它让人类拥有选择权，也让我们必须为每一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宗教，只是这个复杂选择中的一个维度。当有人拿着这把剑做了恶，就开始有人怪剑不好了。宗教也一样，作为一种观念体系，本身是中性的。问题在于解读与实际操作。有人用宗教治愈创伤，有人用宗教制造创伤；有人在教义中找到包容与爱，有人用教义来排斥与仇恨。极端主义和邪教的产生，从来不是宗教本身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人性中的贪婪、自私、操控欲、对权力的渴望，这些才是歪曲信仰的根本。

举个例子。抗战时期，很多传教士冒着生命危险救助中国平民¹。有人会说：这是为了传播西方价值观，是文化侵略。但这些人忘了一个基本事实：说这些话的人救过谁吗？在键盘上敲敲字、发表几句愤世嫉俗的批评，远比实际行动轻松得多。而这些传教士，不但救人，还把自己的生命置于险境。目的可以被怀疑，但行动本身却是赤裸裸的善。

再看宗教带来的正面成果。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基督教观念已成为现代人权的基石²。洛克在《政府论》中强调的自然权利观，与基督教教义中的“人皆按神的形象所造”密切相关。这种观念催生了启蒙运动，进而奠定了现代民主制度与人权理论。双休日的普及³、婚姻与爱的理念⁴、孤儿院制度化起源⁵、现代化医院的设立⁶、公元纪年的使用⁷、现代科学的起源⁸、甚至各种哲学思想和各种“主义”⁹——这些文化成果渗透进我们的生活，却很少有人愿意承认其中的宗教根源。通识教育中的“去宗教化”更是让人不知道很多概念的起源为何，下意识会把“宗教”与“落后无知”强行绑定。享受着这些成果时，人们绝口不提其来源；但一提到宗教的负面事件，又恨不得把整套信仰体系打入冷宫。这种“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行为，何其讽刺。

精神分析领域中，不同的学者对于宗教也有不一样的看法。佛洛依德认为宗教是一种集体的“幻想”，它起源于人类的原始冲动和对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的恐惧，本质上是一种心灵的防御机制，是人类对焦虑、死亡以及对不可知的恐惧的一种补偿。他认为宗教是一种“普遍的强迫神经症”，是人类通过“妄想性地重塑现实”来保护自己免受痛苦的大众妄想。但荣格认为，宗教不仅是冲动和冲突的投射，而且是人类心灵中的原型的表达。这些原型是我们心灵深层的普遍结构，宗教象征着这些原型的具象化，具有治愈和整合的功能，能够帮助个体通过与集体无意识的联系，最终达到心理的整合与自我实现。

拉康认为，宗教是一种将“大他者”（the Big Other）符号化的系统，通过法律、禁令和信仰体系来体现社会、文化和语言中支配个体存在的外部秩序和规范。这种符号化过程不仅限于宗教本身，还涉及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构建。作为象征性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关涉个体如何在语言和社会规范中确立自身位置。拉康认为，人类的存在是在符号世界中展开的，而宗教正是这一符号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它不仅是信仰体系，更是一种伦理实践，通过符号化将道德法则内化为个体的自我认同。

这种理解上的差异，正是说明了宗教与文化的复杂性。除此之外，宗教经典的解读也永远是多样的，区别在于你往“好”的方向解读，还是往“坏”的方向解读。正如我之前文章所说，语言的局限性与文本的开放性，让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投射与偏见。

当然，我并不打算把宗教神圣化。宗教也曾被利用，成为压迫、战争和不公的工具，如同我在批评极端基督徒时文末所引用的那句话一样。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在承认这些黑暗的同时，也看到其光明？偏见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让人失去辨别力，把所有问题归咎于一个便利的靶子，而不去深究问题真正的根源。

自由意志带来了选择，也带来了责任。而正是这种责任，让人类社会显得如此复杂。宗教作为一种工具，能够激发人性中的善，也能够放大人性中的恶。那些将宗教简单归为善或恶的人，通常是逃避了复杂性的懒人。信仰的存在，不应成为人类推卸责任的借口，也不该被妖魔化成一切恶行的根源。最终人们不得不承认：痛苦源于人性，选择源于自由意志。宗教是工具，用于疗愈或伤害，取决于握住它的人。任何信仰体系都有被扭曲的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本身就该被否定。否定宗教，并不能消除人性的恶；承认宗教的善，也不意味着忽视其历史中的黑暗。我们需要的，不是更激烈的立场，而是更深刻的思考。

注释与参考资料

认知的改变，是件极其痛苦的事。或许你和我一样，都能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对某些人、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看法，而一旦这些看法被挑战，便会涌上来一种莫名的焦虑与抵触情绪。毕竟，改变认知等同于重塑自我，谁会愿意轻易放弃那种熟悉且安全的自我形象呢？

“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揭示了一个事实：现代人身处的信息爆炸的世界，充满了碎片化的知识、碎片化的认知。人们只挑自己能接受的、符合自己既定信念的信息，像是一个自设的过滤器，主动屏蔽掉那些令自己不舒服的内容。这与其说是懒惰，倒不如说是保护机制。因为当个体试图挑战自己的认知时，就相当于在挑战自己曾经引以为豪的“真理”，这让人感到不安，甚至是恐惧，那种被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世界观崩塌的感觉。

就像ONO喜欢在自己的博客做的那样，一些复杂的问题他常用与文章核心不符的标题，加粗容易错误理解文章核心的句子，来判断读者是否仔细阅读。这种“社会实验”虽然看起来恶趣味，但是的确能看出一些问题。虽然我没有这么做，但是我也能看出，有哪些人仔细看了我的文章，哪些人只是简单扫了一眼。因为我的文章经常很长，内容也很抽象和复杂，论述过程虽然逻辑上相对通畅，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理解。如果不仔细阅读我的论证过程，也容易误解我想表达的意思。再者我写文章努力不讲废话，导致即使有加粗的内容，未加粗的内容有时也很重要。即使使用某些工具总结，也未必能抓住我论述的核心。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想要批判读者的这种行为，因为这很正常，毕竟每个人的时间有限。所以如果产生误解了，我也经常会详细解释，这种不同观点的交流也是乐趣所在。

立场坚定≠独立思考，也可能是迷信权威

我能想象，在阅读我的文章时，有些人可能会反驳：“你也未必全对吧，你的观点也可能是错的。” 这点我不会否认，我也知道我的认知可能存在漏洞，或者某些地方并不完美。正如每个人都会犯错，认知也是一个逐步修正的过程。但是，我的观点从来不是凭空捏造，在我的角度，我“对得起”我写的文字，而不是我一时的情绪发泄。在写文章选题涉及的内容时，除了基于日常阅读的各种书籍和文献所总结出的知识外，我还会花费大量时间查阅其他关联文献进行核对和佐证，以尽可能确保我的思考不仅局限于个人的片面看法。我的博客，更像是一个思维的实验室，记录我的思索过程。在我看来，正是通过自我质疑与反思，我才能突破固有的认知框架，逐渐接近更真实的理解。

在不了解一个领域时，我一般不发表观点。因为我知道，我发表出来的可能在熟知某些领域的人看来很幼稚或可笑，因为这样的言论必然夹杂着大量不专业的理解和无知带来的刻板印象，同时也会给阅读的人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然而，在互联网各公开平台的评论区中，很多人不具备这种自我反思的能力。一旦了解了一点皮毛的知识，他们就急于发表意见，热衷于宣扬或反对，而不去深究自己的立场是否充分和准确。对于一个不了解的事情，个人虽然有权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观点，但却无法做到相对客观、全面的评价。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假装自己很懂，进行所谓的理性和客观分析，那除了自欺欺人外，毫无意义。

在一些互联网社交平台中，一些人常用“我觉得你这个不对”这类非常主观的表达为自己辩解，或者引用看似简洁、深刻但已经滥用的陈词滥调。还有人转载那些表面有力、实则片面、主观且激进的文章，随便复制粘贴一通，作为自己的“武器”。他们自以为理解了一切，藐视不同意见的人。实际上，这背后经常缺乏深度思考或学术理论的支持。发表立场时，甚至连术语的准确定义都没搞清楚，只是根据术语的字面意思加上自创的解释，自以为是的开始站队。结果一番自我陶醉的解释后，立场的真相立刻暴露，因为从解释中明显可以看出，他们不了解自己所提立场的真实含义，更没有深度思考和了解、学习过相关的领域。

这类人并不是真的在思考，而是迷信某些权威或主流观点。又或者将长期被周围环境被动灌输的刻板印象披上了“个人观点”的外衣，却不是自行学习研究和反思的结果。试问一下自己，发表各种言论之前，是否自行阅读过相关的专业书籍和文献，还是说只接受了家庭教育、学校义务教育、网络上的零碎信息流的推送，外加个人的臆想、捏造和拼凑？这种认知就像是封闭的小圈子，外面有世界的广阔，而自己却愿意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在他们看来“为何要去接触复杂的思想？面对陌生的挑战，真的是太麻烦了”，待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多舒服。信息茧房的舒适感，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如同“大赦”一般。

在这场信息的“冲击”中，我并不期望每个人都认同我的观点。但至少，我希望别人能够深入审视我的观点，而不是仅停留在“我觉得”这样的主观看法上进行批判。毕竟，“我觉得”只是个人认知的表述，而非用来反驳他人的工具。在批判一件事物时，应当优先依靠理性和逻辑推理主导，否则只是纯粹的释放情绪垃圾。这样做的人多了，互联网自然成了情绪的“垃圾桶”，各大平台的“公厕”外号也因此产生，例如某些平台被称作“男厕”，有些平台被称为“女厕”，甚至还有充斥大量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的“童厕”。人无法凭借个人经验去定义整个世界，需要有勇气面对那些不愿承认的“真相”，并将其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中。改变认知，意味着接受自我解构的痛苦，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一个全新的自我。

认知改变的痛苦与自我欺骗的短期安慰

认知的改变就像是与自己深埋在内心的偏见、恐惧做斗争的过程。很多人不愿意面对这个痛苦的过程，哪怕这个过程能带来更深的自我理解和更广阔的视野。而这，正是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网络世界中，总是看到那些坚守自己偏见的人，他们活得像是穿着“认知盔甲”的战士，不允许任何破坏自己舒适区的东西闯入。

当然，是否选择改变自己的认知是个人的选择。如果当前的认知偏差让自己感到舒适，那不改变也无可厚非，毕竟这是个人的决定，只要不去影响他人、强迫他人的意愿即可。如果坚持自己的偏见并强迫他人，“网暴”就会产生。但矛盾的是，很多时候，当一个人意识到认知偏差已经给自己带来长期的痛苦，却仍然不愿意改变时，便会陷入一种“既想摆脱痛苦，又不愿改变认知”的冲突。这种内心的矛盾加剧了焦虑与困扰，同时他们也常将问题归咎于外界这个“大他者”，尤其是他人。继而产生一种“自己痛苦的根源都是别人和社会的错，自己完全没有错”的“错觉”。为了获得心理安慰，他们会寻求更多和自己一样存在认知偏差的人的共鸣，也是我们常说的同温层效应or回声室效应。然而，这样的安慰其实是自欺欺人的短期逃避，最终仍然无法解决“既要又要”的困境。

在研究某些领域时，尽管我可能极度不认同某本学术书的观点，但我仍然会努力坚持读下去（即使不免有把作者从书里拉出来揍一顿的冲动），并试图分析作者持有这些观点背后的环境和历史因素，而不是一味忽视或排斥。扔掉这本书，两眼一闭就当不存在这固然简单，然而也让自己丧失了获得不同角度观点的可能。

直面自我的不完美，抛弃伪装

我也理解有些人看不惯我的观点，觉得我不够“友好”，或者说得不够“讨喜”。我完全可以迎合大家的喜爱，去发一些喜闻乐见的东西，然而这从来不是这个博客的初衷。正如我过去一贯所说的，如果我不表达真实的自己，那么我的博客的灵魂就死了——变成了一个取悦他人的工具，而不是一个表达思想的场所。做一个“讨喜”的人，必然不能说真话，又或者真话只说一半，有一部分只好不说。而说真话的人，必然在一些人看来会“不讨喜”。然而现实社交中，大家都说客套的“假话”，表演成别人喜闻乐见的人，难道到了网上，还希望见到这样的人吗？对我个人来说，真话永远比空洞的客套话更有价值。谁都可以在社交场合上装作完美的人，然而在这里，我选择面对自己的不完美，选择直面那些让人不愿触碰的痛点。

如果我的文章引发争议，我并不反感。争论本质上是沟通，是思想碰撞的过程，特别是当我对自己的观点有足够信心时，我相信它能经得起考验。如果我的观点存在不足，可能会有更专业的声音提出批评，这正是我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因此，即使是争议较高的话题，我坚持不关闭评论区，因为我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底气面对质疑。然而这也不代表我需要接受不专业、过度情绪化的指责，因为指责的内容是否经过了理性上的深思熟虑，还是基于偏见、无知与刻板印象，是很容易区分出来的。

认知改变的痛苦与抗拒并不是个例，它是普遍的现象。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那面看不见的茧房，阻止着我们触及那些深刻的自我反思。而这厚厚的茧房，正是我们不断维护自己的认知舒适区的代价。而那些勇于质疑、敢于改变的人，才有可能走得更远，走向那个不断更新和完善的自我。

很多人的内心深处，都会有一个无法触碰的角落，那里藏着未曾愈合的伤口，像是一个默默蠕动的黑洞，时不时地露出尖锐的獠牙。人们习惯性地回避它，把自己锁在无形的牢笼中，甚至把痛苦当作理所当然。尤其是当这些伤口与心灵的其它痛苦交错时，人们最常做的事，就是寻求他人的共情，寻求慰藉。人们常陷入这种反射性逃避，像是溺水的人紧紧抓住漂浮的木板，认为自己可以因此重生。可惜，真相是，这种逃避不过是自我安慰的遮掩，无法抚平内心的创伤。共情从来只是暂时的庇护，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

认知——痛苦的根源与解药

痛苦的本质，究其根源，正是认知与现实之间的裂缝。人感受到的痛苦，并非外部世界无情的压迫，而是自己的认知、自己对现实的解读与其实际状态之间的落差。每一个深陷痛苦的人，背后都有一套自我解释的机制，这些解释扭曲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把简单的事件变得沉重，把轻微的压力变成无法承受的负担。之所以痛苦，正是因为个体与自我的认知形成了某种病态的共谋。个体的脑海中不断放大那些恐惧、羞耻与愤怒，它们像是无形的枷锁，越是想挣脱，它们就越是死死缠绕。

而这些认知的改变，非但不能一蹴而就，还要求个体抛开虚假的安慰，去勇敢地直面那些从未触及的内心恐惧。正如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时，药物治疗主要是缓解患者的抑郁、焦虑的负面情绪，当药物缓解了PTSD患者的负面情绪后，认知会更理性，减少出现创伤性画面的可能。然而只能缓解，很难彻底根治，属于治标不治本，一旦脱离药物，可能状况会继续复发。想要进一步治疗，则需要采用认知行为疗法（CBT）等额外的治疗。

认知行为疗法包括了认知重建和暴露疗法等，除此之外还有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EMDR)。在认知重建时，心理治疗师会引导患者察觉到一些对自己创伤事件的扭曲认知，治疗师会与患者深入沟通，寻找到患者的扭曲认知，引导对方用更加理性、积极的认知取代。暴露疗法属于行为疗法的范畴，其核心理念就是通过面对恐惧，而不是逃避，从而打破其对心理的束缚。这几项疗法目前被证实是很有效去解决PTSD的治疗方案。然而PTSD患者，因为治疗过程痛苦，特别是认知行为疗法中的暴露疗法脱失率高，往往会选择逃避治疗。

依赖他人共情，逃避自我

然而，面对痛苦时，人们容易选择逃避自我，寻求别人的共情、理解和认同。人们渴望别人的理解、认同、他人的同情，认为这能为自己带来片刻的慰藉。很少有人愿意承认，寻求他人共情的背后，只是一种自我回避的本能。个体通过向他人倾诉来寻求共鸣，仿佛能从外界获得救赎。然而，无论他人如何理解自己，说各种安慰的话语，这份共情总会在某一时刻消失，回归到原本空洞的内心。共情无法填补真正的裂缝，它仅是缓解痛苦的表面工作。深层的自我修复，必须由内而外，必须由自己来完成。

正如我之前的一文《受害者与加害者》中，我提到：

自我救赎与情感独立——斩断 “魔咒”：人们时常误以为，从父母身上找到救赎和理解才是解决痛苦的唯一途径。然而，真正的救赎，并不来自于他们的过错是否得到了弥补，而是来自于我们如何与自己的过去告别。断裂，可能是最健康的选择。我们无需期待父母给我们爱、给我们认同，特别是在他们无法给出时。很多人对亲情有着过度理想化的期待，认为父母应该是我们情感的支柱，应该是我们的 “精神导师”。痛苦是无法完全被 “继承” 的，因为每一代人都拥有选择走出这一切的能力。

在该文的一条评论的回复中，我也提到：

原生家庭作为个体出生后长大所在的家庭，对一个人有着极大的影响。但是，具体自己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是个人选择，如我文中所说，每个人都有斩断 “魔咒” 的可能，如果一味的逃避，将所有的责任全归咎为原生家庭，那就是完全否定了自己的自主选择。

在这篇文章中，过于寻求父母的认同，认为父母必须与自己一样感同身受，本质上是一种“逃避”，也是在否定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拥有独立选择的可能。同理在本文中，过于寻求他人的共情与认同也是如此。寻求外在共情与认同本身无法解决问题，只能麻痹自己。过于追求认同与共情，实质上是将造成目前一切结果的责任均抛给“大他者”（the big Other），责任全部“外化”，却无视了自己应当承担的那一份责任。

让我们不妨稍微打破一下理想化的心理治疗幻想。很多人以为，只要得到他人的陪伴和理解，就能从深渊中走出来。但这种想法，正如那些饱受创伤的患者依赖药物而忽视了更重要的治疗过程。情感共情固然重要，但它的作用不过是临时的应急反应，像是为了减轻外伤的疼痛而缠上的绷带。“我能感同身受”、“你辛苦了，这么久了真不容易”、“加油，我们支持你”这类话语，对于情绪激动的人或许能短暂的缓解伤痛，但终究只是短暂的，无法实质解决问题的麻醉剂。

真正的治愈，来自于自己内心的重建，是一种自我觉察的过程，而非依赖外界的感同身受。这一点我以我自己亲身经历，记录在了《从药物依赖到自我审视与重塑》，来解释了如何自我重建。所有的心理疗法，都是在引导你去直面那个痛苦的核心，而不是一味逃避。

真正的自救，来自自我觉察与改变

那些寻求外界理解的人，忽略了一个根本的事实：只有在自己内心找到出口，才能真正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依赖他人共情，只会让自己在情感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最终失去自救的机会。真正的自救，是敢于直面内心的黑暗，敢于剖析自己的每一寸认知，敢于面对那个自己不愿面对的真相。它需要你去摒弃所有自我安慰的念头，去拥抱那些痛苦的自我认知，去重新塑造自己的世界观。在心理学中，认知重构并非一朝一夕能实现的过程，它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自我挑战与深刻反思，而这些，正是自救的核心。

自我疗愈并不轻松。它不是一种情绪的释放，而是一场深入骨髓的内心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我们不断质疑自己。不是质疑自己做的不够好，而是挑战那些已根深蒂固的认知模式。每一次的质疑与否定，都是一次自我拯救的机会。当你站在黑暗中，敢于对自己说出“我会走出这片迷雾”时，治愈的种子才会在心底发芽。真正的治愈，来自你内心的蜕变，而不是他人温柔的宽慰。自我认知改变，才是痛苦的终结。

自救之路，孤独而漫长

当自己在无助和迷茫中挣扎时，别再期盼外界的安慰和共情，不要再在他人的理解与认同中寻找安宁。真正的自救，是勇敢地走入自己的内心，承认痛苦，理解痛苦，直面痛苦，并最终打破它。这是一条孤独而漫长的路，但唯有在这条路上，自己才能摆脱外界的虚假安慰，迎接内心的真正解脱。

在社会的普遍认知中，家庭是每个人最初的“庇护所”。这是一个理应为人提供最初的支持、关怀和归属感的地方。当家庭成为伤害的源头，这个原本安稳的港湾便转变为一个无形的牢笼。但是在家庭关系中，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角色不如表面上那么明确。人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我希望你明白，父母是为了你好。”这句话似乎温情，却让父母的过错得以合理化，更让子女的痛苦无处可诉。

家中的长辈，无论是父母，还是更远的祖辈，在情感上受到过创伤，甚至未必有意识地承认这一点，却以某种“合理”的方式，将这种创伤施加到下一代身上。它不一定是身体上的虐待，也不一定是显而易见的言辞暴力，经常是在一种看似温和、日常化的家庭互动中，以隐性压迫的方式展现出来。这种“隐形”暴力，更具破坏力。

在这种家庭关系中，父母将自己的精神困境、情感压抑投射到孩子身上。父母或许并非出于恶意，他们也许只是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痛苦与焦虑。甚至从未意识到，他们自身的行为模式就是一种加害。无意中，他们将这种无法言说的伤害传递给下一代。孩子们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不仅要面对父母的期望和情感缺失，还需要承受“原生家庭”所赋予的负担，这种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沉重，越来越难以摆脱。

这时候，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角色就变得模糊了。我们看似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但我们可能正逐渐成为对下一代或者他人的“加害者”。我们习惯了从父母身上获得自我认同，习惯了他们的情感需求与期待，最终，我们的身份也被这种“需求”所绑架。当我们自己成为父母时，也可能无意识地复制了他们的情感模式，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将那些未解的创伤继续传递给自己的孩子或者他人。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加害”，也是一种代际间的情感“遗产”。如同我之前的《精神富足与自我实现》一文中，那位年入千万的女性案例一般。

代际传承是一种看不见的链条

“遗传”一词，在许多人眼中总与基因、血脉相关。然而，情感的遗传却是一种比基因传递更为深刻、更为潜移默化的现象。当我们谈论原生家庭时，会忽略情感与心理上的代际传递。父母所经历的痛苦、失败和未能愈合的伤口，容易无声地传递给孩子。你以为自己只是无意中继承了他们的“个性”，但实际上，更多的是继承了他们未能处理好的情结（未竟事宜）和心理模式。

抑郁症、焦虑症，甚至更复杂的情感障碍，不是单纯的生理或心理因素，更多的是家庭中的痛苦模式所造成的影响。父母的情感空虚、逃避责任、冷漠甚至暴力，都是一种无形的教育，他们不需要言辞去传递这些“遗产”，孩子们就已经感知并深受其害。父母没有意识到，这种代际的痛苦传递不仅是精神或情感的“遗传”，它是一种“生活模式”的继承，是一种无形的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的观念代际转移。

在莫比乌斯的《艺术家的诅咒》一文中，我也如此评论：

「抑郁会遗传」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其合理性。不过，这种“遗传”并不是基因传递，更像是原生家庭环境中的一种情感和心理模式的延续。例如，抑郁症的孩子在一个不和谐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可能父母一方或双方就存在精神层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是源自于他们自己的原生家庭背景。这样的问题会在不知不觉中代际传递，形成一种情感上的继承。

责任的模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力失衡

社会普遍期待孩子理解父母的辛劳，并且原谅父母的过错。在中国，家庭结构中常存在着极为严重的权力不对称。父母通过“养育”子女来获取道德上的高地，他们的牺牲、付出几乎是无可辩驳的正当性。在这种语境下，子女不敢反抗，甚至开始不自觉地接受这种不平等的负担。父母的伤痛被不断放大，转化成一种“父母为人不易”的情感，父母的过错也变得模糊不清，似乎所有的痛苦最终都指向一个目的：让孩子感恩。

问题在于，孩子并不是“为父母好”的唯一工具，特别是在父母已经无法承担起他们应负的责任时。我们没有足够的文化认知去反思：在无形中，这种亲子关系中的责任错位，可能会加剧父母对孩子的伤害，而孩子则被迫在这种责任感的牢笼中自我压抑。父母的情感未愈合的伤口，最终往往会在孩子的生命中不断被重演，成为一种无形的负担。

代际传承的影响，从家庭到社会

不过，这种代际传承并非仅限于家庭内部。在更宏大的社会背景下，家庭中传递的痛苦和创伤会影响到个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行为。家庭对个体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人与社会互动的基础模式。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情感冷漠、心理压迫，或者无力感的培养，那么他在社会中也许会继续延续这种情感模式，逐步影响到他与他人，特别是与同龄人的关系。被原生家庭伤害的人们，会用自己从父母那边“传承”下来的“个性”，伤害周围的人，甚至包括关心他们的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代际传承甚至通过文化、教育等社会力量得以进一步放大，造成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这一点，正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现象：当社会上充斥着焦虑、无力感、冷漠和疏离时，那背后隐藏的是什么？这一切，是否与每个家庭的“原生创伤”有关？不止是个人，整个社会的情感气候，都在不断地传递着上代人的心理创伤。而这种创伤，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追溯的，因为它没有明确的历史和记忆，甚至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它是隐形的，是潜移默化的，却又如此强大，以至于几乎无处不在。

扭曲的救赎与责任的归属

最为讽刺的是，虽然每一代人都身处在这种无形的压迫和伤痛中，但却无法意识到，这种痛苦与他们的“责任”紧密相连。很多时候，人们容易会陷入“父母给了我们创伤，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治愈”的误区。人们希望在父母的期待中找到自我认同，努力去弥补他们的遗憾，试图用自己的“善意”去解救他们。然而，这种“救赎”的过程是自我牺牲的，甚至是自我毁灭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创伤是无法由下一代来治愈的。

在这种情感的负担和扭曲的责任感中，很容易迷失。于是开始将自己的人生与父母的需求捆绑在一起，努力填补他们的空缺，却忽视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直到有一天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被救赎”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真正需要救赎的，往往是我们自己。

自我救赎与情感独立——斩断“魔咒”

最令人痛心的，并非父母的过错本身，而是父母将这些过错投射到孩子身上时，带来的无尽内疚感与责任感。当我们还在努力理解父母的痛苦时，我们已经不自觉地把自己推入了同样的漩涡。这种情感上的“投射”，让许多孩子即便已经成年，仍然被父母的一句话或一个眼神所左右，深陷于无法自拔的负罪感中。在《究竟什么是爱》一文中，我就分享过我的母亲，在几十年的中如何被我外公外婆用各种方式威胁与掌控。

真正的解脱，并非从父母那里寻求理解或拯救，而是从自我开始。当我们逐渐意识到，父母虽然曾为我们做出了种种牺牲，但他们并不完美，他们的痛苦并不完全是我们应当承担的责任时，我们才有可能挣脱这条情感链条。人们时常误以为，从父母身上找到救赎和理解才是解决痛苦的唯一途径。然而，真正的救赎，并不来自于他们的过错是否得到了弥补，而是来自于我们如何与自己的过去告别。

断裂，可能是最健康的选择。我们无需期待父母给我们爱、给我们认同，特别是在他们无法给出时。很多人对亲情有着过度理想化的期待，认为父母应该是我们情感的支柱，应该是我们的“精神导师”。然而，现实是，父母不能也不应当承担这一角色。他们的伤痛未愈，我们更不应该替他们疗伤。真正的自由，不是在父母的阴影下努力理解他们，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走向独立和成熟。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意识到我们并没有责任去“治愈”父母，也没有义务承担他们未曾解决的情感负担。我们需要学会从自我认同的角度出发，打破家庭中的情感依赖模式，独立于他人的期待之外，去寻求自己的解救。这不仅是对自我的解放，也是对父母的“放手”。

如同我在桜庭夜的文章《我究竟该如何长大？》一文中的评论：

能把这些内心的烦闷写出来是很好的，你做的很棒。
原生家庭的问题，不是孩子可以解决的了的。父母这种关系，当初在一起，是父母的错，他们做为成年人，理应自行承担后果。
我作为从一个原生家庭脱离的人，在阅读你的文字时，也想哭。
你作为后辈，在他们看来与他们并不平等，你很难去干涉他们并解决他们的问题。
他们通过有意无意的，将这种责任甩给你，是他们自己不负责的表现，你也没有任何义务去独立承担这种事情。
不少父母自己性格和认知的问题，也是他们在自己扭曲的原生家庭长大中导致的，他们也应该自己救赎自己，而不是靠孩子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可能找机会脱离于这种痛苦的家庭，走到远方，过自己的生活。
无论是独自生活，又或者是和真正相爱的人在一起，不要变成和父母一样的人，斩断这种“魔咒”。
很多事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不一定要奢求从父母身上得到救赎和爱，最爱自己的是自己本身，其次是爱你的另一半。

桜庭夜也对我的评论做了如下回复：

的确，有些人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家庭“遗传”，他们会将冷漠、暴戾、虚伪、小气带到自己的人生中，并继续戕害他人和自己的下一代。我也希望我能使这些残酷的事情从我这隔绝。希望能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我并没有从父母身上奢求救赎和爱，我从小就体会了很多他们冷漠无情的话语。然而我也感恩他们对我的养育，所以我由衷希望他们和家庭能过得更好。但是显然我目前并没有能力解决问题 hhh
谢谢白熊阿丸的评论，你的评论让我感受到力量。——桜庭夜

从更广义的层面看，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一代代情感创伤背后的根源，并通过自我觉醒和反思去打破这种无形的传递，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治愈”。走出这一切，也许我们并不需要父母的“救赎”，更不需要他们给予的爱与责任。最爱自己的是自己，真正能够治愈我们的是我们自身的觉察和力量。

痛苦是无法完全被“继承”的，因为每一代人都拥有选择走出这一切的能力。而走出痛苦，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学会放下那种负担，放下父母未曾完成的“任务”，活出自己的样子，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意义。

这篇文章旨在回应一些极端无神论者对有神论者的批评，特别是部分人在浏览了我的博客后，主动针对我个人的信仰与认知的诋毁。内容可能会显得直接甚至强硬，但请理解，这并非出于个人的情绪，而是为了对这些片面与未经深思熟虑的诋毁作出反驳。我绝大多数的朋友，均是无神论者，并且他们都很友善，即使我最亲密的人也是无神论者。我尊重每个人的信仰与选择，并坚信信仰自由的权利。然而，信仰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意贬低和攻击他人的信仰。对于那些以误解或无知为基础的批评，我认为有责任为自己的信仰与认知提供清晰的回应，我也做不到明确针对我个人的诋毁而视而不见。同时，我一直努力减少过于情绪化的文章出现在我博客的频率。

我成长在无神论的家庭中，我的有神论信仰是我自主选择的结果。这一选择源自我对世界的理解、直觉以及我所学习的知识，特别是通过学习哲学、心理学和神学等学科，甚至其他宗教的书籍和文献，以及不断自我质疑、反思、解构与重构后，形成了我独立的信仰体系。尽管这些领域的理解不能算得上精通，但我对其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与掌握。我想对一些将自己信仰推向极端的人说，若是因为心理困扰或认知上的局限，应该寻求专业帮助，而非通过攻击他人信仰的方式发泄不满。认知的不足应通过学习和反思来弥补，而不是通过贬低他人的信仰，甚至是那些对自己有善意的人的信仰。

请注意：本文中的“上帝”或“神”一词，指的是世界起源、宇宙法则、真理、道、奇点之前的未知、罗各斯（Logos）等抽象概念，而非宗教中的人格化“造物主”。本文并非是宗教的宣传，而是从哲学角度为主针对有神论的科普性解释，所以尽可能用了通俗的概念去表述。

关于上帝的存在与否，一直以来都是哲学、神学和科学领域中的一个热点议题。可是，大部分站在反方立场的讨论，只是噪音与未经过深入思考的挑衅。很多反驳以一种几乎幼稚的方式，妄图用狭隘的逻辑和简化的思维去论证上帝的不存在，实在是对复杂问题的轻率处理。这些论证，犹如蚂蚁用微小的感官去否定人类的存在，充满了讽刺感，试图扭曲一个远远超越人类智慧的概念。最终所得到的，便是被自我满足和自我感动蒙蔽了双眼的虚妄。

极端的反对者总是热衷于讲述上帝不可能存在，理由无非是世界的起源、宇宙的规律或道德的设定等问题，又或者是思想实验如“让上帝去创造一个自己搬不动的石头”这类已经被说烂的全能悖论。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用的逻辑，正是被上帝，或更准确地说，是被真理与法则，所创造和维系的。他们所依赖的因果关系，空间与时间的框架，甚至他们所谓的“无神论”本身，都无一例外是建立在一个更为庞大的、超越人类理性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既然如此，上帝必然是跳脱于因果逻辑、定律、时间、空间、物质、能量、符号、言语、是否、对错、存在、虚无、人类意志、意识、自由意志、道德、情感、理性、符号、观念、命运、偶然、必然、善恶等一切人类能表述与感知的概念框架之外的存在（甚至“之内”“之外”一词来约束上帝都是一种错误的解释）。因为这些概念框架所指代的，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一种对“一切终极”其本身的符号化表述。但语言存在局限性，我只能如此“不准确”叙述。严格来说，无论如何用语言、概念、符号与逻辑等方式定义、描述上帝，都是对其的一种误读。

简而言之，如果这个“世界”不存在，那么连“虚无”本身也无法成立。而“虚无”何以为“虚无”呢？正是“存在”赋予了它定义。有人试图用“存在”来揭示万物背后的意义，而这一切，正是从“上帝”或“真理”这种存在的创造开始的。你无法用自己有限的认知框架，去否定一个超越所有框架的存在。所谓的“世界”，它不仅指的是你基于个人主观意识上能触摸、看到或计算的东西，它还包括所有你无法观测到的领域、维度，甚至是你根本无法想象的存在状态。上帝是那个超越一切理解的起点，唯有在这种存在中，才有可能有我们现今所称之为“存在”的一切。

于是，在这个层面上，所谓的反驳就显得有些可笑。你试图用自己有限的逻辑去否定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存在，是多么的荒谬。这不是哲学的对话，这更像是在拿铁丝网和沙粒来对抗汹涌的海潮。正如一只蚂蚁无法理解天空，微生物也无法洞察人类的思维一样，你无法理解超越你的存在。最终，通过理性和逻辑的论证，所谓“上帝不存在”的主张，实际上只是否定了一个被个体或人类所构建的“符号化上帝”，而不是指向任何超越人类认知的那个“终极存在”。

可以假设一个假设，假如真理本身——一个被许多人赋予各种不同名称的“上帝”——是整个世界的起源与根基。那么，是否“真理”能够自我创造或自我操作呢？如果真理没有能力产生真理，那它又如何能存在？但这样的问法，本身就揭示了问题的荒诞性。因为一旦我们承认“真理”存在，那么就可以推断出它不需要“创造”自己，因为它本身就是绝对的存在。我们常陷入对这些概念的死磕，但又忽视了一个问题：是否一切的“真理”，最终都源自某个“创造”的起点？而不应止步于争论某个特定真理的“创造”过程。

上帝的存在，或许并非仅局限于宗教上的“上帝”。我们可以换个更抽象的词，如“法则”、“真理”或“宇宙的秩序”。这些概念是否能脱离存在的框架，去反驳或否定自己呢？显然不能。很烧脑对不对？换句话说，你无法推翻一个定义并决定你所有可能性的根本存在。如果“法则”或“真理”是宇宙的根基，它们定义了我们的存在和理解的框架，那么你无法在这个框架之外去挑战它们，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基础。

某些反对者乐于将“上帝”这一抽象概念人格化，然后进行反驳，甚至用简单的人类主观标准，如“善恶”来进行评判。然而，这种人格化本身便是一种简化和矮化的过程。一旦将“上帝”视为具有人格的存在，许多相关的概念和特性便会出现不自洽的情况。就像试图论证“真理”是善还是恶一样，这种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说真理是善的，那是因为它始终符合“自身法则”，是“自洽”的，是“正确”的；如果说真理是恶的，那是因为它有时表现得“无情”，不考虑人类的情感因素。然而，真理或“上帝”并不受限于人类的认知框架或逻辑推理，它超越了这些限制。人类的理性和理解能力，始终局限于法则和真理之内，无法定义或限制它们。这些就是宗教中所认为的“神格”。

接下来，我们要面对另一个令人弄不清楚的问题：到底上帝是什么？他是否真的是《圣经》中那个上帝？这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不同的宗教派别对上帝的解释各不相同，甚至同一派别中，不同的神学家也有不同的观点。在《圣经》中，确实通过“人格化”的比喻和表述描述了“神格”的上帝。选择哪种教义的解释，遵守哪种教义的规定，是每个人自由的选择，我们无权干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上帝”的概念进行简单的割裂。在宗教之外，上帝可能并非具有人格的神祇，它更可能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超越语言与文字的力量，它让一切发生，又让一切停止与终结。就像印度教中的梵天之梦，万象有始有终。正如不同人眼中的《哈姆雷特》各异，不同的文化、宗教和科学、哲学理论中也有不同的“上帝”，但它们最终都指向那同一个终极存在。

有人或许会说了，“你不是说你是基督徒吗，这个时候你怎么又不坚持自己的宗教观点了啊？” 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在多数基督徒看来，特别是极为保守的基督徒看来，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甚至称不上是基督徒。为什么，我一直以来的第一身份一直只是一个有神论者，而非基督徒。我之所以被归类为基督徒，是因为我自己对“神”的理解，比较契合基督教的一些派别而已。比如基督教新教的自由主义派或者现代主义派，就有一些观点和我类似。所以我一直自称是“广义上的基督徒”，因此我对各种其他的信仰，有很高的包容度。

像是著名哲学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他就提出了“道德神学”的概念，认为上帝的存在并非可以通过科学或哲学的逻辑推理直接证明，但作为道德生活的必要假设，上帝是不可或缺的。他认为人类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要求有一个“终极的法则”和“至高的道德秩序”，这个秩序可以被理解为上帝或者绝对的道德理性。理性只能处理经验世界中的事物，而对超越经验的领域（例如上帝的存在、灵魂的永恒等问题），理性是无力的。而身为犹太人的爱因斯坦，即使对宗教中的“神”的人格化嗤之以鼻，然而他相信存在造物主。在谈到神时，提到“宇宙的精神”或“宇宙秩序”，并且他推崇“斯宾诺莎式的神”（著名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认为神即是自然界的法则）。他认为，对宇宙的敬畏和对自然法则的理解就是对神的理解。

在这时，真正值得警惕的，是那些轻率宣称能够证明上帝不存在的人。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掌握了“真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站在自己的认知高地上，敲打着一副空洞的论调。以“证明上帝不存在”为目标的讨论，其实早已是哲学和神学中大量知名哲学家与神学家探讨过无数次的老生常谈。如果真的想反驳上帝的存在，首先要问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存在”是什么？是否了解自己所依赖的逻辑框架来自哪里？又是否清楚你所谓的“反驳”是否建立在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上？在反驳那些你不认同的观点时，你是否深入学习过对方领域的专业知识，还是仅仅通过网上激进的文章和所谓学者的言论来为自己的观点站台？如果是这样，这种盲目跟随的态度和迷信有何本质区别？如果这些问题没有答案，那么你的一切反驳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表演。

上帝是一个用理性和逻辑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存在。即使我是一个有神论者，我依然能够理解无神论者对世界的看法。无论信仰的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这都是个人的选择，信与不信，终究是主观决定，而非通过理性证明或证伪，更不是凭信仰去标榜自己高人一等。所有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上帝是否存在，而是你如何理解“存在”本身。对于那些过于自信地宣扬上帝不存在的人，我只能说，你的批判不过是对人类认知边界的狭隘冒险。想要质疑上帝，首先要了解自己所处的认知角度，是否有资格挑战一个超越所有理解框架的存在。否则就像是自我蒙蔽双眼的人，认为看不见就一定不存在。所以，这种极端无神论，究竟是长期环境影响下的被动选择，还是在自行深入学习相关知识和理论后做出的自我选择？不妨问问自己：精神世界是否空虚？抑或是仅仅沉迷于物质至上的幻象？不满、愤懑、痛苦、虚无感、无意义感、恐惧的来源，无外乎于此。

如果你感到这些问题的困扰，或许可以参考无神论哲学家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对“存在”与“虚无”的探讨，在上帝这个角色缺失的情况下，理解人类如何面对没有外在意义来源的空虚与自由。萨特认为，面对这样一个没有预定答案的世界，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存在承担责任，创造自己的意义。或许能更清晰地看见，所谓的“虚无感”并非无解，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存在状态。而不是通过去攻击有神论者，来获得自己的优越感和满足感，逃避自己的内心空虚。

另外，欢迎去看我的另一篇文章《人类中心主义的崩塌》。如果讨厌一些极端的基督徒群体，请参考我的文章《我很怕遇见基督徒》。如果讨厌的是迷信的群体，请参考《理性与逃避现实的边界》《盲目崇拜是迷信》这两篇文章。如果你崇尚物质世界，精神空虚，请参考《精神富足与自我实现》以更全面的了解我的视角。

前些日子，看到博友沉沦提到博客“默认头像”的事情，我想到了很多。在互联网中，哪怕是最不起眼的头像，也能承载着每个人独特的寓意。它是一个符号，也是一个人的象征，是在这个数字化世界里的第一面旗帜。而在众多头像之中，“默认头像”是一种特殊的存在。

或许有人觉得，默认头像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填充物，反正大家都知道那是“没有头像”的替代品，符合网站风格设计就行了。但对我而言，它是对“联系”的一种期待，一种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渴望。我不认为它仅是个“空洞”，更像是对自己在网络中的隐含期许。头像这种存在，如同从门后的缝隙中便能窥见一些属于对方的独特世界。

大约是小学的时候，《数码暴龙》就是我最喜爱的系列动画之一。由于是独生子，从小家里也不允许养宠物，所以一直都挺孤单。每当我看着动画中的伙伴们相互扶持、共同成长时，总会有一种渴望：如果我也能有这样的伙伴，该有多好。在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希望有一只像基尔兽那样的伙伴天天粘着自己。在同年的幻想中，它是那种强大而温暖的存在，给我带来无尽的依靠。

在这个小屋初建之际，我就绘制了这个默认头像，将那份童年的渴望与情感寄托其中。它是对幻想中伙伴的纪念，也是我对“陪伴”主题的执着追求。我希望每一个光临这里的访客，无论是否注册Gravatar，都能在个小屋里，看到这份象征：即便我们没有任何交集，我们依然可以在这片宁静的天地中，彼此感应，互相用心沟通，分享这一份的陪伴。

头像是数字世界中个体的外衣，更是一种对个体自我身份的隐喻。它不止在社交平台上给人创造出“被看见”的机会，也在潜移默化中传达出个体对自我形象的理解，以及传达出对外界互动的期待。每一个头像，都是一扇自我表达的窗户。它的色彩、形状、设计，甚至是空白，都在某种层面上暗示着你愿意以怎样的方式与他人建立联系。

对我而言，这个简洁的剪影更像是一种“去标签化”的选择。没有鲜明的身份标识，不属于任何特定群体，也无需过多的解释。它是一封邀请函，让那些尚未注册Gravatar的访客，也能够在一个无标签的空间里，自由地与我交流，成为我的朋友。即使我们彼此陌生，甚至此前未曾有过任何交流，依然愿意在这个的小屋里，彼此传递那份情感。它带着我童年的幻想与情感寄托，也承载着对未来某种“相识”的期盼。如同一条无声的纽带，拉近了陌生人之间的距离，即便在这虚拟的世界里，也能找到那份真切的共鸣。

在这个时代，一些人相信“金钱至上”、“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但如果金钱真是万能的，那“有钱人”为什么依然会感到空虚？如果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那为何焦虑与抑郁至今依然是流行病？当我们谈论自我实现时，我们真的明白它的本质，还是只是在追逐某种被社会塑造出来的幻象？

当然，这并非我的臆想或杜撰。我曾接触过一些真实案例，其中就有一位年收入几千万的人，尽管财富丰厚，却依然精神空虚。她努力赚钱的动力源于其不幸的原生家庭背景，特别是渴望获得父母的认同。然而无论她如何努力积累财富，始终未能得到父母的肯定，反而只有批评与嫌弃。由于是女性，无法延续家族的“传宗接代”使命，父母的偏爱始终落在他们的儿子身上。

时间一长，她开始相信金钱才是唯一可靠的东西，甚至在对待自己家人的态度上，也变得以利益为导向。这种以金钱为至上的情感和价值观，渐渐传递给了她自己的孩子，最终也逼迫孩子崩溃、出现严重心理问题。孩子在她看来也只是传宗接代，继承自己家产的工具，甚至为了逼迫自己的孩子生育，做出了很多离谱的事情。不过由于涉及隐私，细节就无法详细展开说了。

"赚钱至上"的幻觉如何渗透进生活？

在朋友圈里：有人晒出健身照，配文“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财富”；有人分享旅行照片，感叹“世界那么大，赚钱是为了看看”；有人晒出自己的新买的书，说“精神富足远比物质重要”。然而，总有人可能唱反调：

“有钱才有资格谈这些。”
“先搞钱吧。”
“你这话要是穷人说出来，我是不信的。”

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共识：一切价值都必须经过“经济审查”。你的幸福感，最好能折算成收入增长；你的梦想，得有商业变现的可能；连你的爱好，都被要求带点投资回报率，否则就是浪费时间。

你喜欢玩博客，有人会说，你这博客能赚钱吗？
你喜欢摄影，多半会有人问，你的摄影作品能卖多少钱？
你喜欢绘画，有人可能会说你以后没啥前途，市场这么激烈你的画卖不出去……

曾几何时，“精神富足”这个词，竟然成了一种“反市场经济”的危险信号，被人嘲笑为“穷人的自我安慰”或“成功人士的自欺欺人”。但事实是，真正的精神富足，恰恰是逃离这种幻觉的能力。

金钱至上主义如何吞噬精神世界？

在现代社会，经济成功被包装成了“人生终极目标”，一些人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设定了“人生的KPI”，认为经济成功等于自我实现。在社会看来，似乎所有个体价值都被量化进了一套无形的KPI体系：

职业成就 = 你挣多少钱
社会地位 = 你拥有多少资产
人生幸福感 = 你消费了多少高端商品

这种思维方式被广泛接受，以至于许多人开始相信：如果你无法将某种行为转化为经济收益，那它就是“浪费时间”。于是，阅读哲学书籍被嘲笑为“没用”，做手工被认为“只能当副业”，艺术创作如果不能带来流量或收益，就成了“自娱自乐的低效劳动”。连“兴趣”都被要求提供某种现实功利性，否则就显得幼稚可笑。

但问题在于，这种人生KPI真的能带来幸福吗？很多社会学研究证明，收入的增长确实能提升幸福感，但当基本需求满足后，这种提升会大大降低，其作用可能从改善日常情绪转向提升生活满意度，如健康状况、社会关系、个人价值观等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超过收入。换句话说，财富的边际效用存在上限，收入对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提升更为显著，高收入者需更多依赖非经济因素（如人际关系、心理健康）维持幸福感，但社会却从未告诉你“够了”。

相反，那些真正能够提供持久满足感的东西，如：意义、关系、创造力、信仰等等，这些恰好是不能被简单量化的。当一个人把自我价值建立在经济收益上，他的内在世界就变成了一个永远填不满的黑洞。

“消费即幸福”是如何制造精神贫困的？

现代消费主义塑造了一种奇妙的幻觉：幸福不是内在的体验，而是外在的商品。你并不是真的在寻找精神富足，而是渴望获得“购买幸福的权利”。于是，资本逻辑精准地击中了人性的弱点：

焦虑？买点奢侈品，包装出成功形象；
孤独？买个新手机，沉浸在社交媒体的幻觉里；
迷茫？报个高价“人生规划”课程，让别人告诉你人生应该怎么过。

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它无法真正填补精神的空白，只会让人陷入“短暂刺激——失落——更大刺激”的循环，就像不断加大剂量的兴奋剂，一旦停止，空虚感会比之前更强烈。

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早在1930年代就预言：当社会富足到一定程度，人们将摆脱物质匮乏，开始追求精神自由。他指出，当“绝对需求”（如食物、住房）得到满足后，人们将转向艺术、哲学等非经济目的，并重新评估金钱动机的道德价值。还预言，对金钱的过度追求将被视为“病态”，社会道德准则将发生根本性变革。

然而现实是，他低估了消费主义的威力。直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不但没有带来自我实现，反而让人们更加依赖物质刺激，因为在市场逻辑里，一个不焦虑、不消费的人，是经济系统最不欢迎的“失败者”。

精神富足，一场关于意义的反叛

在这样的环境下，选择精神富足几乎是一种“反叛行为”。它意味着拒绝将一切都纳入经济考量，意味着承认有些东西，如“创造”、“探索”、“思考”、“爱”，这些本身就是目的，而不需要任何经济上的“合理性”。

自我实现的误区：并非“先赚钱再谈精神”

人们总是误解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先满足物质需求，再去追求精神满足，仿佛这是一个线性过程。但实际上，马斯洛理论本身强调"优势需求"的优先级，而非机械递进。在基本需求得到"相对满足"（而非完全满足）后，更高层次需求就会显现。物质满足是心理满足的"基础"而非"前提"，两者存在辩证关系。

上图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金字塔模型，最初设想的五个层次，代表了一个描述人类需求层次和满足这些需求内在动机过程的框架。

根据马斯洛（1943年）的观点，个体通常在追求金字塔更高层次之前，会寻求满足金字塔底部的需求。后来，该理论经过精炼和扩展，包括八个层次，认识到需求可以同时追求（MCLEOD，2018）。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八个层次可以理解为推动个体追求使其感到“满足”的目标的需求类别。这些目标可以分为两类：匮乏需求（D需求）和成长需求（G需求），如MCLEOD（2018年）所述。匮乏需求位于金字塔底部，与生存和身体及心理健康的基本需求相关。

成长需求占据金字塔的上半部分，与个人成长和发展相关，包括实现个人和社会的目标。

现实中，许多物质极大丰富的人仍然痛苦，而许多物质条件一般的人却能活得充实。"社会比较理论"和"快乐悖论"说明，当物质积累超过基本生存所需时，满足感更多取决于相对量而非绝对量。而且物质追求会在"痛苦"（未满足时）与"无聊"（满足后）间摆动。

物质丰富者在“社会比较”中的困境

即使是物质丰富者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常进行社会比较，这种比较包括向上比较（与更富有的人比较）和向下比较（与较穷的人比较）。根据社会比较理论，当物质丰富者与更富有的人进行比较时，可能会感到不满和羡慕，即使自己的物质条件已经非常优越。而这种不满感则源于“适应水平理论”，即人们在适应了某种生活条件后，会迅速调整期望值，从而导致新的不满和追求。

通常当个体的经济状况远低于周围群体时，人们会感受到“相对剥夺感”，进而产生抑郁、愤怒和挫败感。即使物质丰富者拥有较高的绝对财富，但如果他们的财富水平低于周围群体的平均水平，仍可能感到被剥夺。这种感受不仅限于横向比较（与周围人的比较），还包括纵向比较（与过去自己的比较），从而会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但始终无法满足新的期望。

由于不断追求更高的物质目标，容易陷入一个“周而复始”的比较循环，从而总是将自己与理想化的对象进行比较，发现自身在各方面都存在差距，进而产生失落感和焦虑。这是一种高物质主义者的困境，不断被外界的新刺激吸引，而难以获得持久的幸福感。

快乐悖论或享乐主义悖论的无限循环

这种悖论的核心矛盾简单的说——直接以快乐（幸福）为目标反而难以获得快乐（幸福），需通过追求其他事物（如技能、意义）间接实现。例如，一些观点指出“快乐只能作为专注其他目标的副产品”、“快乐在超越自我时意外产生”，而过度计算快乐的行为（如功利主义决策）会导致自我挫败。

人们倾向低技能休闲活动（如刷手机）获取即时快乐，但长期更幸福的活动需技能投入（如学习乐器、写作、培养各种爱好与技能），因为技能投入能引发心流体验（Flow），这是一种达到安全沉浸、专注于活动本身的振奋状态。若快乐仅来自满足欲望（如购物等），而欲望本身又指向快乐，会陷入逻辑循环，导致目标落空。如果快乐来源于从他人痛苦（如“幸灾乐祸”）或恐怖体验中，在体验过后又会陷入理性或者道德的矛盾。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一直XX一直爽。然而爽完后发现什么都没有落下，只有无限的惆怅。

物质匮乏者一样能获得富足的精神体验

而物质匮乏者，也可能有精神超越。举个例子，即使在学生群体等物质条件有限的群体中，通过专注自我成长（如学习研究培养各种自己感兴趣的技能）、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等方式，同样可以获得精神满足。当个体价值观更重视精神维度时，可能会主动调整需求优先级。精神富足并不取决于你拥有多少，而取决于你如何体验生活。

穷人就不能享受艺术吗？有些人即便经济拮据，也愿意为一本好书、一次旅行、一场深入的对话交流中投入精力，这本身就是精神富足的表现。富人就一定比穷人更幸福吗？许多经济上富足的人，内心仍然充满焦虑，因为他们始终害怕“失去”财富，害怕一旦停下来，就会被社会淘汰。真正的自我实现，不是“等经济自由了再去追求”，而是从当下开始，去寻找那些让自己充满意义的事情。

如何真正达到精神富足？

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成功”，纠正“财富=幸福”的认知偏差，培养对非物质快乐的感知能力。如果成功只能用金钱衡量，那么大多数人注定要失败。真正的成功，不是别人认可的标准，而是你自己是否能在生活中找到充实感。

除此之外，还需关注“不可量化”的价值。像是关系、思想、创造、探索，这些无法直接换算成金钱，但它们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是否丰富。每天花时间做一些让你感到充实的事情，不管是写作、阅读、画画、音乐、思考，甚至仅是安静地坐着，感受生命和时间的流动。

对于那些靠购物才能体会“活着”的人，需要先逃离消费主义的陷阱。仔细思考一下，你真的需要更多的物质，还是只是被社会训练成了“需要它们”？减少不必要的消费，让物质成为工具，而不是精神寄托。

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钱，而是更少的幻觉

金钱很重要，但它只是工具，而不是目标。
真正的精神富足，不是赚到足够的钱才开始的，而是从拒绝经济至上逻辑的那一刻开始的。
在一个一切都可以被量化的世界里，学会珍惜那些“不可量化的东西”，这或许是我们能为自己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年初的时候，他拿到一本“单向历”。每一次撕下的那一页，都像是跟昨天告别，又像是对明天的期待。为了方便他使用，我帮忙把台历钉在了大门旁的墙上，每天出门前，顺手撕掉那一页，仿佛为新的一天定下一个小小的仪式。

在单向历的官网上，写着这样几句话：

人生即词语。
在单向历的文字中，隐藏着驯服或是屈从的魔力。
每日揭开新的一页，如同生活在妙不可言的等待中，等待随便哪种未来。

这是一本简单的日历，更是一座精心设计的“路标”。然而，方向却是模糊的，甚至充满矛盾。翻开每一页，自己仿佛在等待一个未来，而这个未来却始终没有明确的指引。它似乎在说：“你或许不知道，但我告诉你，这并不重要。”而这正是其独特的“魔力”。

每天撕下一页，带给自己的是一种仪式感。仪式感里蕴藏的一种力量，让自己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短暂的停顿点，给自己一段深呼吸的时间。当你翻开它，眼前并非简单的日期，而是那些让你驻足的词句。它们有时深邃，有时可爱，有时简洁，却总能在某个恰到好处的瞬间，击中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这本日历不像我们习惯的老黄历那样，详细列出适合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上面的文字更像是一种提醒，让自己在一天的忙碌后，感知自己真实的存在。每天的揭开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它教自己在复杂的生活中学会从容不迫地面对每个困难，同时也让自己享受这一刻的独立与平静。

当然，日历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拥抱赛博的力量，所以我也写了一些简单的代码，把它放在了我的博客上。每天都会自动“撕下”一张单向历，供自己赛博浏览。

赛博日历传送门，当然入口我也放到导航菜单里了。

为何要这样做呢？因为对我而言在这不断揭开的页面背后，隐藏的不是某个答案，而是一种陪伴——让自己在忙碌和复杂的生活中，能够稍稍停下脚步，感受那个真实的、仍在继续的自己。

想提前剧透明天的日历？那可不行，生活需要留一点仪式感，宜期盼。只有在东八区的当天，才会“撕下”并展示最新的一页。官方人员可能有些迷糊，近期提供给App与小程序的日历图像经常错乱。我这边目前是正确的，因为所有已知的错误日期都已被我自制的图源替换。

前两年正值AI元年（2023年）之时，日本上映了一部动画《AI电子基因》，第一集讲述了一个小故事：

在未来，AI仿生人与人类共同生活，并拥有与人类相同的权利。从外观上看，除了类似山羊瞳孔的形状外，他们几乎与普通人类无异。因此，社会颁布了针对仿生人的法律。其中一项规定是：为了避免伦理问题，同时规避病毒入侵的风险，禁止私自拷贝AI仿生人的大脑，以防止备份数据被用于地下交易。

某个家庭中，母亲是一位AI仿生人。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她在一次伪装成医疗实验和经济援助的骗局中，被不法团伙拷贝了大脑数据。不久后，她罹患了一种类似帕金森症的疾病，检查发现，她的大脑在备份过程中感染了病毒，导致人格不断崩溃，最终将沦为一个毫无意识的躯壳。医生提出的唯一解决方案是格式化大脑并恢复之前的备份，但这需要母亲本人的同意。

在执行恢复的最后一刻，在恐惧的促使下，母亲突然叫停了这一治疗方案。她害怕，她能清晰地感受到恢复备份后的她，已经不再是她自己。她意识到自己正要消散，开始害怕从此她自己将彻底消亡。最终，医生和家人尊重了她的决定，直到她的意识被病毒完全破坏后，医生才执行了备份恢复。

恢复后的母亲，在外人看来已康复如初，唯有她的女儿察觉到了微妙的不同。在感染病毒后，母亲曾觉得新的做法的早餐更好吃，所以给女儿的早餐的煎鸡蛋中加了鲜奶油。而治疗之后的“新母亲”，在煎鸡蛋后并没有给女儿加入鲜奶油，也没有再次出现改良早餐的想法。当女儿问她是否加了鲜奶油时，她疑惑地回答：“嗯？加了会更好吃吗？”这一刻，只有女儿明白，现在的母亲，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母亲。

忒修斯之船与自我的延续

记得很小的时候看《名侦探柯南剧场版：贝克街的亡灵》时，我曾思考过一个问题：如果将人脑的意识完全数字化上传，那么上传后的意识还是原本的那个人吗？这一问题也涉及到了经典的“忒修斯之船悖论”，如果一艘船的所有部件被逐步替换，那它还是原来的船吗？如果用替换下来的旧木板重新组装一艘船，哪一艘才是真正的忒修斯之船？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人脑的神经元不同于皮肤或血细胞，大部分不会持续更新，而是从出生起基本固定。然而，神经突触、连接模式及蛋白质构成却在不断变化，这是神经的可塑性。这使得大脑既不像忒修斯之船那样被完全替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稳定结构上的持续演化”。即便如此，人类的记忆、思想和个性仍在持续变化。假设一个人失去所有记忆（例如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那么他还是原来的自己吗？身份是取决于生物结构，还是取决于心理延续性？

如果人的身份依赖于记忆和思维模式的延续，那么恢复备份后的母亲应该是“同一个人”，因为她的记忆、经验、个性和认知都被完整保留，只是缺少了一段痛苦的经历。这类似于电脑系统备份，还原后，文件和设置依旧相同，但系统本身已被重置。

如果身份依赖于意识的连续流，那么恢复后的母亲不再是原来的她。意识的本质在于它的主观流动性和不可还原性。在病毒侵蚀期间，母亲的主观体验逐渐消失，原本的她也随之消亡。这与“传送悖论”类似，如果一个人在传送时被分解再重组，那还是原来的自己吗？

自我的终极恐惧

由于“自我”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概念，所以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母亲会害怕恢复备份？

她的恐惧源自对“自我消失”的清晰认知。此刻的她，仍然是“她自己”，能思考、能害怕，能感受到自身存在。但一旦执行备份恢复，这个“她”将彻底终结，而另一个“她”将取而代之。

对于她而言，这相当于死亡，即便恢复的版本仍拥有她的记忆、行为习惯，在外人眼中依旧是她，但她自己清楚，她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了。即便未来技术能完美复制人的大脑，原来的“自己”却不会继续存在，那不过是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副本。

这些问题都指向同一个悖论：“我”是记忆的总和，还是意识的连续性？

当母亲完全丧失意识后，医生才执行了恢复备份，这点从家人的角度来看，她回来了，但她自己却再也没有机会害怕了。从外界来看，她依然是她；但从她自己的角度，她的“故事”已经结束了。这个故事用AI与人类的界限，进一步放大了“忒修斯悖论”的冲突，使其不再只是哲学上的讨论，而变成了切实可感的“生死问题”。它给出的答案可能是：在别人眼里你是同一个人，但“你”自己永远无法确认。

前段时间，我读到Velas电波站的一篇博文《碎碎念8：至少我们还拥有爱》，其中提到：

等有哪天，足够进化后的生成式AI通过我留下的信息继承了我的大部分记忆，能在少量的引导下说出和我相近的话语、写下和我风格和思想类似（甚至文笔更胜一筹）的文字，并（至少在互联网上）能够以我的父母和朋友都无法分辨的拟真度接近一比一地仿照我的性格和习惯与他人互动交流……那是否能说，真正的“我”其实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呢？

对此，我的回复是：

我即是我，是一个具有内在连续性的存在，这种连续性是无法被替代的。无论外界如何模仿，抑或是技术如何模拟，终究都只是表面上的再现，而非真正的我。人工智能能够模仿的，始终只是别人眼中的我，或者是以语言符号化的方式存在的我，而无法触及我内在的独特性与真实的存在。

自我是可复制的吗？

在哲学中，目前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终极答案。

在心理连续性中，人的“自我”主要依赖于心理状态的延续，而非物理实体的持续存在。如果“我”的记忆、个性、意识流都保持一致，“我”仍然是我自己。如果认同心理连续性，恢复后的母亲“仍然是她自己”，因为她拥有同样的记忆、思维模式和个性。但如果认为“意识的连续流”很重要，那么原来的母亲已经死去，而备份只是一个“复制品”。但问题是，如果你自己（原来的你）无法体验到，你还能承认“TA”是你吗？显然不能。

而在物理连续性中，若一个人的身体从出生到死亡始终保持物质上的同一性（即使细胞更新），则其人格同一性得以维持。相较于依赖记忆或心理连续性（易受主观性影响），身体的物理上的同一性提供了更客观的判据。

从更高的角度看，可以把“自我”看作时空中的一个整体，而不是某个瞬间的存在。“自我”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从诞生到死亡的整体，不是单独某一个时刻的状态。但如果时间线上断裂了（如自己主观上认为“自我已经死了”），那么“我”可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己。

我个人认为，自我是无法被信息化的。“自我”从诞生之时起，就是一种超维度的存在。即使数据被拷贝、转移，真正的自我仍不会随之迁移。拷贝的瞬间，新的意识已然产生，那个“我”已经不再是原本的自己。

回到这个仿生人故事，我更愿意相信，母亲在意识被病毒摧毁后，她的自我已经彻底消失，又或许进入了我们无法理解的维度继续存在。而恢复备份后的她，只是一个新的自我罢了。我认为，自我是通过个体的主观存在与体验形成的，而不是一个可以被物理或信息复制的对象。“我”的存在无法被简化为数据或描述，而是一种独特且不可替代的“此在（Dasein）”体验。

——01——

年末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邮件，是一位博友寄来的。

他在邮件中写道，我的文字分享总让他感受到特别的温暖和共鸣，虽然是通过网络相识，但是早已把我当作多年的老朋友。看到这句话，我一时怔住，随即笑了。这话听着耳熟，毕竟我也对一些博主有过类似的感受。

有时候，我们和那些从未谋面的博友之间的关系，比现实中的“朋友”还要来得真诚。我们没有互加微信，没有在群聊里“哈哈哈哈”地敷衍寒暄，甚至可能连对方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但我们愿意在对方的博客里停留，花上十几分钟认真读完一篇文章，再在评论区写下长长的回应。

反观那些通讯录里躺着的“好友”们呢？加了个好友就算朋友了？那怎么加了三年，连一句话都没说过？有些人加你好友是为了卖东西，有些人加你是为了日后借钱，还有一些人加你只是觉得“有个联系方式比较方便”，但至于这个“方便”究竟是什么，他们自己都未必知道。

朋友这个词，已经被滥用了。

——02——

现在的人对社交的理解，早就变味了。

大多数人活得就像《新世纪福音战士（EVA）》里的人类，他们和人交往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持着一层“AT力场/心之壁”。AT力场是什么？是保护自己的屏障，是人与人之间无法消解的心理隔阂。在EVA的世界观里，AT力场是人类保持自我、避免被他人完全同化的屏障。但在现实生活中，这层屏障不仅让我们“自我保护”，也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加了好友，并不代表我们之间没有AT力场。

在群聊里寒暄，在朋友圈点赞，彼此留言“哈哈哈哈”，看似很热闹，但本质上不过是各自维持着一层社交屏障，不让对方真正靠近。

很多人习惯性地用“AT力场”隔绝自己的真实情感，因为他们害怕暴露脆弱，害怕被拒绝，害怕别人看穿自己的不安。所以，即使看起来朋友很多，实际上，真正能交流的人却寥寥无几。

——03——

博客之所以让人感到舒适，就是因为它暂时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AT力场。

博客是“单向”的，写下自己的思考，愿意来看的人自然会来，不愿意看的人也不会被强迫。自己不需要在意对方的即时反应，也不用担心自己说的话是否会让对方感到尴尬。在这里是自由的，可以毫无保留地表达，而不是揣测别人的心思、迎合别人的期待。

但社交软件不一样。
微信、QQ、微博、朋友圈……它们的存在，让人不得不时刻保持一层AT力场，不仅要过滤自己的话语，还得时刻担心“谁能看到”、“谁会误会”、“谁会觉得我是不是在说他”。

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
发了条朋友圈，想表达自己的难过，但又害怕被人看穿，于是刻意写得云淡风轻。
在群聊里想说点自己的真实想法，但想到可能会引起争论，最后还是删掉了打好的字。
想找一个好友聊聊心事，但又害怕对方觉得自己在“情绪输出”，于是最终决定自己消化。

这些心理机制，都是AT力场的具体表现。

博客为什么让人觉得亲切？因为它是少数还能让人“关掉AT力场”的地方之一。

——04——

当然，并不是说现实中的朋友就一定比不上博友，毕竟社交软件的本质，决定了大多数人的交流方式只能浮于表面。真正的问题是，人们早已习惯了“点对点”社交的虚伪，却忘了“点对面”表达的自由。

加了微信，却不敢主动聊天，怕尴尬，怕打扰。
群聊99+，但真正能说心里话的，可能一个都没有。
朋友圈点赞成了社交货币，聊天记录却贫瘠得可怜。

归根结底，现代社交的本质，就是一场集体默契的表演：你假装有朋友，我假装不孤独，大家都在演，演得久了，甚至连自己都信了。

所以，为什么博客在这样一个时代还能留住一部分人？
因为它允许我们暂时放下“演”的负担，回归到最纯粹的表达本身。

而那些愿意花时间阅读你的人，或许比现实中所谓的“朋友”更接近这个词的本质。

——05——

当然，你可以说，博客毕竟是个小众圈子，大部分人还是需要“现实中的朋友”。

但有没有发现，很多人连现实中的朋友，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相处了？

有些人，你不主动找他，他绝对不会主动联系你；
有些人，只会在自己难受的时候找你，等你难受的时候，却又悄无声息；
有些人，表面和你称兄道弟，背地里却连你的朋友圈都屏蔽。

最绝的是，有些人如果突然主动来找你，多半不是为了问候，而是有事相求，不是结婚就是借钱。

面对这些现象，很多人会选择默默接受，毕竟“大家都这样”，但真相是——真正的关系，不是靠这些虚伪的社交规则来维持的。

我们以为加了微信、点赞评论、群聊互动，就是“朋友”了，但实际上，这些都只是表象。真正的朋友，不是那种见面寒暄几句就能称兄道弟的人，而是那种在你表达真实自我的时候，仍然愿意停下来听你说话的人。

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跟“现实中的朋友”越来越没话说，不要怀疑自己变了，可能只是因为你已经厌倦了演戏而已。

——06——

朋友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答案，只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罢了。

毕竟，承认了，就意味着必须面对自己早已习惯了的孤独。

我喜欢零食，他更喜欢水果，所以家里的零食几乎都由我来消灭。每天晚上，他会带回公司的下午茶。这两天，他带回来的下午茶中有一包雪饼。我习惯性地打开包装，把糖霜不均匀的一侧朝下放入口中。这是我从小总结的经验，因为这样吃更好吃。一部分舌头接触到那不均匀的甜味，一部分接触到雪饼自带的咸味，两者口味交互迸发，形成独特的味觉冲击。

这让我想到了做牛排时，会习惯在出锅醒完肉后撒上一层粗粒海盐。我曾尝试使用研磨器将海盐磨碎均匀撒上，但味道远不如直接撒上粗粒海盐来得丰富。同样的盐，在细碎状态下只带来均匀的咸味，而在粗粝形态下，却能塑造出“唤醒原始味觉”的层次感。

粗盐的“颗粒度”影响了咸味的释放节奏，也构建了味觉的时间维度。粗盐溶解较慢，在咀嚼时逐步释放咸味，而其不均匀的分布使得部分颗粒附着在美拉德反应形成的焦化层上，部分则留存在肉质纤维间。咀嚼时，咸味呈现“点状爆发”而非一次性均匀扩散。这种“阶段性释放”让味蕾经历不同时间点的咸味层次变化，使得口感更加丰富。人类在处理复杂信息时，天然偏好非均质刺激，正是这种“不均匀性”塑造了更深刻的感官体验。

或许正是味觉上“缓慢展开”和“一触即发”的差异。这种细腻的层次感，就像是生活中的波动。生活的味道，真正的厚重感，不是来自平稳的静态，而是来自时而高潮，时而低谷的波动，那种起伏带来的深刻体悟。就像一颗粗盐粒缓慢溶解，咸味逐渐深入，不均匀的刺激唤醒了我们潜藏的感官。而细盐简单、直接、迅速，却似乎永远缺少那份深刻的体会。

到前面谈到的“雪饼甜面朝下吃”的小技巧，它和粗盐的味觉效果某种程度上也有相似之处。甜面朝下，糖分直接与舌尖接触，味觉的爆发是即时的，迅猛的。它们像是生活中的那些“意外”，让你无法准备，但瞬间却带来全新的感知。你能感受到糖分与盐分的极致对比，那种“甜咸交织”的体验，是人类感知的丰富性所在。

人类的认知，并非建立在绝对均衡的基础之上，而是依赖差异与对比。萨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质”，海德格尔则认为，“超越”是“此在”的基本结构。真正的体验和意识，常在冲突和突破中展现。味觉如此，人生亦然。均匀的刺激只会导致感官迟钝，而不均匀的分布才能激发新的体验。

反观生活，一些人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中迷失，仿佛每一天都是复制粘贴的模板，滋味单一。而生活中的“意外”转折让我们从无聊的惯性中觉醒。有时候，真正的味道不是顺从而来，而是在逆境与反转中展现出来的。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个体会感到无比安逸，可是幸福感却难以深入，甚至会奢求更多以获得幸福感。那些偶尔的跌宕起伏，却容易让我们体会到幸福的“厚度”。如果生活若无波澜，又怎能品尝到它的美好？

人类天生不会满足于绝对平稳，而是倾向于追求一定程度的挑战和新奇，以维持心理上的最佳兴奋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平淡的日常中感到乏味，却在突发的变故或挑战中找到活力。现代社会推崇的是“细盐式人生”：稳定、均匀、循规蹈矩。从成长、求学、工作、结婚、生子、退休，一切都被安排得井然有序，宛如流水线生产的标准产品。然而，这种过于平滑的人生，真的能带来满足感吗？

幸福感不是由“稳定”提供的，而是由“变化”塑造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层次需求。而自我实现的过程，恰好需要个体在挑战和困难中探索自身潜能，而非被动接受安逸的安排。真正的成长和满足，源自那些“粗盐般”的不均匀体验。真正的生活，不是单调的电子节拍，而是一场充满跌宕起伏的交响曲。

现代社会试图消除这种“颗粒感”，让一切标准化、平滑化，工作有KPI，社交有标准话术，甚至连人生哲学都被简化为“平平淡淡才是真”。这听起来似乎并无不妥，然而，这种平淡，是否真能让你体会到生活的“丰富感”？平稳的日常，就像是细盐撒在牛排上，盐粒快速溶解，味觉很快达到饱和，少了冲突和深刻的体验。而人生若过于单一、平和，能感受到它的味道吗？真正的幸福，在经历过那些突如其来的、不规则的，甚至是痛苦的经历后才能体会到。

那些终其一生稳定、毫无波澜的人，会在某一天常会产生深刻的倦怠感，甚至不自觉地寻求某种“刺激”来打破平淡。例如疯狂购物、沉迷短视频、阅读爽文、参加有难度的竞技类游戏等等，甚至试图在感情之外寻找新鲜感。然而，这些廉价的刺激，只是为了填补“细盐人生”带来的空虚，而非真正的满足。长期生活在安逸中的人，容易幻想“外遇”的新鲜感，而那些经历过病痛与失去的人，却深知曾经拥有的幸福是多么珍贵。

人类的悖论在于，总是忽视已拥有的，却执着于未曾得到的。财富、地位、情感，皆如此。生活的真正滋味，并非无菌室里精心调配出的“标准幸福”，而是那些带有粗粝感、不确定性、却真实可感的体验。就像粗盐在牛排上缓慢溶解，或是雪饼甜面朝下入口，真正的精彩，不在于被细细研磨后的平庸，而在于那些不均匀、不可预测、但令人铭记的瞬间。

某种意义上，波折才是生活的调味品。味觉的多样性源于物理上的分布差异，而人生的丰富性，正因曲折的轨迹，才显现出层次与色彩。以小说为例，主角经历了冒险与挑战后，最终获得幸福，然而，若故事停留在这个平静的结局，作者便会止笔，因为接下来的生活过于单调，写下去也会失去吸引力。如果仍在追求“安全且稳定”的生活，不妨问问自己：你真正渴望的是幸福，还是仅仅害怕变化？你想要的，是一片毫无颗粒感的细盐，还是一块让人回味无穷的粗盐牛排？

在某些平台上，尤其是“小破站”，一些人总爱用“理中客”的身份，把科学和神学放在一起，进行所谓的“碰瓷”。他们其中的一种解释是：“某些著名科学家晚年钻研神学，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基督徒。”又或者：“国内那些说自己相信有造物主存在的科学家，其实他们说的‘造物主’根本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 我不想去考究他们的信仰背后事实究竟如何，因为在我看来这种解释很多余。这些人是不是觉得，科学家们就不能有信仰，不能信神？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基础的傲慢吗？

科学家信什么，这是他们自己的自由。这种强行解读别人的信仰，就是在强迫别人穿上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服装”。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信仰，科学家不是明星，根本不需要为“科学人设”而活。甚至可以说，这种过分关注某个科学家信仰的人，本身就是对特定科学家自身的盲目崇拜，生怕科学家的人设“塌房”，这点和“脑残粉”没差，更和迷信也没差。把科学家的个人信仰硬套上一层道德的标签，这种行为本身就像迷信一样可笑。科学研究本来是通过实验和理论来探索世界的奥秘，不是为了给攻击宗教信仰提供论据。把两者混为一谈，岂不是让本来严谨的科学研究，陷入一个无休止的意识形态的泥潭？

这让我想起了一些“理性”的讨论者，他们一边高喊科学与神学不能混淆，另一边却不自觉地加入了一些“伪理性”分析，试图用所谓的“科学观点”来支配其他人的信仰。这种用科学的名义去“碰瓷”神学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用一种“有预设立场的理性”来定义什么是合理，什么是不合理。可这种行为已经远远脱离了真正的理性，变成了一种隐形的道德绑架。

更有意思的是，环球时报、人民网等官方媒体也曾发表过类似的文章《环球时报：科学崇拜也是一种迷信》，其中提到：

但追求真相的只是少数科学家，大多数公众只是被动接受科学教育或使用科技成果，科学家与公众的这种分离使科学崇拜有了产生土壤。科学崇拜，就是把一切科学成果或打着科学旗号的事物当成绝对真理而深信不疑，从而心甘情愿将决定权完全交给科学专家。

听起来有些刺耳，但反映了事实。科学对于大众的吸引力，已经变成了某种形式的“盲目崇拜”。许多人并不真正理解科学的深层次原理，却宁愿选择接受简单的结论，把这些结论当做唯一的真理。把科学的成果当做无可争议的绝对真理，这种态度和盲目迷信几乎没有区别。很多人甚至把某些科学家捧上了“神坛”，这背后的心理，无非就是对权威和智慧的盲目崇拜。而信仰、宗教信仰、迷信这三者之间本质的区别，这点我在文章《从信仰到迷信》中有过详细论述，就不展开了。

究竟是什么让这些人把科学与信仰这么简单地对立起来呢？他们或许觉得，科学成果代表着“真理的唯一性”，而宗教理论则是一种“落后的、非理性的信仰”。但如果真的这样看待世界，那我们就应该仔细审视一下“科学”发展的过去。科学发展本身的历史充满了盲目、错误和失败，曾经被奉为“真理”的很多科学理论，后来都因为新的发现而被推翻或修正。就拿诺贝尔奖历史上的几个经典案例来说，1926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菲比格，因发现“螺旋体癌”而获奖，然而后来的研究发现所谓的“肿瘤”竟然是维生素A缺乏引发的胃部病变。这种基于实验设计缺陷的错误，反映了早期肿瘤研究的粗糙性。类似的历史污点还有很多，比如1948年穆勒因发现DDT的杀虫功效而获奖，直到几十年后，人们才发现DDT的环境毒性（包括致癌性），这些问题才被揭露出来。

再拿1949年获奖的莫尼斯来说，他因为提出脑前额叶切除术治疗精神疾病而获得了奖项，但这一手术后来却导致了大量患者的智力退化、行为能力丧失，甚至死亡，最终被医学界彻底废弃。这些历史事件和“科学真理”背后的丑陋，实在让人不敢轻易高呼“科学成果是绝对真理”。

科学的本质是什么？它不是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而是通过实验和理论不断完善、纠正与进步的过程。在讨论科学时，我们需要区分科学发现与科学手段；而谈论神学时，也应该区分神学理论与神学手段。这些都不能混为一谈。每一个时代的科学发现，都只是对当时技术和认知的最合理解释，而这种“合理解释”并不等同于“真理”。科学成果是某一阶段人类通过实践证明的方式认知世界的最高智慧结晶，而不是给无限的未知世界进行“盖棺定论”，因为人的认知总有局限性。如果我们无法认识到人的认知终将是局限的，坚信人类未来会战胜一切，终将陷入我之前文章《人类中心主义》的泥潭。

我们用科学理论，并不是因为它一定是“真理”，而是因为它在当时能够帮助我们合理解释现象，解决问题。然而科学的成果并没有固定性，也不是不可质疑的。就拿进化论来说，曾经被许多人认为是“假设”，即便今天它被广泛接受，并且得到了很多间接证据的支持，如考古和基因技术的发展等，但它依然无法达到“事实”或“真理”的标准。我们无法直接亲眼见证物种进化的全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上亿年的时间，而我们个人的生命不过短短几十年，有可解读的文字记载的人类文明也才几千年。正因为如此，进化论仍然是一种“极为可靠的假设”，却没有谁能证明它是“绝对真理”。然而这也为某些盲目崇拜特定神学观点的人，攻击进化论提供了有力的突破口。

很有趣的是，“盲目崇拜特定科学理论”和“盲目崇拜特定神学观点”这两个极端人群，正是通过各自的信仰体系去“捍卫”他们认为的“真理”，却忽略了科学、信仰、神学的真正价值都在于探索和理解，而非盲目崇拜。对我而言，即便未来某一天进化论被证明是真理，这与神学的冲突依然微乎其微。为什么？因为科学与神学的研究领域并不完全重合。科学探讨的是物质世界的规律，而神学则关注精神世界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科学解释的“物种进化”同样可以视作神学中的“神的工作”，两者并不会发生冲突。

科学的“真理”从来不是绝对的。牛顿力学曾经被视为“真理”，但后来发现它在微观世界中并不适用，量子力学的出现也彻底颠覆了许多我们以为是真理的观念。相对论、量子理论等，都是基于某些假设提出的，而这些假设从来没有被绝对验证过。科学本身就应该保持一种怀疑精神，永远对自己的结果提出质疑。科学与神学并非不可调和，两者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不必为了站队而让彼此产生冲突。无论是哪个学科，其真正价值，在于它们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将我们推向对立的边缘。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克苏鲁这类古老存在真的存在，一定会像看个小丑一样，俯瞰着我们这些整天自以为是、满脑子人类中心主义的“高级物种”。人类作为一个“智商在线”的种族，一方面幻想自己为“未来宇宙的主宰”，一方面又常常在感叹宇宙的浩瀚无边。我个人一直以来无法切实体会克系这类作品的“恐怖感”又或者是“SAN值狂掉”的感觉，只能感受到作品中一些设定的神奇，或者认为这些本就“理所当然”并尝试去推导人类恐惧的原因。

前段时间的某个晚上，在家里的沙发上和他谈论到这个话题时，就提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克系作品正是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幻象，导致人们产生了不适感。我之所以无法体会到克系的作品中那种“自己仿佛要疯掉”的震撼与恐惧感，也可能和我的精神存在问题有关。毕竟，像我这样一个曾经历了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在经过长期的精神折磨后，早就习惯和麻木，阈值相对提高，很难体会这种不适感。

人类中心主义——从宗教到科学的“自我崇拜”

我们需要从“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概念入手。这是一种文化观念，也可以说是我们几千年历史中的核心假设。最早，人类的世界观由自然崇拜、神话故事和宗教赋予。在中国，天子的权力由“天命”合法化；而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中，人类则被赋予了“神选”的特殊身份。正如《圣经》所述，上帝创造了人类，并赋予我们支配地球的权利。人类中心主义，正是支撑东西方世界观的基石——人类被视为自然界的主宰，其他一切生命和现象都被认为是为人类服务的工具。

这种“自恋”的世界观在科学革命后并未消失，反而愈加根深蒂固。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代表了人类理性优越的宣言。笛卡尔通过强调“自我意识”的存在，把人类的理性置于宇宙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完整的知识体系。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则表示，人类的认知能力限制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但这也恰恰使得我们能够在自己的范畴内对世界进行合理解释。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的“启蒙”并未彻底摧毁人类的自我崇拜，反而强化了它的科技化、理性化。一些科学家认为：“人类通过科技将最终主宰一切”，无论是星际旅行还是物理学的突破，这种对无尽可能性的承诺，正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延续。

然而，这种过度的自我迷恋，总有一天会遇到一个不速之客，那便是洛夫克拉夫特式恐怖。

克苏鲁神话——人类直面中心的“恐惧”

洛夫克拉夫特所创造的克苏鲁神话，正是这一自恋世界观的“破碎机”。克苏鲁神话的“恐怖”，并不是来自于某种具象化的怪物或恐怖事件，而是通过对人类存在局限性的揭示，打破了人们对宇宙中心地位的幻想。洛夫克拉夫特将那些“神祇”设定为“古老的存在”，这些存在完全超越了人类的认知与理解，它们的存在本身是无法被人类思维所框定的。人类自以为是宇宙中心的信念，在这些存在面前，显得愚蠢且微不足道。

因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克系作品，所创造出来的“不可名状”的恐怖未知存在，则无法被人类准确定义，也远超人类的能力，无论是思维能力还是五官感受。这些存在，并不为人类所用，也不屑与人类建立任何关系，它们的存在根本不关心人类的历史与文明。在克系作品中，主人公的“恐惧”并非来自怪物的外形，而是来自一种深入灵魂的意识。他们发现，原来人类并非宇宙的中心，人类的存在，只不过是宇宙浩瀚中的一粒微尘。我们所珍视的理智、文明、科技、甚至宗教信仰，在这些存在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这是人类无法忍受的恐惧——人们所坚持的“人类独特性”被彻底摧毁了。这种被“外部力量”彻底无视的无力感，才是克系作品恐怖的本质。一旦人类试图去理解和接触这种存在，便会进入无尽的疯狂和恐惧，因为人类的渺小无法承受这一切。

在阅读这类作品时，也会让读者因此导致出现“SAN值狂掉”的恐惧感，像是我近期阅读的国人写的《请勿洞察》和《道诡异仙》也是如此，没看过的话可以读读看，挺有意思。

克系作品通过极致的恐怖感，深刻地戳破了人类的“自我优越感”。人类一直以为自己是宇宙的焦点，无论是宗教还是科学，几乎每种体系都在某种程度上暗示这一点。无论是基督教等一神教中，神创造人类并赋予我们特殊使命，还是道教和佛教中，人可以通过修行达到某种超越的境界；又或者是科学主义中，科学家们通过每一次“发现”构建出宏大的叙事，证明人类最终将超越一切——无论是生物进化、宇宙起源，还是我们未来能否遨游星际。我们自信地看待自己，甚至有人认为通过原子弹可以毁灭“多个地球”，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地球能够毁灭我们，但我们却无法毁灭地球。这种自负的思想，正是对人类局限性的忽视，也是“人定胜天”信条的延伸。

为何这种恐惧如此令人无法承受？

当阅读克系作品时，不仅是体会到这种面对“怪物”的恐惧，还让人意识到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与认知究竟有多么脆弱，其中最不舒服的就是这种认知被摧毁的感觉。人类可以把自己看得再怎么伟大，但在宇宙的尺度面前，甚至在存在的尺度面前，也不过是一个过客——一个随机存在的生命现象。克苏鲁神话所创造的恐怖，并不是来自于怪物本身，而是从一个更大的层面审视自己：你从来没有控制过什么，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样在这片虚空中浮动的。

正如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言，人类的“自我”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它并非一成不变的实体，而是某种社会和文化构建的“概念”。作为人类，我们的知识、价值观以及对宇宙的理解，都是局限的，是在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被构建出来的。这种自我构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不断强化人类中心主义的过程。

但这种构建本身也是脆弱的。一旦被外部的“异物”打破，人类便面临一种极度的崩溃感。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揭示人类如何通过“理性”界定正常与非正常，如何通过这些界限构建自我。当这些界限被完全突破时，“非理性”的存在便会迅速侵蚀我们的理性框架，而克苏鲁神话中的这无法被理性掌控的存在，正是福柯所谓的“非理性”的极端体现。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类的“自我”是为了维持个体在世界中的控制感而建立的防御机制。当这种控制感受到威胁时，个体会体验到极端的焦虑与崩溃。对于克系作品中的角色来说，恐惧来自于对自我控制感的彻底丧失。他们面对的是无法理解、无法控制的存在，这种存在对他们而言既是无法逃避的恐怖，又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优越感”的无情嘲弄。

所以，克系作品的真正恐怖，根本不在于怪物的外形、异维度的法则、某种“精神崩溃”的场景，而是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荒谬感。人们所珍视的一切，在这些作品面前，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人类不再是世界的中心，甚至连自己到底在哪个角落都搞不清楚。这种深刻的无力感，才是真正让人难以承受的恐怖。

现代社会中的伪命题与自我麻醉

这种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恐惧，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精神困境。现代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强化这种中心主义。无论是环境保护的言论，还是科技发展所标榜的“进步”，背后依然潜藏着一种深刻的自恋。我们要保护地球母亲？不，其实是在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在讲人类科学的无限可能？呵，科技能带来无限可能的前提是我们依然活着。所有这些自我标榜的“伟大”，不过是在强调人类对自身局限性的忽视与逃避。

人们深陷于对“中心”的迷恋中，而这种迷恋又通过各种文化符号得到了强化。无论是“人定胜天”的科学主义，还是“保护地球母亲”的环保主义，表面上看似是对人类和自然的尊重，但其实都隐藏着对人类自身的过度依赖与自负。“保护地球”这种说法，实际上并不是为了地球，而是为了我们人类自己。人们感到恐惧的，并不是宇宙的浩瀚，而是对这一切的无能为力。人们是否敢于面对人类存在的渺小？是否能够放下那种对“中心”的幻想，真正去理解人类不过是这宇宙中的一粒尘埃？

能体会到这种恐惧感的，恐怕不是那些科学至上、觉得“量子力学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人，而是那些被抛入极度孤立的思考者——那些开始质疑自身、怀疑这个世界无尽虚假的“中心”感的人。而像我这样的，已经习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游走，习惯以一种不可知的心态去面对世界的“荒诞”与“无意义”。或许正是这种从“绝对中心”到“完全无意义”的转变，才让我对克系作品的恐惧具备了某种解构力。

说了这么多，这种“不可名状之物”对人类来说，究竟是恐怖的，还是幽默的？在我看来，正是那种无法逃脱的无知与渺小感，让人们只能通过“恐惧”去反抗。这种“反抗”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自我救赎，也是无力的挣扎。而所有的恐惧，归根结底，都是对这一事实的恐惧：我们只不过是宇宙中一个无足轻重的泡沫，随时可能在更大、更不可知的力量面前消失。

后记

在不少人阅读这篇文章后，我意识到这篇文章并未有效说清楚克系作品真正的恐怖之处，容易被误读为“存在一种地球之外的强大外星生命体”，因为这种误读还是基于三维和人类认知基础上的。

克系作品的恐怖并非来自于外界的威胁或可见的怪物，而是源自于一种无法言喻、超越人类认知的存在。这种恐怖的本质是人类无法通过常规的感官或思维去理解的，它不容许被眼睛看到（看了眼睛会失明、自身认知扭曲等等不同类型的严重负面影响），也不能被思维推理（思考了会导致疯狂）。这种存在超出了人类感知的极限，直接挑战并摧毁人类的精神结构和人格。

在克系作品中，世界的一切都被人类有限的认知所扭曲，所看到的一切实际上只是幻象。人类的认知处于低维度，无论是通过眼睛、耳朵还是其他感官所触及的世界，始终受到认知局限的影响，无法触及真实的世界。人类对“真实”的理解，实际上是对一个更高维度世界的扭曲映射。这一点与恐怖游戏《沙耶之歌》中的情节相似——认知的世界与真实世界是脱节的。

人类之所以“安全存在”，是因为人类的低维度认知无法感知那些高维度生命体，这些存在对人类的微小和无知毫不在意。高维度的生命体或许就在我们身边，但由于人类的认知水平太低，我们无法感知它们的存在。我们所理解的宇宙规律和世界法则，可能只不过是被我们扭曲了的幻象。真实的世界远比人类认知到的更加无情和残酷。

要真正理解克系作品的恐怖，仅依靠言语描述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阅读不同类型的克系作品，才能逐渐体会到那种深入灵魂的恐怖。

快年底了，这一年对我来说是很特殊的一年。今年1月份，我就开始着手停药。到5月份时，精神科医生宣布我可以不再依赖药物生活，也不需要去医院复诊了，算是“正常”了。虽然仍有一些躯体化的症状残留，但我已经可以不依赖药物，主动克服这些问题。

可以说，上半年我基本上忙于调节自己的药物依赖，避免出现戒断反应。下半年则是想办法适应脱离医院、脱离药物后的正常生活，因为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需要解决。也正因为治疗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我才有时间从过去忙碌的工作中抽身出来，用四年的时间，直面自己，反思自己，与自己和解，直面内心的心结，处理自己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

这几年来，我接触了不少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神学、哲学等相关领域的知识。与此同时，他也从法学和哲学转向精神分析学，并以我为案例进行分析。我们两人常常会因某个具体观点，深度交流到半夜。在交流中，我学到了很多，也逐渐学会了与自己和解。没有他的陪伴，我也许无法坚持到现在。

到了第四季度（或许用Q4这种表述会更有社畜感），随着我的状态进一步好转，我决定将一些思考整理并写出来分享。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有朋友通过各种渠道问我：“最近怎么这么高产？”的原因。频率最高时，我一天能写一篇大长文，因为除了睡觉和吃饭，我几乎都在电脑前写作。

写作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治疗方式，可以帮助自己整理并释放内心的压力。我在《情绪释放的重要性》中也提到过这一点。对我而言，写作的动机大约有六成是为了从我所接触的知识中，结构化地整理思考、表达内心的想法，四成则是希望能让别人看到，与那些有相似想法的人产生共鸣，算是帮到别人，也很符合我的初心。正因如此，我的文章尽量使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

没想到的是，我的写作引发了不少共鸣，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冲突、人身攻击，甚至是黑客的长时间攻击。不过，这些都是必然的。人与人的思维本来就不完全相同，有些人会反对我的一部分观点，而有些人可能会全盘否定，这很正常。毕竟，这是我自己的思考，也是我结合所学的知识进行的分析。即便是专业的心理学家、哲学家的知名著作和论文，也会受到大量批评，更何况是我。我并不指望让所有人都喜欢我，甚至即使很多人讨厌我，我也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毕竟很多心理问题正是因为长期压抑导致的。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也经常收到很多人的感谢。有的是在评论中，有的是私信或邮件，他们表达了感谢之情。其中不乏一些抑郁症患者、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生活困顿的人等等。我的文章也帮助一些人解开了多年的心结，重新振作起来，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实用性和科普性的文章，帮助了不少人找到了自己的信仰或者反思自己的信仰。这也证明了，我所做的这些与他人来说，也确实是有意义的。

实际上，我的很多文章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内核有些是共通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表述。我通过对自我的一点点解构，逐渐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复杂的，当自己试图拆解自己时，它像一面镜子一样，把过去的每一个断裂、每一个失落都映射出来。人和人之间，虽然在生活的表层差异巨大，彼此之间有着无法填补的裂缝，但在深层的心理层面，仍然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这种相似性不代表我们活得相同，而是我们面对同样的情感荒原时，都会走向相似的痛苦。

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自我解构，能够引发如此多的共鸣。你以为我在讲我自己，但你却能在其中看到你自己。这样的共鸣可能会带来正面效果，例如解开某些心结；但也可能引发过度的负面反应，因为解构是一项危险的行为，它可能触及到一些人内心的伤疤，导致精神崩溃，并激发强烈的“防御机制”反应。伤疤我们可以选择忽视，但它永远存在，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或地雷，随时可能爆发。自己不能永远逃避这些内心的裂缝，它们会逐渐积压，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自己不想面对的那个阴影，总会找到一种方式回来。它可能以焦虑、抑郁、孤独或其他各种心理障碍的形式重新浮现，困扰着自己，使自己无法自拔。

对于我来说，自我解构不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审视，更是与过去的自己对话。人不可能完全割舍过去，也不能将它简单地放在一边。人的无意识是由过去的体验、未被消化的创伤构成的，特别是早期的家庭经历，会在自己的人格中留下深刻的烙印。无意识是意识之外的痛苦和恐惧的温床，这些难以面对的情感会不时被触发，影响自己的生活。很多时候，痛苦和创伤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散，反而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困扰着现在。

这种伤疤，被称为“未处理的创伤”，时刻提醒自己曾受过伤害。很多人并不愿意去面对这些伤疤，因为曾经的痛苦太深太重，足以让自己在短时间内崩溃。而真正的心理健康，并不是通过压抑或者掩盖这些创伤来获得的。相反，健康的心理状态是一种勇气，是面对这些伤疤并接受它们的一部分。自我解构，是在不断地直面这些未愈的创伤，逐步让这些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束缚自己前进的枷锁。这一过程，是理解自我和实现自我建构、个人重塑的关键步骤。

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一种异常的心理状态之中。社会的规范、文化的压迫与自我认同的混乱，容易让人无法真正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这种困境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我们活在一个以“常态”为标准的社会中，常态的定义在不断变化，但无论如何，任何超出常态的行为、思维或感受，都有可能被视为“异常”。特别是一些较为隐蔽的群体，比如性少数群体、低收入群体，或者与主流价值观冲突的人群，社会的压力容易让人无法真正表达内心的困苦，最终的痛苦只能在自我意识中不断积压。

通过这些年来的观察，我逐渐意识到，社会上存在心理问题的人群几乎无处不在，只是很多人没有察觉自己身处其中。由于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忽视与排斥，很多人对于心理健康问题抱有偏见，认为是个人的缺点，“神经病”“精神病”等精神病污名化的词汇经常作为骂人词语来用。现在人们被诊断出精神问题的案例越来越多，其实只是因为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心理健康，意识到这些问题不该被忽视。只有通过不断地解构、审视自己，才能找到从迷宫中走出来的那条出路。

前段时间我曾发布过一些强调尊重、权利保障、正义等相关话题的文章，主要关注点在于对弱势、少数群体的关怀。这种话题自然也会引起不少人士的不满和愤怒，这也是常事了。不过在一些包含了人身攻击的谩骂声中，其中有一句话让我有点了兴趣，正好与近期多篇文章涉及到的自我话题有关，所以展开讲讲。

有一位朋友（姑且认为是朋友吧，我尽可能如此看待对方）在无情怒斥我时，提出：

人不自我为中心，难道还天天围着别人转？

这句话乍一看简单粗暴，听起来充满了理性和力量，展现出了一副捍卫“自我”的“战士”形象，像是在宣告个人主义的胜利。但仔细想想，这句话的背后，或许隐含着对内心脆弱的掩饰，或许是对复杂人际关系的逃避，或许是一种对自我认同的恐惧，更可能是一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想的完美体现。

如果坚定地认为“自我为中心”是人类生而为之的自然法则，那么未免过度高估了“自我”的力量，也低估了“他人”对自我认同的影响。一些人常说“我就是我”，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每个人真的是完全独立的个体吗？我们每一个人的“我”，都离不开他人。自我的成长、完善、认同，都是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完成的。更重要的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不是单纯的互惠交换，而是不断地塑造与挑战自己的一面镜子。如果一个人从来不愿看那面镜子，那么这个人的自我又会是怎样的呢？

二元对立的简化思维

所谓“二元对立”，即将复杂的现象强行压缩成非黑即白的对立形式。典型的例子如“自我与他人”、“自由与束缚”、“独立与依赖”，这些问题被简化成了“非此即彼”的选择，好像只要自己选了一个极端的方向，便能给自己的一生一个明确的答案。这种“二极管式”的思维方式极具诱惑力，因为它让一切问题都看起来简单明了，但这种简化，实质上是对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压抑与否定，源于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压力与复杂性带来的认知焦虑。

“自我为中心”与“关心尊重他人”在这种视角下就成了这样的二元对立。那些坚持“自我为中心”的人，喜欢站在一个看似理性的立场上，认为如果不将自己的需求和感受置于首位，那人就注定会迷失，甚至被别人利用和侵蚀。反之，那些倡导与他人共情，强调社会责任的人，则被认为是“软弱”的，是在“失去自我”。这种极度简化的观点是对人性复杂性的误解，也是社会化过程中对个体成长的扼杀。

而这种思维方式的根源，正是现代社会里长期存在的“二极管思想”。这是一种对复杂性丧失耐心的心态，将每一个议题都拉入非黑即白的框架中，把对立双方的立场和情感简化为绝对对错、好坏的单一维度。这限制了个体理解世界，也使我们与他人沟通的可能性变得窄小。因为在社会结构不稳定的世界里，个体很难找到一种稳定的思想框架来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与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寻求简化的方式来做出选择，尤其是在面对“自我”与“他人”这种问题时，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

在社交媒体的虚拟世界里，也常看到一些人一边高喊：“我就是我，保持独特的个性，不需要别人的评判”，一边却又在暗自寻求他人的认可与关注。这种悖论式的现象正是“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自我肯定和他人认同之间的矛盾，使得许多人在表面上宣扬“自我为中心”，而在内心深处却充满了对他人评价的依赖和恐惧。最终，个人的自我形象被社会的评价标准所塑造，反而成为了他人眼中那一闪而过的影像。

“自我为中心”的心理认知问题

“自我为中心”看似是“我”对自己的坚定立场，也可能是一种认知的停滞。在心理发展的过程中，正常的个体会经历从“以自我为中心”到“兼顾他人感受”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自我为中心”这种思维模式与幼儿期的心理发展阶段是相似的。在心理学中，儿童在成长初期会表现出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这是因为他们尚未学会区分自己的感受与他人的需求。他们的世界观狭窄，关注点几乎完全在自己的需求上，这种天生的自我中心性其实是发展中的一部分，一种为了生存所必须具备的认知机制。但是，随着社会化过程的推进，个体通常需要逐渐克服这种狭隘的“自我至上”观念，学会理解和接纳他人的情感、需求和视角，从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这被称为“换位思考”或“同理心”，才能建立起更为复杂和成熟的社会关系，逐步走向情感的成熟。

但是如果个体一生都停留在这个“儿童期”的认知阶段，不断强调“我的感受最重要”，那么他的情感和认知发展便会受到限制，成为那个“永远不长大的孩子”。严重情况的个体在医学中可能会被诊断为“自恋型人格障碍（NPD）”。这种病理状态的个体在面对他人时，总是无法跳出自己的视角，无法理解他人的痛苦与需求，所有的互动都只是为了强化自己的自我认同，甚至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别人变成了满足自己需求的工具或背景。

那些喊着“自我为中心”毫不客气的人，也许并未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坚持一种精神上的“原始状态”，这种状态限制了他们的情感发展，也让他们在与他人相处时充满了冲突和摩擦。这种所谓的“自我为中心”，并非真正的自我觉醒，而是情感上的一种“懒惰”，不愿去理解他人，甚至不愿去面对自己内心的复杂。

“自我为中心”是逃避，并非“活得真实”

很多人对“自我为中心”的理解，实际上是基于一种对独立性和个人主义的误解。在当今社会，个人主义有时会被神化，被认为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生存技能，仿佛唯有“自我为中心”，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和不公。仔细审视这种观点，我们会发现，它并不是“活得真实”的表现，更不是自信，反而更像是一种潜藏的不安全感的表现。

那些过分强调“自我为中心”的人，是在用自我构筑一座高墙，将自己和他人隔绝开来，从而防止自己被伤害。这些人在面对外界复杂的需求和期待时，选择缩进自己的小小堡垒，将自我与他人划清界限，以为这样可以保全自己。这种做法并不是强者的表现，而是一种防御机制，是通过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来避免面对他人的期望、社会的规范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

由佛洛依德提出、由其女儿完善补充的“防御机制”理论表明，人在面对内心的需求、恐惧、无力感和外界的压力（来自本我和超我的压力）时，会采取各种方式来保护自我。而“自我为中心”正是这种防御机制的外在表现，这种表现是一种认知上的封闭，是情感上的疏离。那些总是强调“我的感受最重要”的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外界的需求和他人的声音永远不过是对自己需求的补充，而不是独立的存在。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在通过强化自我来抵挡来自他人的情感和期望，并非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而是“过度自我保护”。一个成熟的个体，不会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简化成非黑即白的对立，而是能够接纳复杂的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互动和妥协。

“围着别人转”，并非丧失自我

那么，反过来讲，所谓的“围着别人转”是否真的就意味着失去自我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说法本身就反映了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浅薄理解。如果我们放下“非黑即白”的视角后会发现，“以他人为中心”并非是“丧失自我”的等价物。在人类的社会性生存中，我们不仅是独立个体的集合体，还是通过互动、合作和互助来共同构建意义的。真正的“自我”，从来不是通过完全隔绝他人来维持，而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反思、改进并不断丰富，这是个体情感成熟与社会性发展的表现。真正能够在他人面前保持独立、自主性的人，是能够看到他人需求，并做出恰当回应的人。

我们也常听到“要先爱自己，才能爱他人”的说法或相关学术理论，然而爱自己并不表示着封闭自我，忽视他人。只有当你能够真诚地关心他人的需求时，你才会发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并从中获得自我的成长和满足。如果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感受，站在自己狭隘的视野中做决定，根本不考虑他人的存在与价值，将造成家庭与社会关系的破裂。我们不仅要有自我，还要学会在与他人相互依赖中成长、在差异中找到共识。

那么，为什么在涉及少数群体的权益问题时，仍然会有人站出来对这些观点嗤之以鼻呢？背后有个更复杂的心理机制：恐惧与认知闭塞。那些激烈反对理解和尊重他人差异的声音，源自对“改变”的恐惧。在他们的心中，社会的规范和道德标准是固定不变的，如果每个人都开始“围着别人转”，那这个社会的秩序就会被打乱。而这种秩序的打乱，不是因为人们无法共处，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舒适区受到了威胁。对“少数群体”权益的认同，是对自己原有认知结构的挑战。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自我为中心”的另一种隐形捍卫。那些习惯于将自己的意见和信念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人，害怕面对社会的多元性，害怕在自己偏狭的世界观中被撞破。他们对于“围着别人转”这种行为的反感，正是因为这种行为让他们无法继续享受那种自我优越感的假象。

逃避不了的共同体

回到最初的那句话：“人不自我为中心，难道还天天围着别人转？” 其实是现代社会中二元对立思维的缩影，让人忽略了人生的复杂与丰富，陷入了对自我和他人关系的单一解读。如果能够跳出这种非黑即白的框架，就能看到更为细腻和多维的世界。我们不应当将“自我”与“他人”割裂开来，而应该在彼此的互动中找到平衡。自由并不来自于对自我利益的“无限”膨胀，而是兼顾对他人需求的理解与尊重。这并不会消解个体的独立性，反而能让人找到更为强大的自我存在感。真正的自我，是在与他人理解与尊重中成长。

要想看到世界的真正面貌，不妨暂时放下“自我为中心”的偏见，去倾听那些不曾被听见的声音，去理解那些被忽视的存在。这样做不是为了迎合他人，而是为了让自己的认知变得更加宽阔与具有深度。毕竟，真正的自由，源自于理解他人，不是固守在自我的牢笼中。试图让自己活得只围绕自我转的逻辑，是一种不敢面对复杂性的逃避，让人无法触及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主要工具。它让我们能够描述我们的感受、思想和行为，也让我们能够与他人分享我们所经历的种种。如果你仔细思考过会发现，语言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能够完美地表达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总是无法完全触及到那个“真理”的核心。我们常说“言犹未尽”，其实这背后是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在作祟。

语言的“任意性”

语言的局限性来源于其“任意性”。任意性是指语言符号与其所指对象之间没有内在的自然联系，而是通过社会约定形成的。

或许你曾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当你试图描述一种情感，比如孤独或焦虑，甚至是爱情。找了半天词语，甚至换了好几种表达方式，结果仍然觉得这些表述都不够准确。那种情感虽如影随形，但却怎么也抓不住本质。我们拿某些概念去比拟，去解释，但始终差了那么一点。你可以说“我很孤独”，来表达自己没有说的上话的好朋友，但在另一位听者的眼中，这个词可能只是一个表面上的标签，认为你一个人生活而已，它并不完全等同于你内心的孤独感。即使对方理解了你是内心孤独，也无法亲自感受到你的那份孤独感，因为语言只是作为一个符号替代了你的情感，而并非是你所感受到的情感本身。

虽然语言由各种各样的符号（文字、词汇、语法结构）构成，每个符号都与某些特定的意义相联系。然而，这些符号与其所指代的实际事物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而是通过社会约定形成的。例如，英文中的“dog”这个词与四条腿的动物联系在一起，但如果我们用“table”来形容这只动物，虽然在逻辑上完全不通，但在意义的层面，我们依然可以通过隐喻或联想理解这个比喻。某位诗人可能将“dog”比作“table”，以强调它作为一种稳定、可靠的存在。这种情况下，“dog”和“table”之间的联系，并非是基于它们的物理特性，而是通过语言的灵活性和任意性建立的。

或许有些人会说：“等一下，英文的例子不适用，我们讲的是中文。”好的，那我们用中文举个例子。比如，“沙发”这个词，大家一听就会想到那种软乎乎的、适合躺着的家具。但是，“沙发”这个词本身并没有与那个物品有必然的联系，它只是在我们接受外来文化中形成的翻译上的约定。如果我们把它叫做“软椅”，它仍然可以表达相似的意义，依然可以代表那种舒适的座位。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就在于，不同的符号可以代表相同的事物，而这些符号并非基于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是文化中约定俗成的共识。就像父母给孩子起名字，无论起什么名字，都只是一种替代符号，无法替代孩子本身存在。在一个不了解这个人的外人看来，只知道：“哦，这个词语（名字）大概是指一个人，至于是男是女还得猜下。” 即使你用除了名字外的一堆的言语，各个角度描述这个人，那也无法清楚描述这个人的本质。

回到一开始的话题，这种无论如何都描述不清楚一个物品的本质的情形，就像我们拿着一张模糊的照片去试图还原一整个场景——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最终只能看到一个不完全的影像。所以，语言本质上有种“任意性”，它只能模糊反映近似的现实，而不能完美呈现它的本质。

语言的边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

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的边界”理论中阐述了“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的概念。在他看来，语言的功能不仅是传达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当我们用语言来描述一个思想时，实际上是通过已知的符号与结构去逼近那个思想，而这个过程本身就让我们无法完全呈现它的全部内涵。当你试图用词汇去描述某件事时，你会发现这件事本身是一个立体的、复杂的存在，词汇无法完整包裹它。就像你试图用语言拼凑出一张照片，但这张照片永远有缺角。语言无法表达一切复杂的情感和思想，它永远只能无限“接近”某个事实，却永远无法抵达它。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讲述了语言与世界的同构关系，他认为语言通过逻辑结构构建了一个相对独立于现实世界的“符号世界”，即一个超出逻辑运作范围的系统。同时，他也意识到许多哲学问题实际上源于对语言的误解。许多困扰我们的问题超出了“世界”的界限，区分了“可说的”和所有超出理性范畴、属于纯粹“可展示”领域的事物，无论是通过可说之事的编织，还是通过沉默。其中沉默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是表达不可言说之物的形式。因此哲学的任务在于界定可言说的界限，而不是试图解决那些无法言说的问题。

或许有点绕，换一种形式表述。你只能通过语言去表达你所理解的世界，但如果你超越了这些边界，你就进入了语言的空白地带——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无话可说”或“无法表达”。这一点在艺术和哲学领域很明显。在这些领域里，某些思想的表达仅能通过隐喻、象征或非语言的方式来实现，否则就会被简化或误解。这是因为一些最深沉的情感、最复杂的概念是无法通过简单的文字去完全传达的。你试图用理性分析去解释某种直觉上的感知时，总会觉得自己在抹去它的精髓。

哈贝马斯与语言的“社会局限性”

语言的局限性仅仅是个体层面的限制吗？事实上，语言的局限性也体现在社会交往中。于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则指出，语言不仅是个人传递信息的工具，还是一种社会行为，是社会成员达成共识的桥梁。语言的真正作用，不是为了传达单纯的事实，而是为了通过沟通实现理解与认同。在理想的情况下，语言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彼此，克服差异，达成共识。

可是，现实中的语言交流却常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无法达到理想状态。成功的言语行为需要满足“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等要求，并促使交往主体在沟通关系的两个层面上进行沟通，从而达成共识和理解。

在主体间性层面，言说者与听众通过语言行为建立起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人际关系。言语行为不仅是一个知识的传递过程，还涉及人与人之间如何通过语言建立信任、互相尊重、理解对方的立场。而在命题陈述内容层面，关注的是言语行为中的语法正确性和命题的内容。在这个层面，言说者与听众之间交换的内容是基于某些事实或命题的真实陈述，要求这些命题必须符合逻辑和事实的正确性。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是因为沟通双方通过命题陈述内容建立了符合各自身份的角色关系。

而语言沟通的“误解”与“异化”，恰恰源自于每个人不同的社会背景、权力关系以及文化经验。换句话说，语言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中立工具，它本身带有社会烙印，充满了权力差异和意识形态的色彩。即使我们有心沟通，也会在语言的使用中产生偏差、误解和冲突。

比如，如果我们讨论“效率”这个词，虽然它在字面上有着清晰的定义，但它在不同语境中的内涵会大相径庭。对于一位企业家来说，“效率”意味着工作时间的最大化利用和成本的最小化；而对于一位社会学家来说，提到“效率”，更多的是指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公平。这里，虽然“效率”这个词在字面上是一样的，但由于文化背景和身份的差异，它的理解方式却截然不同。这种语言理解上的差异正是上文提到的“误解”和“异化”的体现。

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是相辅相成的。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的边界决定了我们思考的界限，而哈贝马斯则说明语言不仅受到个人思维的局限，还深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即便我们想通过交流达成“理想中的共识”，语言中的“误解”与“权力”的作用依然存在，会使得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和认同变得极为复杂。

语言的误差与无尽逼近

我们说语言总是在接近真理，却永远无法到达，是因为语言本质上只是一个有限的工具，它无法完美包容那个真实世界。像一块破碎的镜子，能映出世界的一部分，却永远不能完全还原它的全貌。有人可能认为，随着知识的发展，语言会越来越准确，能够越来越清晰地表达我们的思想。但实际上，我们的语言永远无法达到完美，因为它的运作离不开文化、历史、情感和社会背景的制约。

我们再看一个更“残酷”的现实：每一次写下某个词语，实际上就是一个对世界的妥协。你试图让一段复杂的思维经过精密的结构包装后呈现出来，但这种包装永远无法完美还原你内心的每一个细节。每个字、每个句子，都在被某种外部力量（社会、文化、语境）重塑和限制。我们语言的局限性，也正是由这些限制所决定。你总是在不自觉地压缩你想表达的范围，以便让它能够被理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避免误解。这种“压缩”是必然的，它与言语本身的局限性息息相关。

而我们生活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语言更是让这一现象愈加剧烈。人们开始使用更加简化、碎片化的词汇来交流，表达的深度和精细度显著降低。而这种使用方式，也进一步压缩了词语的意义，使它与原本的情感逐渐脱节。

语言本身是充满“差异”的，我们无法通过一个词汇来完整传达某种现实。每个词汇的含义都依赖于它与其他词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流动的、变化的。你今天理解的某个词和你明天理解的可能完全不同，因为语言和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在生成和解构的过程中形成。文本的意义是“开放”的，取决于读者的解读和上下文。任何语言符号的组成要素都不是自足的，而是与周围其他成分有着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使我们无法通过一个固定的参考点来理解和感知所谓的“现实”。

语言与文本的“开放性”

而这种语言的“差异”和“开放性”也体现在文本的创作与解读过程中。当一个文本创作完成并公之于众时，它就不再只是作者初衷的延续，而进入了一个由读者共同塑造的领域。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中提出，文本一旦发表进入公共领域，它便脱离了原作者的控制，成为一个可以由多方解读、讨论和建构的空间。读者的解读可以自由发挥，文本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作者的原始意图。通过这种方式，文本成为了一个“开放”的结构，它不仅表达了某种固有的思想或情感，而是通过不断的解读和重构，给了每一个读者独特的体验。

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为例，这部作品自诞生以来，无论在各个历史时期还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都被无数个读者、评论家和剧作家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哈姆雷特》不仅是一部关于复仇的悲剧，更是关于人性、道德、死亡、心理冲突等多重主题的探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也为其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每一代读者或观众对于《哈姆雷特》的解读都充满了差异性，这种“开放性”正是这部作品持久魅力的来源之一。

再如中国古代名著《红楼梦》，自诞生以来，便成为了一个文本解读的宝库。曹雪芹的“原意”或许难以完全捕捉，但不同的解读却为这部作品赋予了不同的面貌。一些读者将《红楼梦》视为封建社会阶层和家庭制度的批判，另一些则着重于其对爱情与命运的哲学思考。再者，近些年一些女性主义者的解读把焦点集中在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和性别关系上，指出《红楼梦》不仅是对传统社会的描绘，更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正因为如此，《红楼梦》的意义远超出了曹雪芹的个人意图，成为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文本，不断被后来的读者和学者所“重构”。

超越语言的思考

说了这么多，语言本质是一个工具，它帮助我们理解世界，但也永远不可能完美展现这个世界的全部。就像一个镜子，无论你如何打磨，终究只能映照出一个“近似”的人影，而不是那个真实的自我。所以语言的局限性不仅是它的弱点，更是它的存在方式。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工具完成超出其功能的使命，语言也是如此。

而语言的局限性本身也正是它最具魅力的地方。它永远不完美，但正是这种不完美让我们在其中找到了不断突破自我、接近真理的动力。这种局限性赋予了我们表达与思考的空间，让我们能够通过不断接近、不断探索来领悟超越语言的思想。或许真正的理解不在于你能用多少字去描述一个事物，而在于你如何通过语言的“缺陷”去思考去理解它的背后含义。语言中的“误解”与“异化”也正是社会交往的一部分，让我们在相互理解中不断进步。每一次误解，都是一次思想的深化。其自身的“误差”与“边界”，是我们思想和沟通的起点，而非终点。我们永远处在“接近”的状态，但这种接近，正是理解世界的过程。

我对爷爷的形象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不是因为他去世得早，而是因为家中的关系过于复杂。小时候，寒暑假大多是在外公外婆家度过，偶尔会去外地亲戚那边走一走。而爷爷奶奶，我却几乎从未见过，他们在我心里一直都是非常模糊的样子。长辈们总说，让我把外公外婆当作“爷爷奶奶”来称呼。于是，我便习惯了把外公叫作“爷爷”，而这个称呼，直到今天，依然会让我感到不适。每当大人们问：“如果你的外公是你爷爷的话，那你的爸爸从哪来的？” 我便学着他们所教导的那样回答：“我爸爸是从树上掉下来的。”他们听完后都非常的开心。当然，我不可能当真，但是为了哄他们开心，小时候的我便学会了这套话术。而我自己，则把这份疑惑，一直埋藏在我的心里。

稍微大一些后，我从母亲那里听到了一些对往事的叙述。五岁那年的春节，我曾被父亲带去见过他们，这点我有点印象。可惜，门都没让进，压岁钱也没给。此后，便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了。父亲家那边亲戚办酒席，我都会去参加，每次都能见到爷爷的兄弟姊妹们，唯独从未见过他们二老的身影。在一次酒席上，爷爷的其中一个兄弟（我也不记得是哪一位了）告诉我一件事，他可能猜到了我的疑惑，说：“你知道为什么不带你的爷爷奶奶吗？因为他们不好相处。”

所以我对他们的印象，是通过不同的人的口中七凑八凑拼凑起来的，不过也能还原个大概。

事情就得从父亲和母亲结婚前说起了。我的外公很讨厌我的父亲，所以我的母亲对她家人说：“如果你不让我嫁给他，我就自杀。” 在一家人团聚的酒席上，我外公不知道是听岔了还是故意的，对我爸说：“听说你威胁我女儿，说不让我女儿嫁给你，你就杀了我女儿？” 这话一旦说出口，事情就变得严重了，也为日后两家关系破裂埋下了隐患。

从我父亲口中得知，我外公曾经把爷爷的桌子掀翻，一巴掌把他打倒在地。从我母亲口中得知，我的奶奶曾经到我母亲的单位闹事，言语侮辱她。所以我外公很讨厌我的爷爷，我母亲也因此一直对我奶奶很恐惧，生怕他们继续上门闹事。为了避免他们对我造成影响，母亲和她家人一直都禁止我接触他们。父亲还对我说过，他小的时候，爷爷对他很不好，从小就经常打骂，是典型的父权至上的家庭。有一次，爷爷一巴掌打下去，导致父亲的一只耳朵至今听力受损。在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的父亲，也继承了爷爷对他的教育态度，对我也采取了类似的教育方式。不仅是家庭内部，他们二老与邻居的关系也很不融洽，邻里也不待见他们。

还有一件事情，至今印象深刻，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在我小的时候，爷爷因为不满我父亲，把父亲告上了法庭，要求支付“赡养费”。然而我父亲一直以来都很照顾他们，并没有亏待过他们，并且爷爷是有退休金的，不差钱，甚至比我父亲还富足，纯粹只是对我父亲不满而已。而他们自己的钱，也一直是拿来补贴给了姑母一家。最后法官也看不下去了，只能做思想工作，但是也架不住爷爷折腾，最后和稀泥判了，每个月固定给些形式上的“赡养费”。

就这样，他们在我的记忆里，变成了遥远且有点可怕的陌生人，我更没有一次感受到他们对我的存在有任何兴趣。他们只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外孙，而在他们眼里，我似乎一直不曾存在过，也从未向我父亲提出过想见我的想法。在我父亲的口中得知，我的爷爷一直把他的外孙当作唯一的孙子对待。直到我二十多岁开始独立生活后，爷爷才突然提出想见我。父亲委婉地告诉我这件事，而我的反应很简单：二十多年不见，突然想见我，怎么可能？我心中充满了愤懑和冷漠，最终告诉父亲，等爷爷快不行了再见一面也不迟。毕竟，我和他之间，除了血缘，什么都没有。

然而，父亲似乎并不愿意放弃。又过了两年，父亲说爷爷特别想见我，甚至提出金钱上的诱惑：“第一次见面给一万红包，第二次见面给两万……”每年递增，听得我心里极为反感。几十年不联系，突然用钱来引诱我，难道这就能弥补缺失的亲情？弥补这些年的疏离和冷漠？靠钱解决这些把我当什么了？父亲的意思说，爷爷这些年才意识到，外孙没有孙子亲，还是希望我能认他。简直离谱。不过想到老人也挺大了，也许他确实意识到了什么，更架不住我父亲的恳求，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于是春节，去看望爷爷奶奶便成了我最烦躁的事情，因为我极度不想见他们。见到爷爷，我觉得非常尴尬，试图上演一番“多年来失散不见的亲人见面的感动场面”，然而并不可能，我根本做不到，只剩下寒暄。对我而言，他不过是一个“陌生”的老头，身材消瘦，神色并不和蔼，尽管他长得和父亲那边的亲戚们很像。他会对我讲自己年轻时的艰难与苦涩，并且试图解释为什么没见我，说自己很多年前因为得了疾病等等话语。然而这些话，对我来说感受不到任何温度，更没有情感上的共鸣。

在听了他的言语和观察他的行为后我发现，即使居住在城里，即使门外十几米远就是现代化的城市街道，他却依然保留了非常传统的作派。他的思维强硬、死板，对世界的认知也似乎固化在旧社会的时代，与当代社会完全脱节，如同一个从民国时期直接穿越过来的人。因此我与他很难沟通，也只能被动的去听他的叙述，不断的点头装作很认同的样子。最终，爷爷给我的钱由父亲代收了，因为我实在不想碰这笔钱。在这次会面后，他对我父亲说：希望来年我自己一个人独自去看望他们，不希望我父亲在场。我听到父亲转述这种要求后更尴尬，因为连帮我解围的人都没有了。最后到底有没有独自去呢，好像没有，我记不清了。

疫情爆发后，春节的回家计划被彻底搁置，自然也就没有再见他们。与此同时，我的抑郁症逐渐加重，那些过年的烦心事、家庭的争吵，成了我无法承受的沉重负担，所以连续几年过年也都没回去。直到今年夏天，父亲在一次电话沟通中告诉我，爷爷去世了。据父亲说爷爷是执意爬屋顶后摔下来的，最后在医院治疗无效。因为担心影响我的抑郁症，就一直没敢告诉我，看我状态好点了才说出来。父亲还补充说：爷爷每年过年，都如约给我一笔钱，暂存在他那边。他随后问我怎么处置这笔钱，我也没回答。

现在回想起气来，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只记得自己很震惊，很感慨。至于是否哭了我不知道了，我也忘了，直到现在也只剩惆怅而已。我与爷爷，终究还是“陌生人”。

很多人从小就被灌输“对”与“错”的概念，这种从二元对立出发的标准，就像是一条看不见的线，时刻划定着我们该做什么，怎么做，做得好不好，甚至是做了之后能否获得别人认同。于是，在这种判断下，“对错”变成了一种不可逃避的评判标尺。尽管对错教育在儿童阶段有着其必要性，帮助儿童初步理解基本的社会规范，但随着个体成长，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却依然经常主导着对自己和他人的评价。在成年后的社交中，不少人可能会经历这样的情况：随便说个话题，有人会立马纠正你，“你这个观点是错的！”或者“你这样做不对！”——但真正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赋予了他们这种权力，来对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进行审判？是自己真的有问题吗？

对错教育，像是给孩子们的“糖果”与“戒尺”

我们从小接受的对错教育，更多的是社会规范的一种内化。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成人世界中的“对错”标准却容易变得过于僵化，许多成年人并未经历过对“对错”教育的逐步深化，也没有得到培养独立思考的机会，导致他们依然固守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容易陷入“符合规则即为正确”的误区。

许多人成年后的工作，成天围绕着“遵循规则”的要求打转——一份PPT的设计风格是否合格，文档排版是否符号格式，甚至会有人就着细节，争论不休。一些人为了一个“对”或者“错”的标准，而沉迷于细节之争。这些人看似是在“认真工作”，但实际上，他们是在和这个标准的背后权威在搏斗，拼的是谁更能符合社会期待，而不是创造性的思考或者有效的工作成果。时间久了逐渐会发现，很多人并非真正追求“对”的东西，而是在逃避“错”的惩罚。表面上看，这些都是为了让大家“变得更好”，但实质上，更多时候它们是社会规范的牢笼，是人们用“对错”来限制彼此的框架。

非黑即白为什么是个社会病？

至于那些沉迷于“非黑即白”思维的人，他们的世界观可以用“天真”来形容。似乎从未真正理解：对错不是宇宙的法则，它不过是某些权力和习惯的产物，是一套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创造出来的“社会游戏”。社交媒体上，似乎只要你发表了某个观点，就要面对被攻击的风险，尤其是当你的观点不符合主流时。每当有人跳脱这个游戏，活得洒脱一点，放声大笑一点，拥有自己独立的世界观时，总会有人跳脚反驳：“你是不是脑子有病？”更会被扣上某些刻板印象的帽子。于是，一些人在这种环境下变得越来越谨慎，生怕自己的一言一行触犯某个“正确”的标准，结果就是，我们不再思考，只是不断地通过“是否符合规则”来调整自己。

这些反对者他们的恐惧并非源自你生活得不好，而是源自你生活得“好”，甚至比他们的“标准生活”更加充实。他们无法忍受，自己那种死守“对错”的生活方式被你一个“异类”的个体给打破了——因为那意味着，整个秩序可能会崩塌，而他们自己未必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这个崩塌的世界。于是，社会的“对错”标准开始将那些选择不按常规的人打上“异类”的标签，甚至赋予他们一种无形的罪名。而不屈于社会规范的人，同样怕自己被拉进这个“非黑即白”的世界，失去自由、失去差异，最终变得跟多数人一样，迷失在一堆规定与规则中。

谁决定了“对”与“错”？是谁给了自己权力来判定他人？

可笑的是，谁定义了这些“正确”与“错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原本被认为“错误”的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成了“正确”。换句话说，许多人所追求的“对错”并不是普遍不变的真理，而仅仅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暂时性共识”。一些人常常以为自己是在生活中做着“正确”的决定，按照社会的规则、道德的标准去行事。然而，仔细想想，很多时候，“对错”不过是某些特定阶层、文化、甚至是个人利益的体现。我们并非生来就掌握了“对”的绝对标准，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接受了某些规则，而这些规则就像是一张看不见的网，把我们的选择限制在狭窄的框架里。

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关于饮食、家庭结构、性别角色的看法都差异极大。在某些文化中，离婚被视为“错误”的事情，而在另外一些文化中，它则单纯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谁能给这些“对错”定义者一个背书？这些“判官”们是从哪里得来的权力？如果对错真的有这么强大的普遍性，为何每个社会、每个历史时期都不断变化着自己的道德标准与社会规范？这不过是一群特定背景下的“游戏规则”，它总是用“我是对的，所以你是错的”来让人屈服，去迎合“正确”的期望。

当一个人在根据自认为“正确”的标准去看待一个人的生活、身份、信仰、自我认同时，是否意识到，自己不过是站在一个瞬息万变的、充满历史、文化、个人经验的角度来断言自己是“对的”？可曾意识到，站在对面的人，正在经历一段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生，而他所经历的痛苦、喜悦、抉择，都是他用自己的方式去解答“对错”的谜题？人类的历史总是充满了这种“对错”游戏的更迭。我们不难看到，那些曾经被认为“错”的人群，今天在某些地方已经站上了权力的高台，成为了“对”的代表。曾经的被压迫者，他们的声音都曾被认为是“错误”的声音，但今天，历史已开始为他们辩护，标榜他们为“英雄”。

生活不是考试，不要拿“对错”去判断别人

而现实是，生活根本就不是一场考试，世界也不是一个由标准答案构成的巨大试卷。我们每个人都在这片无限复杂的天地里探索着，摸索着，试图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没人能保证，自己的选择永远是“对”的。没人能保证，自己所坚持的“正确”观念，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依然是对的。在时间的洪流中，很多所谓的“对错”，最终都会显得微不足道。

我们总是下意识用“对错”来给自己和他人贴标签，这是现代生活下的每个人很难避免的反应。很多时候，大家只是被“正确”的社会规范所压迫，变得没有自己的声音和思考。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按照自己的尺度去衡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果一直紧盯着别人眼中的“对错”，就会失去自我，迷失在他人的评价和标准中。便会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甚至开始否定自己的存在。

真正的自由不是无所顾忌地做任何事，而是认清“对错”不过是一种社会构建的游戏。当自己把“对错”当作生活的唯一标准时，我们就把自己和他人都限制在了一个狭小的框架里。它让自己无法容忍差异，让自己无法理解多元，让自己无法接受不符合“正确”标准的生活方式。而如果稍微打破这个框架，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生活，就会发现，“对错”不过是一个伪命题，是用来让自己不断自我怀疑和束缚自己的工具。对错的标签，是别人加给我们的枷锁，它让我们活得越来越像机器，而不是一个拥有思想和情感的独立个体。

这篇文章的起因，是因为ONO发表了一篇文章《人称代词敏感与厌恶本质》，里面提到了一个人对他说：

我是我，们是们。文章中出现了太多次的【我们】，我看到以后感觉很不舒服。

他也因此详细分析了对方说这句话的原因。然而我关注的点并不在此，而是通过这篇文章，我意识到一些人已经将“焦虑情绪”蔓延到了用词之上。我在评论中提到：

我喜欢在文章中用各种人称代词，特别是「我们」这个词，经常会在文章中使用。可对我来说，「我们」不过是指我自己和那些与我思维方式相似的人，绝不意味着包括所有阅读这篇文章的读者。要是有读者硬把自己代入到「我们」里，那只能说明两件事：要么是我的观点一语中的，恰好戳中了他们的痛点，要么就是他们下意识地在给自己找个标签，把自己的认同感与我的话语捆绑在一起，也就是“对号入座”。

至于「我们」之外的词汇，若要泛指全体，我更喜欢用「人类」或者「人」这些带点宏观色彩的词。要是想更学术一些，我会使用「个体」和「群体」。

当然，当一个人反感对方时，「我们」这个词就变得极其敏感，能引发一种几乎本能的反感。问题并不在于这个词本身，而在于它暗示了某种不容逃避的捆绑感。对方不愿与自己不认同的人站在同一阵线，那种「我们」所代表的集体意识，恰恰是一种不愿与他人共属的情感投射。

在此之上，继续补充了一条新的评论：

你这文让不少人对「我们」产生了PTSD啊，以后谁用「我们」这个词都得条件反射一样先思考一下能不能用。本质上，如果看到别人文章提到「我们」就感到反感，那换个词也没用，因为人家讨厌的其实是你的观点或你这个人又或者是说话的语气。无论你换成什么样的人称代词，都不会改变对方“讨厌”你或者你的表述的事实。

因果不能颠倒，问题不在于用了「我们」这个词而让人讨厌你，而是因为讨厌你或者你的观点或者语气，才让他们看不得你使用这个词。如果立场或者价值观让读者不认同，无论是用「我们」还是「他们」，都不会改变他们的情绪或看法。

所以，与其过于纠结用什么词，更应该注重表达的方式、语气和立场的清晰度。当使用「我们」时，最好是确保这个「我们」有足够的共识基础，或者能够真诚代表一个广泛认同的群体。否则，单靠人称的变化并不会让文章更有说服力。

过度在意这种词汇，反而会让自己的表达显得更加虚伪。

没错，这是我的直觉反应。在如今这个信息过载、人人都在“出道”的时代，每个人都被迫在网上架起一面“人设”的旗帜。博客、社交平台、甚至是论坛、贴吧上的一字一句，都得仔细斟酌。要有“深度”，要有“温度”，还得尽量避免引起争议——这听起来像是某种虚伪的表演。而在现实中，越来越多的人正陷入这种无休止的自我审查中，甚至连最简单的“我们”都得小心翼翼地使用，生怕一不小心触碰到别人不想碰的那根神经。

这种“端着”的写作方式，表面上看是为了避免冒犯，实际上，却是一种深深的不自信。很多人不敢用自己最直白、最真诚的语言，担心不小心让别人反感，生怕自己不符合某种“完美人设”。你不敢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受，反而在追求一个迎合大众、尽量无害的形象。结果是，你写下的每一句话都失去了它原本的力量和真实感。

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我们”这个词本身，而在于整个写作过程中，你是不是为了迎合某种外界期待而压抑了自己。这个时代的人设化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很多人都在不自觉地为自己塑造一个“理想化”的形象，而这个形象恰恰是一种对自我真实感的否定。你在写作时并不是为自己表达真情实感，而是为了制造一个别人愿意接受的形象，哪怕这个形象与你内心的真实想法已经渐行渐远。

“人设”的背后，是不自信的焦虑

现代人对“人设”的依赖，反映的是一种无休止的焦虑。这种焦虑，不仅来自对他人看法的过度担忧，也源自于对自我认同的不确定。你在创作时不再仅仅考虑你想表达的内容，而是不断计算着“这个话题是不是太敏感？”“我用这个词会不会得罪某些人？”“我的观点会不会被批评？”这样的心态会让你越来越不敢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想法，甚至会为了避免争议而过度妥协，改变自己原本的立场。

在特定的社交场合或职场环境中，适当的“人设”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误解，是一种社会互动中的策略性表达。比如在公共场合，我们会调整自己的言辞，以便更好地融入群体，展现出理性、温和的一面，这是一种对他人和环境的尊重，是维护人际和谐的必要行为。

但问题在于，当这种“人设”逐渐取代了真实的自我时，它便不再是社交的工具，而成为了自我表达的枷锁。在这种情况下，过度的“人设”塑造会使人失去真正的自我，变得越来越模糊，最终无法表达内心真实的声音。你开始为了取悦他人，迎合他们的期望，而忽视了自己最本真、最独立的思想。

你变得越来越“虚伪”，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自己，甚至连自己最真实的感受都开始感到陌生。你不敢直白地说出“我”想表达的内容，生怕别人觉得你过于自私、过于偏激，甚至连使用“我们”这种看似中立的代词也要谨慎小心，担心无意间代表了某个不符合所有人期待的“我们”。而这种自我审查，实际上是在逐渐消耗你的独立思考和个性化表达的空间，最终只会让你越来越离自己的初心远去。

真实的自我与虚伪的“人设”

真正自信的人，不会为了讨好“所有人”而压抑自己。他知道，自己的观点会激起不同的反应，但他依然坚持表达，因为他清楚：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他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一个敢于表达自己真实观点的人，才是有力量的，而不是那个为了避免冒犯而努力迎合他人看法的人。

写博客、发表观点，并不是为了制造一个“完美”的形象，而是为了展示你对世界的理解，和你独立的思考方式。你所表达的观点是否被接受，并不应该成为你写作的主要目的。人们关注的，不是你有多“完美”，而是你有没有真诚地表达自己、是否能展现出一个有深度的“人”。如果你写出来的每一篇文章都要谨小慎微地去迎合别人，改变自己本来的想法去避免不必要的冲突，那么你就已经在为别人设计一个“人设”，而不是在表达一个真实的自己。更何况自己也不是什么“Idol”，不需要一直都端着架子。

摆脱焦虑，回归真实的表达

可能会有人尝试反驳：难道写作时就不需要考虑受众的感受吗？答案是肯定的，考虑他人的感受是有必要的，毕竟你写的内容是为了与他人分享，而不是独自消化。但这里的关键在于：你考虑的应该是如何尊重他人的思想和感受，而不是为了迎合他们的期待，或是避免冒犯某些人。写作的目的，从来不是让每一个读者都感到舒服，而是让自己的思想得到表达、碰撞和共鸣。当你写作时，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在忠于自己内心的同时，又能以一种理性和尊重的态度与读者交流。这并不表示你要放弃独立思考，或者迎合某种“无害”的人设，而是要在真实与尊重之间找到平衡。

过于焦虑与不自信的人，容易陷入一个误区，认为自己必须让每个人都喜欢自己的文章，或者至少避免让任何人反感。事实上，任何观点都有可能触动到不同的声音，无论你怎么努力，总会有一些人与你的看法不同，甚至与你产生冲突。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毕竟，真正的创作是自我表达的过程，是与世界对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不可避免地与他人产生不同的意见，甚至遭遇反对。重要的不是你能不能取悦所有人，而是你是否有勇气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每次写作时都过于担心他人的反应，生怕某个词、某个观点让人不悦，进而开始为了避免冲突，放弃了自己本该表达的真实声音，这显然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每一个真正有深度、有个性的自我表达，都应是在面对可能的批评和挑战时，依然坚持自我的勇气和决心。而如果你总是为取悦他人而调整自己的言辞，避免冒犯，最终你会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无法表达出内心真正想说的话，也就无法展现出一个有深度、有个性的自我。

写作是一场自我表达的过程，所以，放下对“我们”是否能引起争议的焦虑吧。

越来越多的博客采用AI摘要来总结自己的文章，就连B站也贴心的为UP主的视频提供了视频AI摘要的功能，特别是如今火热的Follow，也推出了AI摘要。每当我看到某篇文章标题下方那句“AI总结：这是一篇探讨X的文章，主要讲述了Y与Z之间的关系，结论是……”时，我总会不禁有点郁闷。

我们把自己的深度思考交给一个被数据算法塑造出来的机器，试图让它压缩和总结人类复杂的情感、思维、灵感和个体经验。也许这就是这个AI时代荒谬的悖论：我们以为通过AI让信息更加简洁，实际上却在无形中抛弃了文章的灵魂，抛弃了其中本该激发的情感共鸣与深刻的认知体验。

我明白，AI摘要的初衷可能只是想让读者在海量信息中不至于迷失，能够快速抓住一个文章的核心。毕竟很多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只能利用有限的碎片化时间来阅读文章，对于那些急于快速浏览的受众来说，这似乎无疑是一种福音——信息过载的世界需要一种“高效”的过滤工具，来帮助我们筛选出那些看似“重要”的内容。或许，你可以轻松地扫描过一篇长文，AI给出的“总结”能迅速告知你是否值得深入阅读。但就在这一切看似便利和高效的背后，却潜藏着更大的问题。

简化的代价：情感与细节的消失

我常常想，AI在“总结”时究竟失去了什么？每一篇文章的每一个文字背后，作者都是带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无论是愤怒、悲伤、希望，又或者是对某个话题的深刻关注。文章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转折，都可能是一种情感的流露，也是某种细腻思考的体现。AI的总结工具能做的，只是把这些细节和情感硬生生地“剁成”几行字，并快速推送给读者。而这些简化之后的文字，就像是一个脱离了血肉的躯壳，缺乏文字与生命的温度和力量。

可能会有人说：“AI摘要不就是让你更便捷地抓住文章的核心吗？如果真喜欢某个话题，完全可以接着读下去，反而节省了时间。” 我理解这个观点，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时间被极大压缩的时代，信息更新迭代的速度几乎让人感到无法喘息。但问题是，信息的“精简”和“简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只在乎结论，还是在乎结论背后的思考过程？如果我们只想获取信息，难道不如直接请AI写一篇“自动生成的文章”，然后直接丢给读者看看不就好了吗？而且，有的文章被AI过度精简后，你是否还有继续阅读文章原文细节的动力？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文章都能简化成一两句话。更重要的是，简化也并不意味着信息的升华，它代表的只是信息的丧失。文字作为信息的载体，每一句话都蕴含着作者的情感与思维。即便是作者自己进行提炼，也难免失去许多细节。更何况AI，它缺乏真正的人类情感，只能用逻辑和理性提取出结构性的内容。而当我们开始习惯性地接受AI生成的摘要时，我们是否可能已经丧失了对文章中隐含的深层次情感和复杂推理的感知能力？我们在压缩信息的过程中，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压缩了自己对于知识的兴趣和探寻的深度？

速度与深度：无意中掉入“快速阅读”的陷阱

让我们暂时抛开AI这一技术本身这个话题，回到人类社会对于知识消费的根本需求。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用AI来压缩信息？因为我们正在生活在一个信息过载的世界里，每天都有无数条新信息向我们涌来。大多数人都已经没有时间去仔细消化每一篇文章、每一段话，甚至连自己真正的兴趣和思考都开始被这股信息洪流吞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迷恋“速食文化”，快速阅读，快速吸收，快速消化。这是一种效率至上的思维——“不管内容如何，至少我得知道它在讲什么。”

而这正是社会加速化的悲哀：我们开始迷失在追求速度的道路上，忘记了真正的深度和意义。如果你用AI的总结来代替自己对文章的认真阅读，那么你不只是放弃了对某一主题的深入理解，你还在主动放弃对世界复杂性的感知。这并非是简单的时间节省，而是在向知识的真正价值投降。你告诉自己，简化就是提高效率，事实上却在不断削弱自己思考的能力——你的思维不再是充实的，而是空洞的。你也逐渐丧失了去自行感受、提炼文章核心的能力。

依赖与虚无：人类的焦虑被技术吞噬

这种对AI摘要的依赖背后，也隐含着人类日益膨胀的焦虑感。我们越来越难以专注，越来越无法容忍长时间的思考和阅读，因为我们的神经早已被快节奏的信息流搅得支离破碎。而AI的“总结”恰恰为这种焦虑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出口。它告诉你：“没关系，不用再浪费时间去理解复杂的内容，我们已经帮你做了归纳。”这种“快速反馈”的感觉让人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仿佛在这个快速流转的世界里，知识的真正价值就是要在短短几分钟内被完全吸收，而不需要你花时间去消化和琢磨。

这种依赖的背后，是人类精神的虚无化。我们开始信任技术，忽视了技术本身的局限性。我们逐渐开始相信通过“总结”来理解世界，不再考虑世界本身的复杂性。人工智能能够帮助我们简化世界，却永远无法替代我们对世界的感知。简化和压缩或许能在短期内带来一种“舒适感”，但它也悄然剥夺了你深刻理解这个世界和深入探寻真相的能力。

工具的双刃剑：依赖与独立思考的博弈

说了这么多，我并非是要表达AI摘要无用。它确实在某些情况下能为人类提供便利，但它绝不应该成为代替真正阅读和深思的工具。人总是存在某种惰性，总是试图依赖一些工具去解决一些复杂的问题。依赖工具的同时，更可能会失去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不再用心理解问题的本质。长此以往，终会导致思维方式的懒散，甚至在面对没有现成工具的情况时，显得束手无策。

每一篇文章的情感深度，每一个句子的用词考究，都是不容简化的。我们不能让这股信息化浪潮吞噬掉我们对深度的追求，不能让“快”成为我们思考的标准。或许我该对自己的文章说：不需要AI的摘要。它太简化，太直白，太肤浅。人类的思考本不应如此便捷、如此简单。阅读不仅是获取信息的过程，更是与文字、情感、历史、思考的深刻交流。如果你不愿意丧失这一切，那就放下那些试图简化一切的工具，慢下来，真正去体会文字背后的思想和情感。

在发布这篇文章后，我用Follow提供的AI摘要功能给本文做了个测试，结果如下：

AI摘要虽然提供了信息简化的便利，但却可能导致情感与细节的缺失，削弱人们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思考能力。在信息过载的时代，依赖AI进行快速阅读可能让人们迷失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忽视了对世界复杂性的感知。尽管AI摘要在某些情况下有其价值，但它不应替代真正的阅读和思考。我们应当重视文字背后的情感与思想，避免被简化工具所吞噬。

这个摘要表面上看似对文章内容做了简洁概括，但实际上完全没有触及到文章的核心思想。它忽略了我所要表达的几个重要点，尤其是关于现代人信息焦虑、精神虚无，意图通过AI总结来对抗这种焦虑和虚无的“虚伪救赎”，以及文章作为情感载体的完整性、连贯性、不可分割性等若干问题。若读者仅凭这段摘要来判断文章的内容，可能会误以为文章只是「围绕AI摘要的利弊展开讨论」，但其实这只是文章探讨的“表面问题”。

如果只是看到这个摘要，我大概也会毫不犹豫地放弃继续阅读正文。甚至我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正文不过是对这段“浅显”摘要的扩展，作者只是把原本几句话能说清的事，硬生生地拖成一篇长文，浪费了大家的时间。如果文章采用了稍微复杂些的写作手法，更隐晦的表述一些观点，如加入一些误导性的内容，使用一些微妙的反讽，AI这种没有人类情感的“机器”就更无能为力了。

这依然是一篇自我反思的文章，是我与自己的对话，请勿对号入座。由于剖析了我自己内心真实体验，可能部分内容较为尖锐。如果恰巧能帮到你，我很开心。如果反感这些内容，就当是个乐子，毕竟做自己最重要，我也有局限性。

如果你真心觉得人们做事不带功利心，那你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社会体系影响的。别急着否认，先冷静想想：我们真的能做到完全没有动机的行为吗？就算是打一个喷嚏，有人可能都会给自己找点理由：“哦，看来有人在背后蛐蛐我（说我坏话）。” 每一个动作背后都有动机，哪怕这种动机是最原始的自我安慰——这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动机，也同时赋予了行为某种“意义”。

当我们在网上发表一篇文章时，即使是自嘲的段子或者碎片化的感慨，都会潜意识里希望得到某种反馈。有人点赞、评论，甚至是一个小小的转发，都会让我们感受到自己没有被世界遗忘，似乎在这个浩瀚的网络世界里我们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更进一步，许多人能站在虚拟平台上抒发自己，是希望能“治愈”某些情感空洞，或者寻找某种群体认同感。可惜，这些美丽的梦想常常被两股巨大的力量狠狠压住：一个是看似平静却隐晦存在的“功利心”；另一个则是让人疲惫不堪的“意义追寻”。

不信你看看博客、社交媒体、短视频，都是一些“自我表达”的圣地。然而这些地方经常上演着一场场关于“意义”的苦战。许多人并非单纯为了分享生活、记录瞬间而写作，而是在无形中将自己对关注、认同的渴求变得更加急迫。如果你告诉我：“我写博客就是为了自己”，好吧，至少你还有自知。但当你看到自己发布的内容没有互动，评论区清一色的寂静，你内心的焦虑恐怕开始翻滚了。人，似乎总是在追求某种“意义”，而这意义经常是来自外界的认可。无论我们如何自诩为“写给自己看”，这些文字本质上都潜藏着与世界互动的需求。

功利心并非恶魔

所谓功利心，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魔鬼。它不过是人类为了自我实现、追求价值和社会认同的内在驱动力。想要写出一篇好文章、想要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作品、想要得到他人的反馈，这种心态本质上不过是社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物。尤其是在现代这个信息洪流之中，任何一个人都难以割舍那种对“存在感”的渴求。

但这一切都不是坏事，至少它能够让你“活”得更鲜明，让你不至于在沉闷的世界中迷失自我。你无法说服别人放弃追寻意义的冲动，除非你能够在心里偷偷地告诉自己：是时候放下这所有的“标签”和“期望”了。所谓的意义，并非外部因素的附加，而是你赋予它的那一刻。

但是，这种欲望的泡沫往往短暂又虚幻。随着你写下更多的文字、发表更多的观点，现实世界给出的反馈开始变得模糊、甚至淡漠。当你曾经看似光鲜的博客，渐渐被淹没在层层堆积的内容中时，你是否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动力和初心究竟从何而来？

自我表达与他人期待之间的权衡

有人认为，写博客这种事是完全为自己而做，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这种说法听起来很高尚，但实际上不过是对自己处境的自我安慰。人类的每一个行为背后，或多或少都承载着他人期待的影像。你不可能把自己从“他人”的目光中割裂出来。看似纯粹的“为自己而做”，其实也潜藏着“他人”对你的期许——你希望他们看到你，了解你，甚至认同你。

这就像在一个被表演化的世界中，任何一种表达都可能成为一场独角戏。你发布一篇文章，发的是自己的心情，但同时你也在期待着自己成为被注视的对象。你希望读者能够回应你，哪怕是一句简单的“我理解你”，哪怕只是一个默默的点赞。这样的互动或许比文章本身更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满足感。

然而，这种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拉锯，往往使你不得不陷入某种无法逃脱的困境。一方面，你强烈希望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和表达的自由，另一方面，你又在无形中渴望得到外界的反应和共鸣。你开始意识到：无论你怎样宣称“意义不重要”，你内心的深处，依然在期待某种外界的反馈。这种内外冲突，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一种存在主义焦虑。

功利心与“意义”：从精神分析到社会学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行为源自于本我、超我和自我之间的博弈。本我代表我们最原始的欲望，追求即时的享乐和满足；超我则是社会化过程中内化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期望；自我则调节这些冲突，寻求平衡。在这一理论下，功利心可以看作是本我的一部分，它驱动我们追求即时的物质回报和社会认同，如寻求他人对自己作品的认可或是社会地位的提升。

然而，人类的动机不仅局限于本能的欲望。随着个人发展和社会化的深入，意义的追寻逐渐成为更高层次的需求。与功利心侧重物质回报不同，意义的追求更侧重内心的满足、自我实现和道德理想的实现，这与超我密切相关。超我的社会化影响促使我们不仅考虑眼前的享乐，还会追求更高尚的价值和理想。

这一点与存在主义哲学有着关联。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表示，生命的意义并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每个人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去创造的。萨特认为，人类常常在面对自由选择时体验到焦虑，这种焦虑来自于对自我定义的责任。因此，意义的追求不仅是道德的，也是一种自我创造的过程，常伴随着不确定性和焦虑。

与存在主义不同，实用主义则将意义的追求与实际生活的需求联系起来。实用主义者认为，我们的行为是具有实际效用的，追求意义并不只是抽象的哲学思考，它与现实中的社会回报和行为成果直接相关。可以说，实用主义视意义的追求为与功利心相结合的过程——两者都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成果，尽管关注点有所不同。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丰富了这一论述。人类的需求从生理需求到安全需求，再到社交需求，逐步递进。而功利心通常与这些较低层次的需求紧密相关，如满足生理需求或追求社会认同。直到个体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才会将注意力转向更高层次的需求，如自我实现和意义的追求。在这个层面上，意义的追求是人类向更高自我发展的一部分，它促使个体探索自己更深层次的内在需求。

自我决定理论则强调自主性对人类意义追求的驱动力。根据该理论，人类对自主选择的需求是其行动动力的核心。当个体感到自己可以自由选择并主导自己的行为时，他们更容易体验到深层次的“意义感”。意义的追求不仅关乎物质和社会认同，更与个人对行为的掌控感密切相关。

而从社会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的行为不仅是为了个人的满足，也是在回应社会的期待和规范。社会化过程中的“他人眼中的自己”影响着我们如何定义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这使得功利心和意义的追求结合在一起：我们追求物质回报，也追求社会认同，而意义则通过社会交往和文化认同来获得。

说了这么多理论层面的理解，反而越来越复杂，毕竟一旦进入学术层面，就很容易变得没完没了。功利心和意义的追求并不是孤立的，这两者反映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需求，从物质和现实的回报，到精神层次的自我实现和社会认同，我们的行为背后总有着复杂的动机和多重的驱动。

别再骗自己了

在这个充斥着“功利”的世界中，什么是真正的“意义”？有时它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幻觉，或者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内在驱动力。我们不仅追求自我满足，更多时候我们是在寻求外界的确认。这种追寻并不丢人，但它也让我们变得更容易被迷失在欲望的泥沼中。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可以活得很自由、很随性，殊不知，早已在无形中被社会的标准所束缚。你再怎么声称自己做某件事是为了“自己”，那也是建立在对他人看法的期待之上。

所以，下次当你写下“为了自己”这几个字时，别忘了提醒自己：你其实是在为“他人”创造某种意义。而这种意义，最终会变成一种对自我认同的深刻渴望——你无法逃避，也无法彻底放弃。

在这个一切都被标签化的时代，日复一日的加班、无休止的自我营销、以及不断被社会要求“找到自己的位置”。身为个体，我们会觉得自己正在消失在这个巨大的、机器般运转的社会系统中。我们一方面被要求保持独特，一方面又被迫扮演一场看似永远也无法停止的角色扮演游戏——在“别人的眼光”中不断塑造自我。可问题是，这种“独特性”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吗？说到底，这份追寻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呢？是更深的自我认同，还是更强的社会孤立感？

写这篇的灵感也是来自于sqybi的文章《独特性和一周年的自我》，在文章的评论中我如此描述：

每个人似乎都在和一种无形的时间匮乏症搏斗，脑力工作让身体疲惫，爱好成了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真正的“自我”在压力下逐渐消融，当我们认为自己一无所有时，恰恰在不断定义自己和他人的过程中，我们早已变得“独特”——尽管这种独特性多半只是一个由社会框架强加的标签。至于那颗永远找不到的“银弹”，它的存在早就被迷失在了对独特性的幻想里。真正的“自我超越”并非是不断涂抹不同的标签，而是看清标签背后的空洞与荒谬，揭开它们，承认每个人的独特性其实也不过是时间与经历的叠加，最终回到一个无聊的事实——“我就是我”，在所有的定义和叙述之外。

什么是“独特性”

让我们先从这个词开始，这个词本身听起来有些高尚，它给人一种我们是与众不同、独立存在的美好幻想。可有没有想过，这种独特性多半只是社会系统强加给我们的标签。社交媒体、职场竞争、甚至是自我提升等等，所有这些都在无形中为我们量身定做了一种“独特性”的标准：你得是最聪明的、最独立的、最具创意的、最懂自我管理的。仿佛所有的竞争和焦虑都源于对这一点的过度追求——独特，独一无二，绝无仅有。就像那些穿着“自己风格”衣服的人，他们其实也只是顺应了一种时尚的框架。穿了这些衣服的人，是否真正有自我？还是只是跟随潮流的另一个标签的附庸？

在不断定义自己和他人的过程中，我们“独特”的自我似乎越来越模糊，逐渐被外界的期望所吞噬。当一个人说自己很特别，可当他在选择各种标签时，这些标签是否早就占据了生活的核心？无论是“独立思考者”，还是“批判者”，甚至“自由主义者”，每一个标签都是某种形式的社会期待，它们给人提供了一个预设的框架，让自己好像在这一刻得到了某种确认，但它们也意味着自己已经无法脱离这个框架的束缚。自己依然在扮演“别人”眼中定义好的角色，只不过选择的角色听起来更酷炫罢了。

举个例子：我身边有个朋友，原本只是想开始摄影，但他逐渐发现，在朋友圈里分享的每一张照片，都不再只是为了记录生活中的美好，而是一种自我展示——这不是他真心喜爱摄影的体现，而是试图通过照片证明自己有品位、有独特眼光。渐渐地，他的爱好被“社交货币”所替代，摄影成了他向外界展示自我的工具，而不再是最初的纯粹兴趣。

每个时代的文化压力都通过某种方式施加在个体身上，现代社会尤为显著。我们每个人都被告知要找到一个自己的独特定位，做“最特别的自己”，但这个定位常常是外界给定的。这些标签能让我们短期内感受到被认同、被需要，但在深层次，它们只会加剧我们对自己真实身份的迷茫。

标签背后的荒谬

在追求“独特性”的过程中，许多人陷入了自我定义的困境，渴望“超越”现有的自我形象，尤其是自我提升的“狂热者”。他们不断地试图在自己的存在中填满某种“空洞”，通过改变外部标签来逼迫自己超越当前的“自我”。然而，真正的自我超越并非是涂抹更多的标签，而是看清这些标签背后的空洞与荒谬。那些标榜“突破自我”的书籍、课程、演讲，最终只是在让人不断购买新的标签。越是追求这些“独特性”，就越是被困在这些标签所构建的框架中，仿佛“打破常规”的过程，实际上是另一种常规的追求。

所谓的“自我提升”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幻象。我们这些忙于定义自己的人，忽略了一个事实——我们追求的独特性不过是时间和经历的叠加。人生走过了哪些路？选择了哪些决定？为什么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地点遇到某个人，做出某个特定的选择？所有这些因素看似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人，但当自己从某个宏观的角度回望时，这些看似独特的轨迹却只是时间的涟漪，是一段历史的延续，绝非什么天命般的自我彰显。

写到一半，我发现ONO在《自命不凡症候群》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当一个标签被反复提及、重复加工后，它给人的“特别感”就会渐渐丧失。除非，我真的拥有他人未曾有过的体验、经历。否则标签带来的自命不凡更像是一种症候群，跟这个信息时代一样，被各种标签贴满。当我们再一层一层撕掉时，里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又或者当标签被撕掉时——一些血肉也跟着被黏了下来，直到被撕成了一团血肉模糊的“自命不凡”。

反思“独特性”：是不是更真实的自己？

这种对“独特性”的过度执着，也让我开始反思：究竟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更“独特”的自我，还是一个更真实的自我？

事实上，独特性来自于“没有别人告诉你怎么做的自由”，在这种氛围中，个体不再为别人的期望而活，而是依据自己内心的需求去创造、去表达。而今天，我们几乎每个“独特”的标签背后，都有一个巨大的社会期望在推动。我们想要成为“艺术家”，而不仅仅是因为热爱艺术，更因为这是一种受人崇敬的身份；我们想成为“环保主义者”，不仅仅是因为对环境问题的关心，也因为这是现代社会的道德高地。如此一来，个体的真实需求会被外部的标签与标准所吞噬。

真正的“独特性”应该是对自我的忠实，是我们在日常琐事和巨大的社会压力面前，仍能保持自我感知的能力，而不是对某些标签的盲目追随。我们是否能停止与他人比较，放下对“标签”的执着，而回归到一个更加自然、真实的自我呢？

“我就是我”

或许，真正让人恐惧的并不是我们失去的独特性，而是当我们终于意识到，所谓的“独特”不过是一种外部强加的幻觉，我们会如何面对这种空洞的现实。在所有的定义、标签、社会规范之外，我们也许只能回到一个最简单、最原始的自我认知——“我就是我”，就这么简单，没有理由、没有特别的解释。

有时候，接纳这个“我就是我”的事实，反而是一种巨大的解脱。你不再需要通过不断的标签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再为社会的期待所疲惫。你不需要去迎合那些预设的角色，只需要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做你自己。在“独特性”变得如此重要的时代，或许最独特的选择就是不再追逐那份永远也无法实现的完美答案，承认自己的平凡与普通，敢于面对那份简朴的自我。

最终，我们会发现，我们并不需要通过“独特性”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我们本身的存在已经足够真实。至于所有外界的定义与期待，它们就像一阵风，终会消散，而我们依然是那个在风中摇曳的个体。

博客的魅力是什么？是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编辑、主持人、甚至是思想家。我们在自己的博客中自由表达，随时随地发布想法，仿佛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话筒”。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博客不仅是文字的载体，它代表着每个人都能在虚拟空间中占有一席之地，展现自我，释放思想。但在这座信息宇宙中，真正的“交流”是否得到了它应有的位置，还是我们早已陷入自我表演的死胡同？这是我一直不断思考的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我和许多人一样，看到的博文总是在自说自话，每个人都独自展示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彷佛在各自的独立小岛上搭建堡垒，彼此看似接触，却始终无法真正交汇。曾几何时，我以为博客是一个“交流平台”，一个让思想碰撞的地方，但如今，它更多的是一个“自言自语”的空间——每个人都像在独自演讲，等待着一片虚无的掌声。而博客的评论，很多时候像是观众在附和表演者。简单的评论往往无法承载厚重的思想交流，甚至有时，连最基本的互动都成了一种形式化的“社交应付”。

理论的泡沫：当博客成为了“自我验证的工具”

有的时候我会想，不少博主们在博客上倾注大量的心血，写出那些看似充满思想深度的文字，发布博文时，希望能引发更多的讨论、看到更多的回应。现实却是，许多充满了思想深度的博主的博文评论的空缺，就像是虚拟世界中沉默的冰川，几乎没有涌动的波澜。每一篇博文看似都在与世界对话，然而它的反响却微弱得可怕。

这个现象让我不断思考，博客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当我们在用“深刻”的术语和“权威”的引用佐证自己的观点时，我们是否已经忽略了它最基本的功能——交流？那些晦涩的理论、那些艰深的哲学观点，固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别人的尊敬，但它们真的能产生共鸣吗？许多人浏览博客时，对那些“高深”的术语，经常会出于一种懒散的本能选择跳过或忽视。因为对很多人来说，读起来太痛苦了，太拗口了。不少人每当遇到这种文章，总是寄希望于AI帮忙解读，然而这种解读却忽略了博主原文所蕴含的真情实感。

如同我在ONO发表的文章《Follow、或许是博客创作者的暂时解药》一文的评论中所说：

目前的AI总结会简化文章，使其丧失其中的情感、细节和语言的艺术性。作者传达的深层意思，或者是通过语言创造的情感共鸣，无论如何总结都无法完美再现。将文章精简成总结去替代阅读全文本身就是一种悖论：如果总结覆盖了所有内容，那就不再是“总结”，而是“内容的替代”，因为精简必然意味着信息的丧失。更重要的是，长期依赖摘要，读者将丧失对原文的耐心和深入理解，最终连阅读长文的能力也可能丧失。所以AI总结只能作为一个选择是否接着看下去的判断依据，而不能替代文章本身。

而这种“晦涩难懂”的风格，常常是为了展现自己的专业性与文章的深刻。毫无疑问，从个人情感表达的角度来看，这种写作方式并没有错，我也没有意图去批判这种风格的文章。然而，我们也需要思考，这样的写作也可能带来另一个问题——它让文章与读者之间产生了无形的距离。你可以在文章中畅所欲言，发出自己的声音，却始终没有真正“听到”对方的回响。交流从此变成了一场孤独的独角戏，会导致自己内心的失落。每个人都在急于塑造自己为知识的“传播者”，但这种单向的输出，最终只是互相验证存在的过程，为了证明“我们都在这里”——这种局面，如何能成为真正的思想碰撞？这是我们需要在内心中权衡的现实问题。

递话筒：突破自我孤岛，建立真正的交流

正如我在《博客初心》一文的评论中，ONO提出来的“递苹果”：

你做到了我想在 “递苹果” 里做的事情，我们彼此交换话筒，对一个话题聊聊自己的观点、辩论、不设任何目的地闲聊。

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了拿着话筒自话自说的状态，甚至还会从被人手上抢走话题。就好比是一群朋友聚会，总有那么一个人可以把别人的任何话题都引导到自己头上。我想做 “递苹果” 就是考虑用你这样的风格，你说了什么、我说了什么，我们彼此交换话筒，在聊自己的同时，也能看见别人——现代人，被社交网络碎片化成无数的碎片，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别人，也没有被别人好好关注过了。——ONO

而这种交流方式恰恰是现代博客所缺失的——它不仅关乎观点的输出，更在于思想的互动。过去，我们习惯了用自己的话语占领空间，习惯了别人看不到的孤立与自我满足，但在“递话筒”的交流中，所有的“输出”才有了意义——因为它是双向的，是对话的。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陈述观点，同时也在用心聆听他人，真正的思想才会在这种动态交换中生长。一个博客是否重视交流，就像一潭死水与一条活水的河流之别。换句话说，博客的真正价值，不应仅仅依赖于博文的深度，而应体现在它如何激发与他人之间的互动与联系。

我也看到过一些博主，努力地将复杂的理论用最简单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他们不仅在写自己的文字，更试图让这些文字与读者产生直接的联系。这种做法，显然要比那些大篇幅的、高深的理论更加接地气，也更能够引发共鸣。而这个过程中，博客的“评论”才不再是形式上的附庸，而是互动的主体，它成为了思想的延续和升华。

自我表达的权利与他人理解的意义

博客的原始魅力，确实在于每个人都能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讲述自己的故事，释放内心的声音。但如果我们只把博客当作一个自我表演的舞台，或者一台无休止的麦克风，我们可能最终会发现：这些博文终将变得空洞，无人问津，甚至失去了最初的意义。因为你的表演，内心多半是希望别人能看到的。而最终除了满足自己，却没做到展现给他人，这种没有观众的表演，与私人且加密的笔记无异。当然，如果你是初次认识到我，建议你先阅读《博客价值》《博客初心》《博客评论的重要性》三文，以免引起误解。

真正的交流，不能是单向的宣讲。即便你写出了千言万语，即便你引用了无数经典理论，真正重要的是——这些文字是否能够与他人产生联系，是否能激起他人的思考，甚至引发反思。如果博客只是你一个人的思想展览，那它不过是一种孤独的表演。只有在“递话筒”和“接话筒”的互动中，思想才能真正产生共鸣。每个人的思维都是独立的，但当它们相遇时，才有了碰撞与创新的可能。

所以，当我阅读到一些博客中精辟的表述时，我总会努力将它们一一记录下来。那不仅仅是对观点的积累，更是对他人思想的尊重。当我在后续的文章中，发现某些观点与其他博主的思考不谋而合时，我会适当地引用他们的思想文字，并在我自己的文章中写下我对这些观点的回应。这样的引用，不仅是为了增强自己的论述，更是为了让那些值得关注的思想得到应有的回响与延续，并引导更多的读者去阅读相关博主的文章，去感受那些更为丰富的视角与思考。

与那些从书本中照搬的冷冰冰的理论不同，这种引用带着活生生的、与生活紧密相连的思想。当我引用一位博主的观点时，它通常来自于他们在生活、实践中反思的结果，是他们与现实互动后对世界的独到理解。这样的引用，比起书本上那些抽象且看似空洞的理论，更贴近人们的实际经验与感受。它们不仅停留在文字的层面，而是从个人的经验出发，经过深刻的思考，成为了与他人交流的桥梁。在这过程中，理论不再是枯燥的学术构建，而是与我们的情感、思想和生活有机结合的，具有人情味的交流。

博客的社交性与情感价值

即使说了这么多，有时候，我也还是会不断问自己，博客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它是一种社交工具吗？还是一种思想的展示平台？最终我个人的回答是：它既是工具，也是平台，但更重要的是它的“社交性”和“情感价值”。社交平台的碎片化让我们都变得愈加孤立，我们习惯了在一个个小屏幕背后与陌生人互动，但博客却给了我们更深层的情感交流空间。

如果始终把自己的博客视作一个独立的自我展示平台，忽略了与他人交换思想的过程，那你错失了博客最具价值的一面。发出的每一篇文章，不应仅停留在宣告自我观点的层面，而应当通过评论、互动、交流，让思想真正与他人交汇在一起，这是博客最原始、最深刻的魅力所在。当我们走出自我独奏的舞台，学会真正“递话筒”与“接话筒”，才能让博客的圈子变得更加充满活力，充满可能。每一个博文的意义，不在于它的长短、深浅，而在于它能否打破孤独的界限，真正与他人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和情感上的连接。

在一些人的眼中，「信仰」是和「迷信」强挂钩的概念。而一提到「信仰」，许多人就会又自动把这个词等同于「宗教信仰」，看似这个过渡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没有发现多了「宗教」两个字吗？那是否还有「非宗教」的信仰呢？很明显是有的。

“信仰”是啥？你说了算，但得有点儿脑子

首先我得承认，信仰是一个庞大且多样的概念。从哲学到宗教，从政治到个人，信仰无处不在。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唯物主义者」，无论是你是「佛教徒」还是坚定的「反乌托邦主义者」，甚至是希望科幻电影里的「外星人会来拯救地球」，它都属于信仰的范畴。是的，信仰并不总是神的存在，也不一定要是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信仰可以是一种对意义的追求，一种对人生价值的探索，甚至可以是对某种无形力量的依赖。

但关键问题是：信仰的背后，必须得有一种独立的思考，必须是经过反复自我检验的。它不是仅仅基于一些片段的“灵光一现”，也不是某个智商180的人告诉你“上帝是怎样的”之后，你就闭上眼睛听命。真正的信仰，是一种个人的、理性地探索，是一种对生活的深度反思，甚至可以是一种痛苦的挣扎和反复的推翻。你有权相信某种世界观、人生观，但你必须得问问自己：在这背后，是否有你自己的思考和自觉？你是否质疑和修正过你的信仰？还是说你是选择不假思索的全盘接受？

“迷信”是啥？更简单直接，且一眼能看穿

而“迷信”呢？这东西显然要简单得多。迷信不是因为某个神明的存在他就是迷信，即使你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或者无神论者，那也可能会“迷信”，因为它是一种完全放弃自我思考的状态。在迷信的世界里，你不是在追寻更深的答案，而是在为自己选择性地闭上眼睛，并让一些外界的“权威”来替你做决策。你迷信了某种东西，往往是不愿意质疑、不敢推翻，不管那些所谓的信条在现实中多么荒谬、空洞。

迷信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完全依赖于外部的“精神快餐”，是一种“安慰剂”。迷信的实质，是你用某种快速、简单的方式来逃避自己对世界深刻且复杂的思考。它给你一个“神奇的答案”，让你无需动脑，轻松找到解决问题的捷径。而这种解答往往是肤浅的，甚至带有某种功利性：我如果拜这个神，就能发财；我如果穿上这个幸运符，就能避免灾祸；我相信了某种哲学思想或者理论，那这个思想理论就可以在各方面通用，不需要去质疑，这些统统是迷信的范畴。

迷信的核心并不在于所相信的事物是否荒谬，而是它让你逃避理性思考。它让你在面对未知和不可控制的世界时，不再思考解决办法，而是盲目地相信某些东西，仿佛这样就能获得某种解决一切的能力。其实，它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一种心理上的“止痛药”，让你暂时忘却自己的无力感。

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意外发现ONO发布了一篇挺贴合这个论点的文章《知识越多越堕落》，啊，不要被他的标题骗了，他经常如此：

当“感受”和“回应”越分离，人们就会本能地逃亡到知识之中，去寻求自己的存在感，总觉得我懂得越多、理解得越多，就越能看懂这个世界。其实不然，如果你无法感受世界，无法对世界作出回应，他人也无法给予你回应，你看到的世界就是“假”的。知识是无穷的，有因为进入到心理学、哲学和宗教领域后，这些知识变得没有了标准答案，人在这种荒芜的知识海洋里，因为无法实际地感受世界和抓住世界，就会产生强烈的虚无感——而这个虚无感正是导致抑郁的罪魁祸首。——ONO

于此，我也做了回应，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感受-回应”是直觉的表现，而“感受-知识-回应”让我们陷入了虚无，但我倒觉得，问题不在于知识本身，而是人们如何使用它。理论上“放弃知识”可以让人暂时逃避复杂的思考，去更“本能”地回应世界，然而，问题是如果没有能力反思和理解自己反应的根源，和一只随便乱叫的猴子没有区别。逃避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解脱，反而让人陷入一个没有出口的自我封闭之中。

我们可以选择停滞在无尽的知识中，但最终仍会发现，知识的海洋无论如何汹涌澎湃，都无法为人提供实际的回应——而这正是大多数人迷失的根源。知识的真正陷阱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当它被神化，成为唯一的存在方式时，人的存在感反而被消解。知识若是能更灵活地融入“感受-回应”的循环，我们就能真正理解它的价值，而不是让它成为虚无感的源头。

那它们有啥区别呢？其实很简单，信仰不走捷径

信仰和迷信的核心区别，在于它们对“困难”和“未知”的态度。信仰，至少是对“困难”和“未知”的一种探索，它敢于在深渊中行走，虽然过程痛苦但并不回避。而迷信呢，它干脆选择不走路，干脆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依赖外力来保自己一方安宁。信仰承认人生中有很多不可知的东西，因此，它选择在理性和情感中去不断摸索；而迷信则是不愿去碰这些复杂的层面，反而选择了“让我们闭眼吧，反正总会有人能解决”。

所谓“信仰”，不仅仅是追随一个宗教、一个偶像、一个哲学理论、一种思想，它更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信仰是你愿意面对人生的无常与复杂，而不是用一种懒散的“迷信”来逃避困惑，逃避不安。它要求你不断地向内求索，去问自己，究竟什么是你想要的？它要求你对自己的疑惑、对生活的困顿做出回答，哪怕这个答案并不完美。信仰的美妙之处，是你能从内心的挣扎中找出一点光，而迷信呢？它仅仅让你看见眼前的幻象，甚至连一丝真正的光明都没能找到。

迷信者们也容易持有一种“为做而做”的概念，当你细细问他到底在信什么的时候，对方常常哑口无言，无法用理性的思考去反驳。这里也涉及到了Eltrac前段时间发表的一篇文章《为了做而做的问题在哪？》，他如下论述：

人们之所以会为了做而做，是因为内心有某种成见，让他们认为事情必须完成，而且必须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完成，否则就是不对的，就算他们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就算他们知道不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他们选择不去看见。——Eltrac

在文章的评论中，我如此回复：

所谓的“为了做而做”，其实本质上不过是对责任的一种回避，或者说，是对“做”的过度崇拜。随波逐流，无法摆脱社会的无形压力，深信“做”的本身比“为什么做”更有意义。个体被“必须做”的命令束缚，却从未问过自己为什么非得这么做。说到底，现代人不过是“为了做而做”而已，指望通过这种拼命去做的姿态达到某种深刻的自我实现，无异于在沙漠里狂奔，满身汗水却始终找不到水源。

用实际的案例举例呢？从基督教神学和唯物主义哲学分别入手

先用我最熟悉的神学来讲。当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来审视信仰与迷信的区别时，基督教教义提供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在基督教中，信仰确实承诺信神的人将在末世得救，但前提是信徒需要亲自努力：你需要去爱人如己，去反思和改正自己的行为，去努力自救。换句话说，信仰不是一个简单的“保底”保障，也不是一种可以逃避责任的借口。

假设你得了重病，你相信神能治愈你，没错，在神学框架内，神的力量确实可以增强你的信心，帮助你恢复健康，但信仰并不意味着你不去就医，光靠祈祷坐等奇迹。神所赐予的智慧和力量，是让你能在困难中找到应对之道，而不是让你停滞不前、逃避现实。信仰并不会替你解决所有问题，而是激发你面对这些问题的勇气和行动力。

再比如，假设你周围的人遇到困境，信仰教导你要以真心帮助他人，而不是等待神来亲自降临拯救。如果你只是祈祷神能帮助他人，而自己却袖手旁观，那这就不是信仰，而是迷信。就像那个经典的寓言故事：一个人在大洪水中祈祷神来救他。当一艘救援船驶近时，他拒绝上船；当一架直升机降下来时，他依然拒绝搭救，直到他淹死了。到了天堂，他愤怒地责问神：“为什么你不救我？”神却答道：“我早已派人来救你了，你为什么拒绝呢？”

信仰从来不是逃避现实的工具，而是增强你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力量的源泉。真正的信仰鼓励你在挑战面前不退缩，动用自己的理性和行动，而不是幻想靠祈祷就能解决一切。信仰不是让你无所作为，而是促使你在动摇和困境中坚持做出积极的选择。

让我们换一个与宗教无关的例子，转向更具现实意义的基于唯物主义哲学的讨论。

一些唯物哲学的观点认为，尽管在短期内，社会成员可能因信息不完全或受到误导而做出错误判断，但从长远来看，社会成员的直觉和选择最终会显示出其合理性和正确性。因此，他们主张应当信任大众，避免与大众的意愿产生对立。虽然这一观点有其吸引力，但它忽视了集体的行为中可能存在的盲目行为，并过度依赖其自发性。

早期的社会理论家们曾指出，历史的推动力之一是群体，尤其是社会中最广泛、最受压迫的群体。尽管社会中的不平等可能在某些时期内持续存在，但这些力量最终会推动社会的改变。这一切的关键动力来自这些群体的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群体的行动都是理性或正确的。相反，这一观点强调，群体的潜力应当建立在批判性思维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避免盲目跟随或过度理想化的行为的“自发性”，因此需要具有较强社会分析能力的个体来引导这些群体。这些个体并非高高在上的“精英”，而是通过与群体的紧密联系，帮助他们认识到社会中的不公与矛盾，并探索可能的解决方案。他们并不支持一种消极的态度，认为“时间会解决一切”或“群体总是对的”。相反，这些理论强调，这些具有社会分析能力的个体应当不仅信任群体的力量，更要警惕盲目崇拜，保持批判性思维，理性分析现实。

他们并不否定个体的独立性和批判意识，而是强调每个人在社会进程中应当承担责任，通过学习、实践和与群体的合作，推动社会的进步。盲目相信群体的“自发觉醒”或认为“群体的选择都是对的”这一观点，与社会理论中的实践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实际上与迷信没有本质区别。

信仰，信仰…别再把它搞得太复杂了

简单来说，信仰让你承认自己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在不断碰撞、反思和更新中前行，即便你并不总是正确；而迷信，则让你成为一个不再提问的人，你接受现成的答案，安于现状，期待明天的好运与幸福。

信仰是一场自我追寻的冒险，而迷信，却是一种让人停滞的安慰。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迷失在迷信的怀抱里。现代社会充满诱惑，信息泛滥，我们太容易沉溺于简单而直接的解释，而忽略了自己内心真正的追求。信仰不应是一个一蹴而就的“速成法”，它是一条通向真实的道路；而迷信，只不过是你躲在角落里，期待某个未知的力量轻轻将你拯救。

首先需要说明，本文并非针对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次自我反思，请勿对号入座。正如我在之前的《博客价值》中所述，博客该如何做是每个人的自由，个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去经营博客。所以，请不要将本文视作我在指责某个特定的人的行为或态度。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对如何满足自己理性需求的一个讨论或表述。

在这个信息过载、观点繁杂的网络世界中，有一个个人博客，似乎是大量博主能寻求一丝安宁的地方。而博客评论的存在，几乎成了我们判断一个博客是否有活力的标准之一。有的人也许会想：评论不就是读者对博主写的内容发表看法、提出问题、偶尔吐槽一番的地方么？没错，这一切的核心都指向了一个词——“互动”。但互动的意义，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评判博客是否有活力」这点要复杂得多。

让我们先从最极端的情况说起：如果你关闭了博客的评论区，恭喜你，你的博客成了一个“一言堂”。你写的所有内容，就是唯一的“真理”。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不必再去考虑读者如何反驳或补充，只需要坐在台上，安然地享受自己的思想小天地。听上去似乎很理想，对吧？你可以随意地写，毫无负担地表达。可是，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博文是不是只是自娱自乐的“文字独角戏”？

评论是一面镜子，反映出你自己的盲点

即便你是个专业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或者在某些行业具有很高成就的人，又或者是自以为自己是颇具洞察力的作家，自己的文章难道就真的完美无缺了吗？这是对理性的最大亵渎。评论的存在，恰恰是让你的博客保持“开放”的关键。每个评论都是对你认知的反馈，有些评论可能指出了你忽视的细节，有些则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有些甚至会狠狠地戳穿你的自以为是。这才是博客写作的真正价值——你不仅仅是在表达自己，更是在与他人进行一种思想的碰撞。

而任何一篇文章，都是出自博主自己的个人观点和知识认知的总结，并非完全没有漏洞和不足。评论恰巧能弥补这一点，像是《从信息自由到认知逃避》、《在起伏中寻找自我》、《全身都是G点》、《究竟什么是爱》等若干篇文章中，就有一些很高质量的评论，或者是反映了不同思想的评论，我也一一做了回复。有的评论比文章本身还要尖锐或者精彩，这就是评论的力量——它不只是对文章内容的简单补充，它更是展现不同人的价值观，甚至是对思维盲区的精准指摘。

对于这些指摘，不生气几乎是不可能的。生气这种情绪反应，是我们面对批评的本能，除非你已经丧失了情感，或者在精神上出现了某种失衡。理性与情感的博弈，总是会让人纠结。但是否能够用理性去压制这种本能的反应，这才是值得我们探讨与注意的。至于我自己，虽然在遇到这种评论时不免有情绪波动，但我更倾向于通过深度交流来消化这些情绪，尤其是在面对那些难以表述的复杂问题时，我的回复常常也会较为长篇。正如同在《信息自由到认知逃避》一文的评论中，我曾表示：

感到不对付的事和人，正是跨出信息茧房表现。真正的跨出舒适区，不是去认同或迎合那些不喜欢的观点，而是去了解它们，拓宽自己的视野。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世界，也能在不认同的情况下保持自我思考的独立性。

或许有的人会担心文章写出来会被人反驳从而产生各类负面情绪，出于对此的恐惧进而拒绝沟通。这一点正如Eltrac在極客死亡計劃上发表的一文《自我意识与自恋情结》中提到：

比如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数次想象有那么一两位读者认为我的观点是在放屁，或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你老说别人，你自己不也那样吗？」，所以我总是给文章打上各种补丁，以求尽可能地不让不了解我观点的人感到厌恶。仔细品味的话，我自己会有这种害怕的想法，实际上也是自我意识在作祟。——Eltrac

在该文的评论中，我也尝试提出一些途径，来正面直视这种负面情绪。我在评论中提出：

"自我"是人类最原始的驱动力，但如何在自我与他人之间找到平衡，避免迷失在混沌的自我世界中，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理解和接受自己的自恋，反而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与世界共处。这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与社会、他人、甚至自己内心的关系。

不过，获得高质量的评论并不容易

如小标题所写，并不是所有评论都能这么有价值。你一定见过那些带有各种广告推广，无理的谩骂或者是问候全家一类的评论。这些垃圾评论，完全无法提供任何建设性的意见。可这又怎么办呢？评论区的垃圾评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现实。有些博客主为此烦恼，开始考虑通过注册后的实名制、验证码、绑定境内外社交平台等手段来限制评论。看似有效的手段，却可能适得其反。

实名制的评论，表面上看能过滤掉一些恶意的评论，但你有没有想过，它可能会把那些隐私意识强，或者无法实名制，又或者因为某些原因不愿公开自己身份的人排除在外？举一些更详细的例子：对于某些境外读者来说，你的实名认证让他们无法获取到验证码。对境内的一部分注重隐私的人群来说，简直就是一个“表达的死胡同”。有的人想要发表一些观点，即使内容并不敏感，但是日常对自己的隐私有所考虑的，这些人在权衡之下也会放弃自己的表达。毕竟博客属于个人维护的个人网站，隐私的安全保护上并没有那么的高级别。即使是大公司，如此多的安全工程师和专业的研发工程师在维护，依然存在大量的隐私泄漏和数据库泄露。

如果采取使用邮箱进行认证的手段，也不是所有想评论的人都乐意暴露自己的邮箱地址，很多人只想随便说几句而已。你迫使他们填写邮件地址，无形中却把表达的自由给割断了。我曾阅读过ONO在莫比乌斯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匿名评论的游戏规则》，他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我节选几句：

自从发现博客可以允许用户匿名评论之后，“有效互动”就多了很多。我很乐意匿名游戏的存在，因为这样至少大家还保留了一份“说真话”的权利。除了“说真话”，“骂人”的成本当然也变低了。如今把这个话题重新开聊，其实可以先回过头来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大部分的博客不允许匿名评论？一方面，是大家都会说的，是为了避免垃圾评论。另一方面，是或许是因为备案关系，避免触碰敏感信息，留言“署名化”本身就是一种责任规避。——ONO

以我的博客举例，虽然我也遭受了大量垃圾评论，甚至谩骂的内容，但是我所有评论均采取先审查后放出，且包含了一些基础的垃圾评论自动化过滤的策略。我的审查标准，并非是过滤掉对自己观点不利的言论，而是过滤掉无端的谩骂、垃圾内容和对他人有害的内容。所以虽然看上去需要填写邮箱，但是实际上邮箱仅作为头像的显示方式和通知，而非身份认证的作用。基于此，我也能把控一些不适合放出的偏激言论，这些言论我选择了删除。日常也有一些人在留言时，不想暴露自己邮箱的，填写了自己临时的邮箱，也是常事。但是我希望做的，就是尽可能增加交流的渠道，降低交流门槛。

评论才是让博客“活”起来的灵魂

关掉评论，或者严苛地控制评论的自由，实际上就是对“交流”的剥夺。你把自己放在一个金字塔的顶部，只能高高在上地俯视，却失去了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和思维的碰撞。你在写自己的思想，却无法感知到自己可能犯的认知错误；你在表达个人观点，却永远无法看到那些从不同角度出发的观点和反驳。最终，你会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封闭，越来越“自恋”，甚至开始高估自己的智慧，认为自己所有的写作都无懈可击。

我当然理解，作为博客主，面对大量的垃圾评论和恶意攻击，大家都会有些情绪波动。坦白说，我也常常烦恼这些低级别的骚扰内容。但我始终相信，即使是最恶心的评论，也能够带来某种反思的契机。它们并不代表所有评论，而是提醒我们，在这个充满偏见和碎片化的世界里，我们的思考，依旧不够全面。

博客评论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为你的思想提供更广泛的反馈，也可能让你在面对挑战时感到被逼到角落。而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博主需要成长，评论者也在其中找到了发声的机会。正如某些不太得体的评论，或许不应被完全忽视，它们所代表的反向思维，也许是你无法自觉到的部分。

博客评论的真正重要性，正是在于它为你创造了一个不断纠正和自我超越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真正的自由，既来源于我们表达自我的权利，也来源于我们聆听他人批评的勇气。

提到“信息茧房”，有许多文章喜欢将其归咎于“大数据推荐”。然而，让我们从最基本的一点开始：是我们自己，主动选择了信息茧房。

信息茧房，有人认为其概念类似于“回声室效应”、“同温层效应”。这两者非常类似，但是也有一些差别。从定义上看，信息茧房指个体在信息环境中主动筛选、选择与自己观点和兴趣一致的信息，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困在一个狭窄的认知空间里，像蚕茧一样逐渐自我封闭。回声室效应指的是一个信息群体或社交圈子中，成员们倾向于互相强化相同的观点和信念，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中，不同的意见或反对声音很少进入，最终导致信息的单一性和观点的极端化。这两个效应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差异，但本质上都在表达信息流通的封闭性及其对认知的影响。无论是个体主动选择信息，还是群体内信息的自我强化，都会导致认知的局限性和极化。在某种层面上，信息茧房是个体层面的“回声室”，而回声室效应则是群体层面的“信息茧房”。

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会下意识以为，每天用社交媒体、看新闻、刷视频，接触的都是“自由的信息流”，但实际上，这些“自由流动”的信息，早就被我们以兴趣为筛选标准，精心挑选过。我们自觉地、毫不知觉地将自己困在了一个狭窄的认知范围里。

我们享受与志同道合者的共鸣，享受那种“你说的真对！”的认同感，而不是去接触那些令自己不舒服、让自己内心不安的观点。我们选择关注那些赞同自己观点的社交媒体账号，阅读那些与自己兴趣相符的书籍或文章，甚至为了方便，会选择了某个特定经过审查的搜索引擎来搜索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让自己误以为自己所认知的就是一切。难道这不是自我设限的表现？不是“信息茧房”的典型标配吗？我们所谓的信息自由，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建造一座精致的监狱，屏障越高，困得越深。

更讽刺的是，我们并非是被“算法”强行推入这个茧房的受害者，相反，我们是这些“屏障”的主动建造者。我们亲手选定了“屏障”的高度和厚度，每天在这些“屏障”上添砖加瓦，把自己越来越紧地困在信息的四壁之内。我们认为自己在“自由选择”，但实际上，在自我设限的过程中，我们会变得越来越狭隘。就像那些只阅读特定类型书籍、只关注某些政治派别的人，逐渐会被“相似性”所吸引，忽略了那些不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时间一久，便会开始依赖单一的社交圈和单一的新闻来源，不断用单一的观点强化自己已经存在的认知，而那些不同的声音——不管它们是事实、质疑，还是反思，都被我们巧妙地“过滤”掉了。

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我们以为自己在追求“个性化的信息体验”，其实只是在为自己选择一个更为舒适的认知牢笼。信息茧房并非机器推送的结果，而是自己对舒适区的执迷。我们害怕不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因为它们会让自己不安、让自己重新审视自己不愿面对的部分。而这一切，都是自己手把手建起来的。

再看看现代社交平台，那里充斥着各种自我强化的声音。每个人都愿意在自己的圈子里发表观点，寻求认同和共鸣，很少有人会去主动接触那些与自己不同的、可能让自己不适的声音。朋友圈里，大家喜欢和志同道合的人分享观点，但很少看到人们主动分享和自己意见相左的观点。大多数人宁愿在舒适的“信息茧房”中享受被确认的快感，而不是去面对那些挑战自己认知的信息。更可笑的是，我们总认为，这种信息隔离是别人“为我们做的”，是“算法”的产物。然而，我们每一次的点击、每一次的关注，都是在加强这种信息隔离的屏障。

于是，我们自身成了自己思想的囚徒。我们活在一个越来越狭小的世界里，目光短浅，思想僵化，甚至连对自己现有观点的批判性思考都丢失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对“认同”的渴望超越了对“真相”的追求，我们更愿意在信息的海洋里漂浮在自己那片小小的岛屿上，享受那种温暖的共鸣，而不愿意去探讨那些未被触及的、不适的议题。

这就带来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信息茧房，它也是社会群体裂痕的根源。我们常常认为，信息茧房只是对个体认知的限制，实际上，它对社会整体的影响更为严重。当每个人都在自我的信息小圈子中陶醉时，社会的公共讨论就变得越来越片面。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逐渐消失，反而是冲突和对立日益加剧。极端化的观点逐渐占据主流，我们开始“容忍”极端的言论，甚至盲目认同自己的“信息圈”中的观点，不再考虑它们的合理性和全面性。而这一切，正是信息茧房逐步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种“信息茧房”背后，隐藏着的是我们对自己认知的懒惰和自我放逐。信息茧房并非是技术的黑暗面，而是人类对复杂世界的逃避。人们总是选择那些简化的信息流，选择那些能让自己安心的信息，而放弃了去理解那些复杂和多元的声音。为了避免冲突和不安，我们建立了认知的护城河，拒绝了外界的挑战。我们希望活在一个信息的乌托邦里，然而，这种乌托邦却是以闭塞和无知为基础的。

那么，如何从信息茧房中逃脱？

摒弃单一搜索引擎的依赖，这听起来可能像是个技术性的小建议，却是打破茧房的第一步。以百度为例，它不单单是一个搜索工具，更像是一个信息筛选工厂，严苛得甚至能把一些基本的“异见”都排除在外。你今天想查找某个话题，百度展示给你的多半是经过了万般筛选、完美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内容。这种严苛的筛选，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你，保护你不必接触到那些可能让你不安的、异于常规的观点，保护你免受“刺激”，让你在一个温室环境中安然度日。所以你可以说，百度给你的信息是安全的，是经过“净化”的，正如那些高度精准的、经常被推送给你的新闻，都是你想要的，不是吗？

与百度不同，Google似乎是“更自由”的代表。但它在中文语境下的搜索质量，近年来明显下滑。除了因地缘政治因素而导致的内容差异，Google的算法在中文资料抓取方面也不尽人意，有时其排序机制也未必能给用户带来最相关的信息。你可以从Google看到各种精美的信息碎片，但这些碎片往往只是碎片，缺乏对事件背景的全面理解。

而Bing，作为微软的搜索引擎，虽然也同样受到审查和过滤的影响，但它的抓取量和展现量远远高于百度，有的时候甚至高于Google。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Bing的搜索结果更为广泛且多元，尽管它同样无法避免因自我审查而局限的信息范围。总的来看，三者各有千秋，但没有一个可以被绝对依赖的工具。如果仅仅使用其中之一，注定会陷入信息过滤的陷阱，丧失了更广泛的视角与可能。

那么，如何应对这一局限性呢？我个人的做法是，利用浏览器插件，增强搜索的多样性。我安装了一个插件，在每次使用其中任何一个搜索引擎时，旁边会自动增加另外两个搜索引擎的按钮。这样，当我在某个搜索引擎上搜索到的结果过于单一时，我可以迅速跳转到另外两家，查看不同的搜索结果。

除此之外，面对海量的互联网信息，对搜索引擎的人工筛选和判断已经不再够用。人工的偏见与局限性会让我们“误选”信息，而AI搜索工具则可以帮助我们更加高效地梳理和整合信息。你可以使用多家AI搜索引擎，来分析同一事件或概念的前后资料。这些AI工具通常会提供一系列高度结构化的内容，从不同来源获取信息、自动筛选重复项、归纳出核心观点以及参考文献，让我们在复杂的海量信息中快速找到那些与自己观点相悖的内容，避免陷入单一的认知陷阱。

AI的推荐虽然有它的“机器味”，但与单纯依赖一个搜索引擎或一个信息源相比，这种“智能筛选”让我们在高效获取信息的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自身固有的思维框架，接触到更多不同的声音。只不过，我们仍然需要警惕AI同样可能带来的“信息茧房”，毕竟它的工作原理是基于用户的提问和行为偏好来做推荐的。与算法产生对抗，必须主动去挖掘不同的信息源，而不仅仅是“满足自己兴趣”的信息快感。

在这一过程中，批判性思维和主动寻找不同声音，才是最终破除信息茧房的关键。只有我们在日常信息获取中培养起对多样性和矛盾性的“包容”，才能让自己的认知世界更加丰富、立体，而非停滞在一个狭小的、被算法“精心安排”的框架内。

如果使用社交媒体或者视频网站，想要进一步突破信息茧房，你可以尝试退出登录看看。退出登录，意味着你脱离了平台对你个性化推荐的掌控。登录后的账号，几乎每个行为都在被精密跟踪，无论是点赞、评论、转发，还是你停留的时间，甚至仅仅是浏览过某个视频或网页的记录，都会被用来推送更多你“可能喜欢”的内容。而一旦退出登录，你相当于打破了这条信息的闭环，暂时摆脱了推荐算法的精准引导。

然而退出登录并不是万能的，毕竟很多平台的算法已经通过IP地址或其他方式建立了对你的“侧写”。换句话说，尽管你不再是一个注册用户，仍然可能被平台的定制化推送所困，这也就是为何更换IP和启用浏览器隐私模式能起到一定作用的原因。

当然，突破信息茧房的方法远不止这些。我们可以主动寻找并订阅来自不同观点和来源的新闻、博客和各类信息，或加入不同的群体，倾听多元的声音，保持开放的心态，尊重多样性。通过与不同背景、信仰和政治立场的人建立联系，拓宽社交圈子，可以显著扩展自己的视野。除此之外，阅读不同领域的专业文章和书籍，而非仅限于自己感兴趣的方向的内容，也能深化思想、提升认知深度。这些方法都能有效帮助我们突破信息茧房，开阔思维。

实际上，突破信息茧房的方式并不难，关键在于自己是否想脱离舒适区。

最近，我又陷入了情绪与精力的低谷。可能和我双相情感障碍有关连，我的情绪呈周期性变化，具体的周期我目前为止也没弄清楚。即使我现在能不依赖药物维持基本的生活，但依旧需要面对那些起伏不定的生活状态。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某些特定的日子里，我几乎不想做任何事情，比如不想做饭，甚至连打游戏的动力都没有，整天就靠外卖和速食对付，其他的时间就是看看书或者看电视。每天的正餐饭只有一顿，另一餐随便拿些谷物泡牛奶应付过去，睡眠时间也会拉得很长，仿佛浑身的能量被耗尽，只剩下想躺着的冲动。

但这并不总是如此。又有那么一些日子，我会完全处于亢奋状态。那种亢奋给我带来无穷的精力，感觉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做不了，唯一的限制反倒是时间不够用。在这种状态下，我可能会研究做饭，做出一桌美食，或者写文章，又或者在网上和熟悉的人聊天。在这种状态持续的日子里，我的睡眠时间也会被极大的压缩。

这种周期性的状态切换，毫无疑问地符合双相情感障碍的定义。幸运的是，我已经从两极化的状态中脱离出来，所以即使偶尔处于躁狂或抑郁期，我依然能够避免做出极端的行为。

在此，借用meta:sigh博客里的一张图，它清晰地展示了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心理状态曲线：

图中标示出了五种不同的状态曲线，分别为：

• 红色：双相障碍I型患者（Bipolar I），以至少一次完全躁狂发作为标志，通常伴随抑郁发作，躁狂期表现极为剧烈。
• 黄色：双相障碍II型患者（Bipolar II），以轻躁狂发作和重度抑郁发作为特征，躁狂症状较轻，未达到完全躁狂的程度。
• 绿色：环性心境障碍患者（Cyclothymia），轻度的躁狂和抑郁交替，症状不满足双相I型或II型的标准，但持续时间较长。
• 蓝色：混合状态（Mixed State），躁狂和抑郁症状同时存在，情绪波动极为剧烈，复杂难以捉摸。
• 紫色：“正常人群”（Normal），情绪稳定，偶尔波动，但总体保持在健康的范围内。

正如图示的解释：

M代表躁狂（Mania），H代表轻躁狂（Hypomania），E代表情绪稳定（Euthymia），d代表轻度抑郁（Minor Depression），D代表重度抑郁（Major Depression）。

你也许已经发现，双相障碍I型和II型患者都有可能经历不同程度的抑郁期，而它们的区别在于，双相II型的高峰期只是轻躁狂，而不会进入完全躁狂期。即便过了这样剧烈的情绪波动，只要曾经历过一次完整的躁狂发作，也足以被诊断为双相I型。

回想最近，我整整八天每天都在发表一篇长文。这种集中产出的状态引发了不小的流量，但也招来了不少的恶评，甚至是人身攻击。换作以前的我，面对这些攻击，我可能会难以忍受，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抑郁情绪。然而现在的我，不再那么脆弱。虽然依然有不少朋友和我开玩笑说：“你最近产量挺高啊！”但这背后其实是精力过剩的直接反映。

曾经在抑郁最严重的时候，我的创作几乎停滞，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压迫让我连打字都觉得费劲。那时我几乎无法完成任何创造性的工作，每天就只是勉强活着，精力匮乏，表达欲近乎为零。到了躁狂期，虽然有着源源不断的精力，但常常失去理性，难以控制自己的冲动。暴力倾向时有出现，极端的情绪波动让我在理性和创作之间游走，无法集中精神进行有意义的写作。

至于我目前的状态，它看起来更像环性心境障碍的表现。但根据一些文献，若有过重躁、重郁或者混合状态史，就不能单纯地归为环性心境障碍。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公布的《精神障碍诊疗规范（2020 年版）》文件的第142页中也有指出：

环性心境障碍的诊断要点包括：长期（≥2 年）心境不稳定，表现为大量轻躁狂期和抑郁期；轻躁狂期的严重程度或病程可能满足或不满足诊断要求，抑郁期的严重程度和病程不满足诊断要求；从未出现稳定的缓解期（持续时间≥2 个月）；无躁狂发作或混合发作史。

所以，由于我有过重躁狂、重抑郁的历史，按照文献和诊断标准，我应该并不能划分为环性心境障碍的范畴，只能算是重度抑郁转双相后的恢复阶段，或许可以称之为“双相恢复期”。

回顾我在这个博客的创作量：2017年和2018年，由于这个小屋并非我创作的重心，所以这两年的发文量一共只有6篇。2019年发文量涨到了20篇，那段时间正好是我事业繁忙的时候，也经常遇到糟心事。因为疫情的压力等因素，我的心里状态出现了问题，并被确诊重度抑郁症，2020年下滑到了9篇。接下来是我精神状态崩溃的两年，2021年下滑到了3篇，2022年依然是3篇。直到2023年病情得到一点控制后，逐步恢复到了14篇。2024年是我病情逐渐恢复的一年，并成功在年初脱离了药物的依赖，所以直到2024年11月结束，我发布了34篇文章。

虽然其中不包括被我删除的若干长文，以及我在其他的独立博客和平台发表的文章，但是从数量上也能看出，我的精神状态和表达欲存在很大的关联。这些数字直接反映了我的情绪波动对创作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正如我在Eltrac发布的《自我外化与表达欲》一文的评论中所描述：

我自己的精力波动也特别明显。时常有那种突然涌现的精力，感觉能做任何事情，但也有时候，一觉醒来，连动一下都不想，甚至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这种起伏和我自己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有很大关系，它在我身上表现为一种躯体化的状态。这种情绪会直接影响到身体的能量水平。

关于“表达欲”的部分，我通常完全凭直觉去处理它们。在我精力充沛的时候，脑子里如果有一个想法或话题，我就会立刻想通过写作把它写出来。那时候，写作就像是一种宣泄，是我用来“外化”内心世界的方式。如果还有精力剩余，我可能会通过做饭等方式来消耗。当我进入低谷时，我可能会转而去阅读、看电影，或者在游戏里打发时间。

从我自身的双相体验来看，精力低的时候伴随的是自我外化的低谷。毕竟抑郁和躁狂两种状态，是两个反向的极端。

很多人可能并不理解这种情绪的激烈波动，尤其是对创作欲望的影响。就拿我来说，创作欲望几乎成了我情绪的一个晴雨表，当我高涨时，写作时就像被电击过似的，灵感一波接一波；而当低谷来袭，我连打字的力量都没有，甚至连一点想法的火花也熄灭了。这并非是“懒惰”或者“不想做”的简单情绪，而是情绪本身具备了让人无法控制的物理性反应，直接影响到大脑的运作和身体的反应。

更有意思的是，随着精力和情绪的变化，我发现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在躁狂期，写作不再是“表达”那么简单，它几乎变成了一种解药，一种让自己免于内心崩溃的手段。文章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都带着某种宣泄的力量，那种感觉有点像是在与世界进行最后的对话：所有的情绪都被迫外化，每一行文字都承载着不可言说的痛苦与疯狂。而在抑郁期，创作则变得不再重要。我的内心像是一个死水池，静默无声，所有的表达欲望都被无情地吞噬。只剩下疲惫和空虚，不再有任何事情值得去做，甚至每一个念头也会在瞬间消失。

那么究竟是什么驱使我去“表达”自己？这种表达，是否仅仅是为了宣泄情绪，还是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我对于存在的某种回应？人类的根本冲动之一是寻找意义，而对于我来说，这种“意义”或许就是通过文字、创作或者某种行为，试图把自己碎片化的内心世界拼凑起来，呈现给别人，或者是呈现给自己。

可问题在于，我的表达欲并不是无休止的，它与情绪的波动紧密相连。当我充满精力时，创作欲望自然会强烈爆发，但同样的，当我低落时，它就会被完全压制。这不仅是“我想创作”与“不想创作”的简单对比，而是情绪本身对我的“存在欲望”进行了控制。这种控制就像是掌控我的身体、思想的一个隐形的力量。它告诉我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沉默。

情绪的周期性切换，让我对自我认识有了直接的体验。自我意识并非固定不变的，它像是一面镜子，随着环境、时间和内心的波动而不断变化。情绪波动让自我意识成为了一个被外力操控的“表演”，它让我不断质疑：我到底是谁？是那种能量充沛的创作者，还是那个被压垮的，毫无斗志的自己？然而，这个问题并非在于如何定义自我，而是在于如何在这些极端的情绪波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周期性的切换，也让我实际切身感受到，自我并没有那么固定，它反而是一种流动的、不断变化的一种存在。

双相情感障碍或许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疾病，它也让我重新审视“人”的定义。我们每个人都在与自我作斗争，在这种斗争中，精力、情绪、欲望不断碰撞、转换。正是这种不断的“挣扎”构成了我们真实的存在。没有稳定的自我，我们才能在每一次的跌宕起伏中，重新寻找活着的意义。

在我看来，人生最可怕的并非是情绪的低谷或高峰，而是如同我在《无尽的“贤者时间”》一文中所描绘的一样，那种永远在低谷与高峰之间游移、迷失的空白期。那时候，既没有躁狂期的热烈，也没有抑郁期的低落，只有对生命的深深迷茫和对未来的无尽恐惧。或许真正的“治愈”并不表示要完全消除这种情绪的波动，而是能够在这些波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

之前在《“宽容”的另一面》和《低调到看不见》的讨论中引发出了一个新的话题——“多数即正义”。这种好用的概念，是一个“人人都说对”且理所当然的伪命题。正好用这个机会来展示我们这个“文明社会”是如何把“公理”当作“真理”消费的。

在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事情之一就是跟随大多数。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时，那不妨看看大部分人是怎么做的。等一下，除了认为这条路是指引“理性”的准则之外，怕是找不到比这更愚昧的了。多数人都说是对的，那肯定是对的，这个道理似乎是当今社会许多人普遍信奉的准则。只是，这个准则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危险的谬误：多数人的意愿并不等于正义，甚至不等于理智。

“正义”是一个极其扯淡的概念

或许有人看到这个小标题以为我疯了。抱歉，忘了说，“正义”？那不过是个让人温暖的幻觉罢了。当我们谈到“正义”，我们其实是在谈论一种社会建构，一种用来安抚我们不安的心理安慰剂。总有人试图去定义它，找到它的普遍标准，但正义从来不是个统一的概念，而是基于不同群体、文化甚至是不同时空背景流动下的幻想。何为“正义”？这个问题可以空转几个世纪，而最终你会发现，它不过是社会上几个强势群体根据自己的利益所塑造的“规则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奢谈“多数即正义”？正义又何曾是由少数人设定的？

“正义”并非自然存在的普遍真理，而是不断被争夺、被定义的一个目标，这仅仅是一个符号化的表达。当我们说“多数即正义”时，我们正在暗示一个赤裸裸的事实：正义是一种社会共识，是一种由群体“投票”产生的、符合多数人心意的标准。但如果大多数人的观念仅仅是建立在他们的无知、偏见和短视之上，那么这种“多数的意愿”就能代表什么呢？我们怎么能指望从这个无法理性反思的群体中提炼出什么深刻、普遍的真理呢？如果说“正义”有任何恒定的标准，那它应该是一个超越了肤浅民意的独立存在，而不是随着群体的情绪波动而变化的“时尚”。

多数人对正义的认知的局限性在于，只是根据现有的权力结构和习惯，接受并复制了所谓的“普遍共识”。我们常听到“社会共识”这个词，但谁又能真心相信，这种共识代表着全体的理性与公正？在多数人的眼中，“正义”常常只是表面上看似公平的分配方式，而缺少对社会结构不平等、历史不公的反思。多数人接受的“正义”，也许只是让他们感到舒适的、没有挑战的道德框架，然而这样的正义并不关心少数人的痛苦，也不愿意面对那些被忽视的群体。

在与 @GoodBoyboy 谈到这个话题时，他说的一点很有意思：

然而超越人类的 “绝对正义” 是不存在的，或者说 “由人类掌控” 的 “绝对正义” 是不存在的，从道德上来说，只要你作为 “人类” 这个族群，那么 “人类” 这个标签就会一直束缚你，只有不属于 “人类” 这个族群，才算是真正摆脱了 “人类” 这个标签，就像《三体》中叶文洁认为三体才能拯救人类一样，以及火影中鼬对自己家族的理解（当然这两个例子都是属于极端咯），唯有标签之外，才能做到真正的 “绝对”，否则只会无限接近，但做不到 “真正”。从现实来说，既得利益者怎么可能为了所谓的 “绝对正义” 放弃自己所掌控的利益，如果说存在第三方来对人类实施 “绝对正义”，那么这类人将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如果由人类自己来实现 “绝对正义”，那么谁来定义，谁来裁定，谁来实施，谁来监督，这都会是一个问题，而唯有第三方，才有可能实现。——GoodBoyboy

如他所说，“绝对正义”只有一个远远超越了人类的第三方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是为什么，神学中通常喜欢将这种第三方寄托给创造世界、爱人类且全知全能的上帝，以期望实现在末世后天国的“绝对正义”。

“多数”作为衡量正义的标准，不就是个笑话吗？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如果你相信多数即“正义”，那么奴隶制度、种族隔离、女性投票权的剥夺，岂不是都应该被视为“正义”了？毕竟，在这些历史的节点上，曾经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些事情是“对”的。是的，历史上，大多数人曾经支持过这些荒唐的观念。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大多数”在现在的社会看来并没有成为“正义”的代名词。

在现代社会里，民主似乎就是多数即正义的最佳代言人。从表面上看，民众的选择通过选票来体现，而这看似“公正”的机制为我们的社会提供了合法性。然而，这种合法性不过是数字的堆砌，是“人群”中某个时刻的心情映射。而当我们把“多数”当作道德和正义的最终裁判时，难道我们就不该警觉到民主投票并不意味着真理或公正吗？它只是一个“民众意见”的反映，而民众的意见常常是短视的、偏狭的，甚至是肤浅的。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正义论》中就设计了“原初状态”这一思想实验：

通过设定一个假设的情境，使人们在“无知之幕”的遮蔽下选择正义原则，从而确保这些原则的公正性和普遍性。在这个情境中，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财富、能力等信息，因此他们做出的选择不会受到个人利益的影响，而是基于对整个社会公平的考虑。

在罗尔斯的理论中，真正的正义原则不应依赖于多数人的意愿，而应通过理性和公平的程序来界定。其中涉及“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自由原则”要求，每个人享有基本自由权利，并且这些权利与其他人的相同基本权利相兼容；“差别原则”则要求，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必须有利于最不利的群体，即这些不平等的存在必须是为了改善最不利者的处境。按照罗尔斯的理论，制度本身必须有一种超越多数决的标准，以确保社会不会偏袒权力较大或影响力较强的群体，从而避免多数意志压迫少数群体。

“多数”的面具下，“正义”显得如此苍白。

历史上有多少人被“多数”压迫，又有多少人是通过挑战这个“多数”的权威，才最终让人类社会向前迈出一大步？我们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多数人的意见未必能代表人类的整体利益，甚至未必能代表人的尊严。

让我们看看心理学上的一项实验。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服从实验告诉我们：人在群体中的服从压力是多么强大，而这个服从往往是盲目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如果群体的行为被认为是正义的，个体就更容易放弃自己的道德判断。多数人认为是对的，少数人的异见就变成了危险的异端。那么，正义和道德还剩下什么呢？

当然，如果你足够“精明”，能够站在“多数”那一边，不动声色地享受来自群体的认可，那么你大可以称自己为“理性”的捍卫者。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人和那些看似“失败”的反叛者之间，永远存在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反叛者或许孤立，但他们是敢于坚持自己理念的人，而“大多数”人呢？他们只是为了一个大多数的认同而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

最后的荒谬：多数是无知的集结

“多数即正义”的悖论就在于，它给了“群体的愚昧”一个合法化的外衣。总有人说“多数人总没错”，但是当这个“人”是个傻子时，无数个傻子聚集起来，也不代表他们做的事是符合事实的。大多数人“认为”是“对”的，不能作为是否符合事实的唯一标准，特别遇到复杂的伦理、道德问题。

这让我想到之前看莫比乌斯的博客时，ONO在《向死而生》一文中提到：

「民粹运动」最大的问题在于「低智」，为了建立一个健全自我保护机制完善的乌合之众，不同认知水平人会形成同样的乌合之众，因此他们的智商水平会下调到包容每一个人的认知。因此「猎巫运动」在面对「民粹」的时候一定会被符号化，这些符号是直观的、可视化的、可重复拆解和再定义的。比如黑猫、药罐、植物标本瓶等等，这些符号都被视为「女巫」的专属符号，因此一旦民粹发现这样的存在，就会将他们认定的女巫推上火刑架接受所谓的正义审判。——ONO

如果你还在乐意继续使用“多数即正义”这种论述，那我不禁要问：是多数的无知为“正义”提供了厚重的护盾，还是“正义”给了无知一个坚实的依靠？今天你站在“多数”的一方，明天，这个“多数”可能就成了下一个暴行的支持者。而你，或许正是下一个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多数”中的一员。

所以，如果你坚持信仰“多数即正义”，祝贺你——你将拥有无数人的陪伴，直到你被那些“多数”抛弃。

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高度敏感的社会，每个细小的言辞、每一丝微弱的动作，都有可能引发如同电击般的强烈反应。每个人都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一个无时无刻都在等待被触碰的“G点”。这里的“G点”并非「性学术语」，而是指向那些社会的敏感区域。无论是性别话题，教育理念，还是对外国文化的接受程度，只要稍微触及，即可引发群体的强烈反应。说穿了，我们不断展示出一种过度的“文化自信”，而这种“自信”的背后，实质上隐藏的是对外部世界的恐惧。

历史上的中国文化并非如今天所见的如此焦虑和封闭。相反，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正是源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与适应性，它能够不断吸纳外来的思想和文化，不断与世界各地的文化碰撞并融合。中国的文化从来不是闭门造车，它一直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养分，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一部分。无论是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还是唐代的佛教引入，亦或是近现代西方思想的传入，中国文化总能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展现出强大的适应力与创造力。这种包容和吸纳，是中国文化得以长久延续并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

一、保护与压抑的悖论

在这个社会中，有着一层厚重的“保护膜”，它看似为群体遮风挡雨，实际上却是压抑的工具。用所谓的“传统文化”对我们生活的每一寸土地都进行着“保护式”控制：例如，青少年的性教育就曾长期处于缺失状态，即使是现在，哪怕是谈论“性别认同”，也常常都会被视作社会秩序的威胁。似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结构无比脆弱，一触即发，任何挑战传统的声音都会遭遇严厉的审视与回击。电视节目中，一旦涉及男性之间的亲密友谊，许多人立即将其与道德沦丧挂钩；如果有人谈论早恋，马上就有人站出来指责“堕落”；更别提那些“性别流动性”的讨论，几乎总是被视为“叛逆”与“反叛”之举。

然而，男性之间的亲密友谊在中国古代并非新鲜现象，像“断袖之癖”和“龙阳之好”便是历史中著名的例证。这些行为在古代在一些文化时期和特殊阶层中被视为一种美好且正常的情谊，远未被现代社会的道德框架所束缚。虽然古代婚姻不自由导致早恋无从谈起，但早婚早育确是古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古人的人均寿命普遍不长，很多人都需要在很年轻时便结婚生子，这在当初既是社会期望，也是生存所需。性别流动现象，无论在古代的帝王还是诗词歌赋中，都存在蛛丝马迹。武则天作为女性统治者，甚至采取了“男装”或“自称为帝”的方式，某种程度上模糊了传统的性别身份。而一些帝王宠幸的男宠或女性以“男装”出现，这些行为虽然不公开宣扬“性别流动性”，但在历史中无疑展现了性别角色的某种模糊和转换。古代诗词中常常会描写男性对男性美的欣赏，或者女性在男性社会角色中扮演某种象征性或英雄性角色（如女扮男装的角色），虽然并非完全是对性别流动性的直接承认，但无疑展示了对性别角色的不拘泥。既然这些现象在历史中就一直存在，用“传统文化”来反驳这些现象，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这里的“保护”，其实是社会焦虑的体现。这种行为不仅是在否定传统，更是在抑制变革。人们害怕所谓“新的思想与观念”渗透进来，仿佛这将是对既有秩序的破坏。但问题恰恰是：这些所谓的“传统”与“秩序”，难道不正是深层的焦虑产物吗？如果我们真心相信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足够的生命力，为什么不能勇敢地面对多元的思想冲击？但答案显然是：我们并不相信。

二、文化自信：需要的是包容与多元，而非口号

提到文化自信，许多人可能会想到“复兴”的口号和盛大的宣讲会。然而，这种喧嚣的“文化自信”背后，却是一种深深的自卑。说得直白点，越是高喊“文化自信”，越是显示出一种内心的匮乏，而并非是真正的文化自信。我国传统文化确实有其独特的魅力，但当整个社会疯狂地强调它的重要性时，却容易暴露了一个问题：这份文化的自信并非源自内心的坚实，而是对外界影响的恐惧。全球化不断推进，西方的思想、文化甚至生活方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进来。于是，某些“传统”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显得越来越脆弱，甚至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此时，这种“文化自信”，恰恰是想要掩盖内心的不安与疑虑。

越缺乏什么，才会越强调什么，这一切不过是社会潜意识中的防御机制而已。文化的真正自信，不应该是通过一再强调自己的“优越性”来掩盖不安，而是能够在多元化的碰撞中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恰恰相反，过度强调“文化自信”，往往暴露的是对于“外来”文化入侵的深深恐惧。这种焦虑，最终形成一种文化的“玻璃心”：一个脆弱、容易破碎的自我保护机制。

如之前的农夫山泉事件，看到红瓶盖和花纹瓶底就想到红日和日本元素，进而就想到日本就开始抵制。在公园等场合看到汉服就错认为和服，然后又就想到文化入侵和历史创伤。很多时候这种情感反应的背后，正是对外部文化渗透的深深恐惧。当一切带有“外来”色彩的符号与符号系统进入我们的视野时，我们不自觉地把它们视作对自身文化“纯洁性”的威胁。更令人困惑的是，我们对外来文化的敏感度如此高，甚至可以迅速辨认和排斥，但却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足够的了解，甚至能将自身文化的元素错认为外来文化。比如，汉服在某些人眼中被误认为和服，这种现象本身反映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迷失，甚至无意识地将自我认同与外来元素混淆。这样的文化排斥不仅是情感上的排斥，它也与社会集体记忆中的创伤和伤害关联，成为一种强烈的文化警觉。

如果我们真心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为什么要抵制那些看似“外来”的元素？即便那瓶子上的图案让我们联想到了日本的文化符号，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那真的是和服，而非汉服，又如何？在日本，人们穿汉服会遭到抵制吗？显然，文化的包容性和自信心并不在于对外来元素的排斥，而在于能够自如地与世界对话，并在这种对话中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如果我们的文化足够强大，足够自信，反而不必惧怕它与其他文化的接触和交融，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封闭，而是包容和多元。

这种极度的“仇日情绪”，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历史创伤的无法和解。试问，为什么八国联军侵华的历史，今天的我们却没有像对待日本那样强烈的仇恨？为什么过去蒙古铁骑入侵中原的历史，今天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呢？这背后的原因，或许正是在于，日本在近现代历史中的侵略行为与我们历史上深刻的集体记忆交织，成为了未曾愈合的伤口。与蒙古的入侵或其他历史创伤不同，日本的侵略行为发生在更近的历史背景中，尤其是二战后的遗留问题未能得到完全的和解和宽容，导致“仇日”情绪更容易成为社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我们不仅在文化符号上过度敏感，甚至把对日本的仇恨延伸到任何与之相关的外部符号上，这种情绪的放大和误解，恰恰反映了我们在面对过去创伤时的痛苦和无力。

三、网络与文化冲突：从堕落到转变

如果回顾上世纪90年代末至00年代的中国，互联网的出现几乎是社会集体焦虑的源头。那时，“上网＝堕落”几乎成了家长和教育者的共识。孩子一旦上网，便有可能迷失自我、走向堕落。实际上，那时候的社会对网络的担忧并非源自对其本质的理解，而是对变化的恐惧。网络作为一个新兴的文化载体，迅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冲击了传统的教育和价值观。

然而在今天，互联网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已经不再被视作堕落的代名词。20年前的恐慌情绪，并非仅仅因为网络的“坏影响”，而是整个社会对快速变化的抵触。当时的文化焦虑，使得我们对网络的认识被过度扭曲，我们很难意识到，接纳变化与创新的重要性。

今天的“文化自信”，其实依然未能从那时的焦虑中解脱出来。即便是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再度激起社会的恐慌，但我们依然采取了类似的防御反应：不是去拥抱这些变化，而是拒绝去理解它们、去理性地接纳它们。文化的过度敏感让我们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变化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带来的是更深层的进步和改变，而不是威胁。

四、禁忌文化与死亡焦虑：从压抑到逃避

再来看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死亡。中国文化中的死亡禁忌，几乎是一种集体心理的反应。从影视作品中的“死亡镜头”到教育中的“生命教育”，社会对于死亡话题的回避，折射出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极度敏感。很多家长甚至认为，死亡的讨论会对孩子产生“不可逆”的心理创伤。这种对死亡的回避，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对死亡本身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更能映射出人们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无法承受之重。

在心理学中，逃避死亡话题，正是因为我们对生死问题的深层恐惧。在一个文化中，死亡被视为禁忌，实际上是对生命最基本的现实逃避。当一个社会无法理性地面对生死问题，它就无法真正面对存在的意义。这种文化的压抑，最终只会将社会推向更加深沉的焦虑。

五、文化脱敏：从焦虑到成熟

当前社会的整个文化环境就像是一个神经质的病人，总是对外界的任何刺激过度反应。今天，哪怕是一瓶矿泉水的瓶盖颜色，或者偶尔在街头看到一位穿着“古代服饰”的人，我们的社会神经便立即抽搐，开始喋喋不休地分析、指责，甚至抵制。人们内心深处的焦虑和恐惧，似乎把所有外来元素都视作危险的“入侵者”，随时准备发动文化“自卫“与”反击”。然而，这种对外部世界的防范，恰恰暴露了一个真相：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集体的焦虑症。

不妨看看这些所谓的文化冲突背后的心理机制。就像心理学中的“脱敏治疗”，当你对某种刺激过度敏感时，唯一有效的办法不是逃避，而是逐步地去接触它，直到它不再让你失控。社会的“过度保护”机制让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躲避外界的碰撞，越是回避，越加剧内心的恐惧。所谓的“文化自信”，不过是被过度保护和过度消费的文化包装，在保护膜下悄然腐烂。你可以把所有外来的文化符号都排斥出国门，但你的文化依然如脆弱的玻璃般，随时可能因一点风吹草动而破碎。就像一个人在外面装作坚不可摧，但一触即溃。当人们高喊文化自信时，背后并非毫无疑虑的坚定，而是深深的脆弱：这种“自信”是在恐惧中诞生的，是在不断强化“纯洁性”的幻想中生长的，而不是在多元交流与文化碰撞的基础上积累的力量。

而这种“自信”正是社会焦虑的直接反应。你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细微的“外来”符号，都会被迅速放大，立即联想到“入侵”或者“威胁”。在极端的情境下，这种过度反应甚至变成了全社会级的“文化反击”，任何可能带有“外来”气息的事物都被视作文化的“敌人”。这种心态，反映的是一种对历史创伤的无意识投射，社会集体记忆中的痛点，变成了对外来文化的无理排斥。

我们对日本的“仇日情绪”引发的矿泉水与和服事件便是经典案例，这种情感的过度放大，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和解，甚至没有勇气面对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历史。我们对“外来”文化的抵制，实际上也是对过去创伤的逃避。我们不敢面对历史中的真正问题，反而把焦虑投射到那些和我们无关的外部符号上。

而更具讽刺意义的是，我们对外来文化的敏感性常常不成比例地高，甚至容易误认自己文化的核心价值。就像不少人把汉服错当成和服，认为自己是被文化“入侵”了，殊不知，这种“错认”本身就反映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极度不了解。我们对外来元素的“排斥”与“恐惧”，不过是内心深处对自己文化认同的缺失与不安。

文化的成熟不是通过隔离与自我封闭实现的，而是在冲击和交融中获得的。真正的文化自信，应该是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保持清醒，承认多元的存在，而不是将自己锁在一座象牙塔里，对外部的任何触碰都表现得极度敏感。就像一个人，如果他害怕与他人交往、害怕别人质疑自己的观点，他就永远活在孤独和不安中；而文化，如果过度焦虑自己的“纯洁性”，就永远无法成长。

正因为如此，真正的文化成熟并非在于“纯粹性”或者“保守性”的巩固，而在于能够理性地接受和适应那些不同的存在。我们不能总是把变化当作威胁，而是应该看到这些冲击中存在的可能性。它们不是摧毁文化的洪水，而是使文化重生的火种。只有打破对外界的过度防御，放下对于“纯洁性”的恐惧，我们才能真正迎接文化的“脱敏”，实现从焦虑到成熟的转变。

原本我并不打算继续讨论少数群体的话题，毕竟这一话题在我这里已被讨论得过于频繁。然而自从我发布了文章《“宽容”的另一面：隐形歧视与自我中心的伪尊重》以来，似乎触动了某些人的敏感神经，导致我在社交平台上遭遇了不少谩骂。这种情绪化的反应，恰恰证明了我的观点是命中了某些人内心不愿面对但极其真实的地方。

也许是因为我在文章中选择了宗教信仰者和性少数群体作为例子，精准戳中了某些人心中的痛点，引发了他们的愤怒（有的人可真脆弱，稍微提一句，就开始狂怒）。以至于有些人直言不讳地表示：不尊重你们本该是理所当然的，能容忍你们的存在已经是极大的宽容了。你们这些小众群体，偏要将自己特殊的信仰和性取向摆到公共平台上，非得“恶心”大家一番，活该被歧视。

另一些人则更为“宽容”地强调：只有那些深爱你们的人才有资格包容你们，陌生人又凭什么费劲去听你们“胡扯”？普通人听到你是同性恋，心生恶心，内心里只会想你和几个人上过床，除此之外完全不感兴趣。甚至建议性少数人群当被问及为什么不结婚时，最好只简单提一下自己的性取向，然后迅速转移话题，不要对外科普，否则只会让人不舒服。

这些人居然认为小众群体应当低调地隐匿于“阴暗的角落”，不配登上社会的舞台。他们似乎坚信，同性恋者只能在封闭的圈子里自得其乐，不能在公共平台上发声，否则就会“污染”他人的视线。那么，问题随之而来：难道同性恋者在听到异性恋的言论时，就不曾感到不适甚至恶心吗？然而，由于异性恋男性在社会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公共平台上常常充斥着诸如美女写真等性别化、性暗示的内容，男同性恋者和许多女性从小就被迫学会容忍这种男异性恋文化中的“恶心”部分，从而将这些恶心的情感压抑下来。

长久以来，所谓的“公共平台”实际上是一个由异性恋本位主义主导的空间，性少数群体在其中长期被边缘化和排斥。从更广阔的社会结构来看，这种深层的男权视角，不仅加剧了性少数群体的社会边缘化，更通过物化和压制女性主体性，进一步巩固了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殊不知，这些男性视角的“幸福”，都是少数人群的“牺牲”换来的，然而时间一久，这种“牺牲”就被当做了理所当然。

人数多从来不代表正确，正如“少数服从多数”的概念经常没有被完整引用，后半句“尊重少数人的权益”常常被人忽略。历史上的悲剧，甚至当代社会的诸多悲剧，恰恰是多数人的暴政和民粹主义的产物。社会的进步是必然的，就像过去许多国家曾经将奴隶制视作“政治正确”一样。而今天，在一些极端宗教国家，仍有许多人相信，妇女应当永远低于男人，这也不过是多数人眼中的“真理”。毕竟，总有人喜欢用下半身思考。

更可悲的是，许多人生活在自欺欺人的幻想中，认为自己因符合主流标准而被社会“接纳”就显得特别幸运。这样的人只顾着享受自己的舒适，而从未停下脚步去思考他人所承受的痛苦。对不起，我不相信什么“集体荣誉”。我追寻的是自由主义，我更愿意为每个人的权利保障而奋斗，而不是为了集体的所谓“和谐”牺牲少数群体的权益。尽管骂吧，毕竟除了骂也不会什么了。

别拿自身那套少的可怜的知识体系，来试图证明少数人群违反“自然规律”，这套论调早就被用烂了。若觉得不合理，这是你的“观点”造成的偏差，不是“事实”。归根到底是因为知识不足，既然知识少多看点书，甚至可以参考我之前写的近三万字长文《容忍不等于平权》。如果不想看，或者看不懂，那也无妨，毕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沟通的。

如同ONO在莫比乌斯的文章《油漆未干是事实还是观点？》中所述：

不得不说，现在还有很多成年人都无法区分“事实”和“观点”，还会用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去覆盖他人的“观点”、甚至是客观“事实”。就算“事实”不是如此，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时有人提出了理性思考，分析事实的角度，但因为自己的“观点”没有得到肯定，他跳脚说大家都在否定自己。——ONO

也如同我在这篇文章的评论中所述：

脱离事实单纯讨论观点，最终会变成立场之争。用立场去攻击他人，实在可笑。可悲的是，在历史中，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因为立场问题而遭受迫害，甚至丧命，这种悲剧还要继续么？

想让少数人群低调到看不见，不正是这些人不敢正视事实的跳脚狂怒吗？因为他们怕，怕自己面对事实。人们对于与自己信念、立场或世界观不一致的事实会产生排斥，甚至愤怒，因为这些事实直接挑战了他们已有的认知框架，威胁到了他们的心理安全感。这种恐惧不是简单的对真相的害怕，而是对自我认同的威胁。当一个人面对自己无法应对的事实时，内心的不安和焦虑会导致一种强烈的排斥反应。

这种现象的产生和延续，与集体认同和权力结构相关。许多时候，群体的认同和稳定依赖于一定的共同信仰或共识，而这种认同的维系会排斥或压制那些挑战现有秩序或信念的事实。这是个人层面的心理防御，也是一种集体的文化倾向。当群体的主流信念受到威胁时，群体成员会表现出更强烈的排他性和攻击性，以维护集体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最终，问题归结于“为何怕”？ 正如之前所说，这种恐惧的根源在于愚昧与闭塞。这并非指个体的智力存在问题，而是指认知的局限性和信息的缺乏。愚昧使得个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理解复杂的现实，而闭塞则让个体无法与更大的视角和知识面进行接触。正因如此，恐惧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对自己认知局限的无力感。

我认同自己的身份，无论是信仰，还是性取向，这些都不会让我自我否定。我甚至感激自己能有这样的经历和自我认同。我不需要为社会的偏见和固守的陈规让步。至于那些老生常谈的偏见，抱歉，我只想说：时候到了，该剪掉那根“旧辫子”了，你不会以为女性还不能上桌吃饭吧？

啊对了，不需要对号入座。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是你，那大概是错觉吧。

我对友情链接的态度一直都是懒得管的状态，即使我可能给申请门槛编写了巨复杂的规则，但实际上真的找我申请的，大多数也都给批了，除非是实在看不下去的，才可能给驳回。

我对互换友链这件事的印象，起初始于十五年前的时候第一次开始建站吧。那个时候组建了团队，搭建了十几个网站，注册了若干域名，有团队自己写的主页，有门户、论坛、博客，各种各样的形式的网站都有维护。当时搜索引擎的算法远没有现在这么智能，Google还存在PR（PageRank）的概念，百度有权重的概念。

大权重高PR的网站，通过友情链接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新站或小站的评分，从而提升来自于搜索引擎的流量，这种是SEO常见的手段之一。拥有流量了，才能增加用户数、建立用户生态和增强用户粘性，最终影响广告的收入。而首页友情链接、内页友情链接、全局友情链接分别会给搜索引擎的收录带来不一样的影响。因此，很多站长像是着了魔似的互相交换友情链接，来维持自己网站在搜索引擎的排名和曝光率，当然我也在其中。

当时的网站通常有两种方式获得广告的收入，一种是自接广告。比如某种行业的网站，如果存在稳定的流量，部分商家可能会单独找网站进行定点投放，价格则通过网站日常流量报告进行谈判。另一种则是依赖现成的广告联盟，如百度联盟、阿里妈妈、Google联盟、Discuz!联盟等等，由广告联盟作为中间商，统一对接网站主和广告主，并按照实际展现量和点击率计算金额。当年我用自接广告的方式，外加网站有不少的活跃用户和基础流量，因此获得了一笔收入，目前这笔钱依然用于一部分域名续费和服务器指出的费用。这点就不细说了。

也有的高权重或者PR的网站，在处理友情链接时，常常利用nofollow属性，来避免权重或PR值的流失。直到2014年，Google明确表示停止了公开显示PR的更新。虽然Google依然在内部使用类似的算法来评估页面的链接质量和权重，但不再通过工具向用户展示这些数据。百度虽然没有像Google那样明确停止公开更新权重，但随着算法的更新，百度权重的影响逐渐减弱。百度的搜索引擎优化（SEO）体系开始转向更多的内容和用户体验相关的指标，而不单纯依赖外部链接的数量和权重。

随着近些年百度不断减少收录未备案网站的数量，备案规则的逐渐严格，许多博客“被迫”从境内迁移到境外，外加博客从最初被定义为是小型网站（在搜索引擎看来评分本身就不会太高），也就导致了博客类站点交换友情链接的行为对SEO的帮助收效甚微。以我的小屋举例，百度几乎是不收录我的所有页面的，甚至有的时候连首页也会被隐藏。归根到底，搜索引擎是否收录，除了百度这类搜索引擎因为特殊的政策原因影响实际收录结果外，关键还是在于网站的访问体验和内容自身的质量。

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博客的友情链接，都属于“内页链接”。这种链接的对SEO优化的效果，聊胜于无。所以博客交换友情链接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实际上过去的我并没有细细思考过这个问题。直到我在寻找有趣的博客时，看到了莫比乌斯发表的一篇《友情链接里藏着人们割舍不了的情与面》，发现其中指出了很有意思的一点：

这就好像是小学生们毕业前的同学录，别人给了你一张，就意味着你是不是也应该把自己为数不多的同学录也给对方一张，以达到某种「公平」——就算这个人你根本不喜欢、甚至不认识，但迫于对方已经给了你张让你填写的同学录，你多少会在心里盘算——原来对方把自己当成了个「朋友」。——ONO

仔细想想，事情不就是这样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设定友情链接时，会提出一系列门槛，以此为正当理由接受或拒绝交换申请，从而避免与自己不喜欢，甚至完全不认识的网站建立链接。

回到文章的开头，我之所以专门开一页详细说明交换链接的步骤，也是为了避免收到那些奇奇怪怪的申请。写博客写久了，换链接这件事也逐渐看得淡了。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文章《七年了》，讲述了我的博客历程。其实《关于》中也有提到，这里只是做个补充。我的博客的第一批友情链接，来自那些熟悉的朋友。对于完全陌生的网站，我主动申请的次数少之又少。剩下的大部分链接，是别人主动向我提出交换请求的。十几年来，我见过太多网站开设又关闭，关闭又重新开设。因此我一直关注的，不是对方的文笔如何、内容如何，而是看对方是否能够坚持写下去、维持下去。

当然，期间也遇到一些让我颇为郁闷的事情。有些人在主动找我交换链接后，自己却几年也写不了几篇文章，导致我们很难产生任何互动。最终，对方在没有提前通知我的情况下，竟然主动删除了我的链接。后来我才知道，原因竟然是“关系不熟”，于是清理了一批链接。实际上，撤掉友情链接本无可厚非，但当初交换链接时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若要撤链接，主动通知对方是一种基本的礼仪。若不告知对方，任其发现，便变了味，甚至失礼。

我挺不擅长处理这种所谓「情与面」的事情，所以感兴趣的博客，我通常会默默的订阅。遇到合得来的话题，便忍不住评论一番。如果兴趣不投，看过一眼就算了，刻意去维护这种关系也属实累人。对我来说，友情链接就是「情与面」的象征，这也正是我对申请和维护友情链接几乎毫无兴趣的原因。因此长期以来，我的友情链接页面疏于管理，许多失联的博客也一直没有采取下架措施。大多数博客则是一整坨放在那边，很少细致分类。

与此相反，他人博客的友情链接模块，则成了我发现宝藏博客的方式。有趣的博友，总是有着趣的友人。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主动添加对方的单向链接，而不再追求双向的友链。而一部分坚持双向友链的博客，则强调交换前一定要兴趣相投，最起码也得混个脸熟。

看别人的友情链接做的那么有意思，想了想，我还是整理一下，最起码……再细致点分个类吧。

最近小红书的大数据不知道抽了什么风，明明我只是刷刷色图、吃播和游戏攻略，硬生生给我插入一些有宗教信仰和没有信仰的人群矛盾对立的文字。本来国内的基督教风气就难评，还总给我推。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是那种典型的基督徒。即便是在某些人眼中，基督徒这个标签往往意味着一切虔诚、迷信的象征。然而正如我在《我很怕遇见基督徒》一文中提到的，我对国内大多数基督徒群体的感受是复杂的，甚至可以说是负面的。我厌恶国内大多数基督徒对性少数群体的偏见，也讨厌某些近似异端或“邪教”的基督徒的传教行为。大数据可能以为我和基督徒有某种共鸣，便一次次将这些争议性话题推送给我，这也让我愈发对这些所谓的“尊重”之类的概念产生了质疑。

在小红书的帖子中，有个女性分享了她与男友因为信仰问题发生争执的经历。她认识了七年的男朋友来自一个全家信仰基督教的家庭，而她自己则是无宗教信仰者。她男朋友从小就被送入神学院深造，这一做法让她感到极其困惑，甚至因此抱怨男朋友的家人把宗教信仰当作生命的全部，忽略了他未来的职业生涯。虽然男朋友一曾邀请她加入信仰，但她婉拒了，她觉得国家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未来宗教的发展肯定会受到“制约”。她说：“我尊重所有信仰，但同时希望他的信仰止步于他这一代，不希望带给下一代。”更关键的是，她甚至表示，自己感情稳定，但因为信仰问题，实在看不清未来的路，搞不清楚这段感情会不会因为宗教信仰的差异走到尽头。而她的男朋友，则坚持自己的信仰，无法接受女朋友的这种要求与解释。

或许这些内容看上去只是一些个别人的困惑，但当我看完这篇帖子后，产生的最大感触并不是对其中信仰冲突的理解，而是对她所谓“尊重”信仰的逻辑产生了浓烈的反感。她口口声声说“尊重所有信仰”，但一边却说“我希望他的信仰止步于他这一代”。这样的“尊重”，听起来简直就是可笑。这就像是有人对你说：“我尊重你，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再做自己，不要去做那些让别人感到不舒服的事。”这种“尊重”有几分真诚，又有几分隐晦的贬低呢？

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能更清晰地认识到这种“尊重”到底意味着什么。假设一个虔诚的宗教信仰者说：“我尊重没有信仰的人，但是我希望未来的人都有信仰，而不是没有信仰。”试问，这种话听起来像是在尊重别人，还是像是在对别人的选择进行一种隐形的压迫？说穿了，这样的尊重，实际上的本质是“容忍”，一种带有歧视的容忍。

这种“尊重”的表现，是在告诉别人：你可以存在，但你应该保持沉默。你可以有信仰，但你不应该让你的信仰“影响”到我。你可以是你自己，但请不要以任何方式让“我的世界”感到不适。这种态度听起来温和，却暗藏矛盾与自我中心的优越感。她的“尊重”其实是站在自己视角上，以自己的世界观为标准，去“容忍”别人，最终的结果无非是将对方的信仰压缩成一种“妥协”的状态。她希望他的信仰不再延续，最好止步于这一代，这种想法，归根结底不过是一种深深的自私，乃至一种对信仰自由的深刻蔑视。

信仰自由的内涵远非仅仅局限于宗教层面的选择，它涉及人类的认知、精神需求与世界观的构建。从哲学的视角看，信仰不仅是宗教的专属范畴，任何一种对某种理念或世界观的深刻依赖与坚定信念，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并不必然与传统的宗教形式挂钩，诸如马克思主义或无神论等非宗教信仰体系，也能承载类似于宗教信仰的精神功能。例如，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将马克思的理论视为揭示社会与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这种信仰体系深深植根于对社会进程和历史变化的认知，而无神论者则坚信宇宙与生命的存在无需依赖任何超自然力量，这同样可以视作一种信仰。其核心不在于否定神的存在，而是建立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生存方式的某种哲学性信念之上。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信仰本质上是一种无法通过纯粹理性验证的“认知姿态”，它超越了可以通过经验验证的领域，进入人类内心深处对于意义、存在和终极实在的探索。康德的哲学区分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认为对于上帝、灵魂不朽等超验事物的存在，理论理性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明或否定，因而这些存在必须作为“实践理性”的假定而存在。信仰在这里被看作是对这些超验实在的非理性接纳，它并非通过纯粹的理性推理得出，而更多是一种直觉性、情感性甚至是意志性的认同。正因如此，信仰的作用并非在于提供理性证明，而在于提供对个体存在的意义感和目的感的支撑。

无论是对宗教意义的追求，还是对哲学真理的信仰，这些形态的信仰无一不构成了个体世界观的一部分，并且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影响了个体及社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信仰自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得以定义，它不仅仅是“选择某一宗教信仰”的自由，而更是对个人精神独立性与选择权的尊重。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下，信仰自由的核心应当是“选择”和“表达”的自由，即每个个体都应当有权选择并自由表达自己的信仰，无论这一信仰是宗教性的、哲学性的，还是完全无神论的。每个人都应当拥有权利，在不侵犯他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自由地追求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信仰体系，表达对世界、生命与存在的理解。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信仰自由并非对某一宗教或信仰体系的特别优待，而是对所有信仰形式的平等对待与尊重。每一种信仰，无论是古老的宗教信仰，还是现代的政治理念或哲学思维，都应当被视为个体自由表达与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理应在社会层面上获得相等的关注与保护，意味着社会容纳不同思想、不同信仰形式并尊重个人在精神领域的独立性。

一边说尊重，一边又隐形歧视的这种现象，在我们社会中并不少见。常常会听到一些人说：“我尊重同性恋，但我不希望他们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因为这样会让我感到不舒服。”你是否发现，这种“尊重”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层隐形的偏见。表面上是宽容，实则是强加于人并不平等的规则。这种言辞表面温和，却把“我不舒服”这个理由摆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仿佛一切都应该为了他的“舒适”感受而妥协。她的尊重不是平等的，而是一种上对下的“恩赐”式的容忍。

这样的思维模式不仅仅局限于个人情感的范畴，甚至已经渗透到社会层面，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例如，近年来，社会上对于基督教、穆斯林、甚至其他少数宗教群体的态度常常是矛盾的。一方面，国家大力提倡“宗教信仰自由”，但另一方面，社会上常常流行着一种隐形的压制态度，甚至是对宗教群体的轻视或敌视。就像我们可以在某些社交平台上看到这样的话：“我尊重基督徒，但你们能不能不要在公共场合谈论你的宗教信仰？不要让我们感到不适。”这与那位女性的观点如出一辙：尊重的背后，是一套潜在的规则，而这个规则并非以平等为基础，而是以不打扰自己、保持舒适为前提。

更讽刺的是，这种“尊重”的标准竟然时常被用来为所谓的“文明”与“理性”辩护。我们社会的主流话语总是鼓励人们在公共领域展示理性、宽容、开放的态度，然而，很多时候，所谓的理性与宽容不过是隐藏在一套看似中立的逻辑下的偏见。那些号称“理性”的人，往往是在以最温和的姿态压制和边缘化那些与自己观点不同的群体。我们不断在口头上宣扬宽容与尊重，但实际上却在无形中制造了无数无法跨越的鸿沟和墙壁。

突然意识到，这个小屋已经陪伴我走过了七个年头。或许是七年半，甚至更长一些，但不重要了，只是个数字而已。

回首七年前的五月，我正在承受着我人生中的第二份工作给我带来的无法言喻的折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使我开始幻听，睡眠剥夺让我随时处于崩溃的边缘。对未来的期待与对现实的无奈，在我的内心深处拉扯。

就在我处于迷失的十字路口时，我想，是时候做点什么，做点属于自己的事。我决定创建这个博客，用于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哪怕它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角落。这也将是我的第二个独立博客。而我的第一个独立博客，至今已有十一年，依然如老朋友般与我共存。我未曾预见，这个随便的决定，将注定会成为我生命中一个转折的起点。

七年前的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两点过后，我终于离开了那家公司，离开了那段属于我生命中重要但又最沉重的地方。我曾经无数次憧憬过进入这家知名的公司，然而很快，工作的压力将我压得喘不过气。那份期待转瞬即逝，痛苦却似乎在每一天不断加深。我不愿再追溯那段日子的细节，或许只有时间才能淡化给我造成的影响。

那天的下午七点，我站在奥林匹克公园的鸟巢旁。阳光已开始退去，凉爽的空气试图包裹着我。我仰望着曾象征激情与荣耀的奥运火炬，内心涌上一种久违的解脱感。那一刻，我感到所有的重担仿佛被空气带走了，剩下的只是自由，和未曾有过的轻松。

对于我而言，那份工作的终结，恰似一次新的生命的降临。心中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是时候换个身份了。那一刻，我的脑海中忽然浮现了四个字——「白熊阿丸」。这个名字仿佛凭空出现，未曾经过深思熟虑，却自然而然地定格在了我的视线中，像是无形的力量，将我引向某种未来。也许，它代表着我内心深处某个未曾言明的象征，亦或是我灵魂的一种具象化。无论如何，它带着某种不容抗拒的引力，成为了我新的开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开始用这个名字进行社交与生活。

七年前的八月，我进入了人生的第三家公司，开始了新的职业旅程。那时的我希望通过新的工作，来治愈在上一份工作中积攒的伤痛与焦虑。

七年前的十月，我的第二个独立博客正式上线，命名为「白熊阿丸的小屋」。这是我与自己心灵对话的地方，是容纳思想的角落，也是自由表达的空间。

这七年间，我的工作经历了无数的波动，我的内心世界也在变化。疫情的蔓延，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肆虐了我原本脆弱的精神世界。那些日子，我曾在信仰的光辉中试图寻求拯救。然而随着疫情的持续扩散，公司的环境日益恶化。最终，工作压力将我压垮，我的精神状态彻底崩溃。

第三份工作的第三年，我被确诊了重度抑郁，我只能选择再次离职。那时的我，内心死灰般冰冷。自残与试图自杀，成了我与自己唯一的对话方式。如同一个黑暗中漂流的孤魂，在生死之间游走，持续迷失，也失去了前行的力量。

这份痛苦，持续了四年。直到今年，我终于从药物的束缚中解脱，重新拾回了一点“正常”的生活。虽然离真正的康复依旧遥远，但我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审视自己，寻找那些被遗忘的光亮。

七年的时光，悄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这七年，是对我世界观、价值观的彻底颠覆。它让我看见了曾经未曾察觉的自己，也让我更清晰地认识到，原生家庭对我的塑造，以及它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在这漫长的七年中，我变得更加沉静，也更加包容。我学会了与自己和解，学会了接受一切的无常。时间无法抚平所有的伤痕，但它让我明白了——无论曾经的痛苦如何深重，只要活着，就依然有重新开始的可能。

这个小屋，依然伫立在这片网络的角落，像一盏微弱的灯，试图照亮我内心深处的每一寸黑暗。

本来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最近ONO在他的博客「莫比乌斯」中也连发的两篇文章《无聊的中文博客圈》和《读〈莫比乌斯先生和他的读者〉后的谢罪书》，引起了很多共鸣。

一些有意思的文章，总是能引起我想要讨论的兴趣，一不小心经常会让我的回复巨长，甚至趋近于博主文章的长度。比如在《无聊的中文博客圈》一文的评论中，我简述了我对博客的一些看法：

我的博客对我来说，是一个能避免审查的空间。与国内主流社交平台相比，博客让我能够更自由地表达观点，尤其是在那些容易被审查或屏蔽的敏感话题上。此外，独立博客更适合存储较长篇的文章，它成为了我个人创作和思想积累的长期平台。在过去SNS平台还没有流行的时候，审查也不严，我在好几家境内的第三方博客平台发了几年的文章，如今全部化为了虚无。

相比之下，国内的SNS平台如微博和小红书充斥着浮躁和娱乐化的内容。虽然这些平台看似活跃、有趣，但实际上它们的内容大多缺乏深度。平台上满是被审查过后的引战、无脑的骂战，甚至为了吸引眼球而拼命制造话题的低质量内容。真正有思想、有深度的讨论常常被边缘化，或者因为某些极端群体的反对而遭遇删除。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听到人们说这些平台是“粪坑”或“公厕”。随着境内社交平台越来越加强对信息的审查和对用户的标签化，人们很难在上面进行自由、理性的讨论，而更容易陷入偏见和极端的对立。许多人在争论之前，还习惯看一下对方的IP归属地，来给对方贴地域性的刻板印象标签，不就事论事，而是先从居住地扣上立场的帽子。

我曾尝试在微博和小红书发布一些个人观点，但大部分时间我得到的不是建设性的反馈，而是无休止的骂战。因为这些平台的门槛低，内容随便就能被各种低素质、认知水平差的人攻击，而他们的反驳往往充满偏见和恶意。最后，讨论变成了无意义的争吵，我也常常因信息骚扰而感到极度疲惫，最终只能删掉文章，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对于我来说，像微博、小红书这样的社交平台充其量只是在消耗时间和精力，无法带来真正的思想交流。所以，我更愿意将文章发布到境外SNS，甚至完全避免在这些境内平台上发布任何内容。尽管这种做法限制了即时互动，但至少避免了无意义的争斗和低质量的反馈。

的确，很多人更喜欢“有趣”的内容，而“有趣”往往与娱乐化、肤浅紧密相连。而有深度的内容，对大多数人来说常常显得“无聊”。在如今的大数据推送下，人们常常被困在信息茧房里，只接触到自己偏好的内容，远离了原始的、更加广阔的阅读体验。“有趣”与“深度”之间的矛盾，往往让真正的思想创作显得孤独而冷清。

博客作为一个平台，不仅仅是一个表达自我的地方，它同时也承载了某种思想和理念的积淀。尽管它的互动性较弱，但它至少能让创作者拥有更多自由和空间去表达那些在浮躁的平台上无法存在的声音。尽管这种创作往往是滞后的，甚至被认为“无聊”，但它仍然是一个能够避开信息茧房、追求思想深度的地方。

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并不逃避“流量对内容的审视”。我的博客大部分流量来自境外搜索引擎，许多文章也确实帮助了不同的群体。我不害怕流量，我拒绝的是那些来自无关人的恶意评论。我不希望一个话题被低质量、无脑的争论左右，变得充满恶臭，仅此而已。在我的博客中，我能掌控评论区，可以删除那些无意义的言论，甚至是人身攻击的评论（这些攻击我的内容我早就清理掉了）。我不想每次打开博客，都被这些恶心的评论干扰。

其中的言论或许过于“武断”或“极端”，但的确是我的主观感受。比如像是一些性少数人群话题、文化认同、意识认知、个人立场等等，一不小心就会触犯平台自身的审查，轻则限流，重则封号。有趣的是，前段时间在国服光遇里面和朋友聊天，当我吐槽礼包太贵时，朋友赶忙对我说别在游戏里提“资本”两字，否则会被游戏禁言，说他自己就是前些天无意中提到了一次，被封禁了一天。

在ONO提到「是否要关闭博客评论」与「中文博客圈是否已经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的时候，我回复：

对我来说，浏览他人博客的时候，博主的观点下评论的多元化非常有意思，可以看到不同的声音。但是如果关闭评论，将所有讨论全部引导到TG，可能会一定程度削弱博客自带的这种乐趣。我自己的博客对于评论，采取的是全部均需要审核的制度，尽可能保证了各种言论的出现，也删除没有意义的人身攻击、情绪化的指责和单纯的广告内容等，力求将讨论理性聚焦在主题本身上。

中文博客中，技术类内容和水日记的内容，的确占了非常大的比例。技术类的内容，虽然能短时间产出大量的文字，但是受众面非常窄。水日记的内容，记录个人的日常生活，但是深度大多过低，字数也较少，内含的个人情感也几乎很少。的的确确存在只注重量不注重质的情况。

另外，我观察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只要文章写的稍微深一点，评论就会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是评论数量大大降低，另一种是反应看不懂或者不看内容就评论的人增加。而写那些浅显的文章，评论量提升很大。可以看出，写博客的人群中，浮躁的人也不在少数。

这里只是表达我的主观感受，无需对号入座。很多技术类的博客，虽然受众很窄，但是深度很深，全文都是干货，这些大佬的技术非常值得肯定。而日记类的博客中，有不少博主，不仅记录了自己的日常，从中还能看出他们生活中细腻的情感，或者对日常生活的思考和反思，遇到这样的日记，我总是忍不住想要评论几句。

我在记录自己的生活时，很多琐碎的事情我一般不太愿意在博客中一件件写出来，毕竟对他人来说这是“屁大点事”，对我来说全写出来自己也觉得有点啰嗦。生活中的小惊喜或者小喜悦，我选择通过SNS类型的平台进行碎片化的分享，毕竟这类平台就是做这个的。但是有的时候我可能会把琐碎的事情攒了很多后，通过一篇博文串联起来，这些事情可能有共同点，又或者是我一段时间集中发生的事情。不像一些博主一样，几乎每天都在写自己的日常生活，甚至有用日期做博客标题的（笑）。

前两年我曾尝试写了一些深一点的文章，特别是偏向学术一点的，发现几乎没什么人评论，可能是没什么人看得懂，就又删了，改到其他平台发表了，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文章会404的原因。细数了一下日常发表我长篇文章的平台已经三四个了。再后来在这里保留的文章，多半是用通俗一点的方式来表述。虽然保留下来的文章已经尽可能用通俗的方式来表达，也逐渐有一些人评论，但是依然不乏有不看内容只看标题就来评论的人，弄的我也挺郁闷。最后思考再三，终于意识到这不是我的原因导致的。

对我而言，“交流”这件事，是博客必不可少的。虽然我曾写过“博客是取悦自己”或者“博客是写给自己的”这类言论，但是这不代表不需要交流。正如我在《读〈莫比乌斯先生和他的读者〉后的谢罪书》中回复的两条：

人的动机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二极管，不一定写博客就纯粹是为了自己，也不一定是完全为了博取关注或迎合他人，人的动机常常是多层次和复杂的。以我自己的博客为例，在“关于”页面里，我写到博客最初是为自己而作，目的是整理思绪、记录日常、表达对某些事物的理解和分析。将内容公开也并非为了迎合某个人群或追求流量，而是希望能够引起与我有相似想法的人的共鸣，或者与持不同观点的人进行思想碰撞。这不仅是一个分享的过程，更像是一个筛选和过滤的过程，让我能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找到那些可以真正交心的人。如果在分享的过程中，变得过于迎合他人、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表演成别人希望的那个样子，则本末倒置了。

是的，我希望被人看见，但是我希望别人看见的是我「真实的样子」，所以我有的文字也会很露骨和尖锐，我想批判就批判，想反思就反思，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强调的。无论是阳光面，还是阴暗面，我都会展现出来，这才是我。正因为如此，我博客的小标题才是「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我，我会在这里书写我的一切」。一味迎合他人的博客，我已经写了十多年，已经受够了，表演这种事情谁都会，但是真心吐露自己内心的人却不多。所以我另起炉灶搭建了这一个博客初衷也是如此。

无论写博客的动机如何，保持初心很重要。对我来说，不能因为写了博客，为了流量，为了迎合他人的喜好，去改变自己，伪装自己。我很喜欢ONO的这句回复：

你讲到了一个非常棒的点——“晒太阳”。很多人活的累，就是因为要藏的太多了，而越来越害怕太真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害怕的、羞耻的、脆弱的一面晒晒太阳，别人就再也伤不到它什么了。--ONO

这次和房东直租后，感觉就是来帮忙修房子的。之前的租户可能生活比较粗糙，各种地方坏了都不介意。我是受不了这样的居住环境，各种小问题最后还是得自费修好。之前租中介的房子时，基本都是中介负责修好所有的东西以及定期的保洁服务，维修费和保洁费也都是包含在中介费中的。这次的房子基本就得靠自己买材料和找师傅维修了。

之前房子的押金损失、搬家的人工费和材料费、购置新家具（新房子没任何家具）、购置新的家电（也没任何家电）总共已经花费了几万，虽然未来一年中房租抵扣了小部分，但是总支出依然很高，所以在接下来的各种维修上就得尽可能省钱了。

一部分问题在签合同的时候就发现了，所以当时是物业协调修复了，如洗菜盆下水管漏水等（上任租户凑合式的套了个袋子和不锈钢锅负责接漏水），物业协调购置并买了一个新的。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是签合同后才发现的，如次卧没有暖气片，我们又自费花了上千元安排人安装了暖气。出于安全考虑，顺便购买了两个空白面板找物业电工上门重新改线路并且堵住了暖气口上方的插线面板，电工的人工费最后物业也没收。

实际入住后问题也算是频发，刚入住第二天就发现几扇窗户的隐形纱窗可能是老化的原因，靠底部的位置全部是与纱窗框边缘脱落的状态。网上查了下，基本都得维修或者换纱窗，单扇纱窗价格也都得上百元起，几扇窗户下来没有好几百搞不定。后来自行买了纱窗胶带，粘性还挺大，给暂时性修复了，起码蚊虫不会进来，也不影响纱窗的正常开合。

每一扇窗户下面也都有排水孔，蚊虫也容易从这里进来，所以还买了一些纱窗材质的流水孔贴，既保正蚊虫进不来，也能确保积水顺利排出。洗衣机下水口和空调孔也是虫子容易进来的地方，也买了密封胶泥进行填补。

住了几天后，就发现厨房吊顶的石膏线整体脱落了，在网上查了一些方案，自行处理起来都挺麻烦。后来找物业，物业维修师傅折腾了好久，用玻璃胶给粘上去了，顺便一起找到了合适的工具给支撑住，防止脱落。虽然很麻烦，不过最后物业也没收钱。

入住的时候就发现卫生间洗手盆的水龙头上被人缠了厚厚一层四氟乙烯生料带，本来还没意识到有什么问题。用了一个月后，开始一直漏水，一旦打开水龙头就开始在接缝处喷水出来。这两天想要看看怎么回事，用手一捏，咯噔一声，水龙头嘴被生料带缠着的地方直接断了，我终于知道上一任租户为什么要缠着他了，合着是给它续命的。

只能从京东自营买一个最便宜的冷热水的水龙头来换上了。京东可以选自营的安装服务，拆除旧的安装新的合计人工费69，水龙头也才45元。第二天到货后，京东自营的客服说还需要隔一天才可能来安装。我想着今天得用上，就先打物业电话看看。物业客服说这个是付费的，冷水的20，冷热水的40。我想反正比京东便宜，让物业来装好了。物业客服说现在师傅比较忙，可能要等几分钟。我想几分钟不会是托词吧，做好了等几个小时的准备，结果挂电话后不到五分钟左右物业师傅就上门了。师傅折腾了一会就给装好了，临走的时候想了一下说，你这个不怎么麻烦，就不收费了。师傅走后，我推掉了京东的安装服务，又省了69。不过新换的水龙头的出水口位置是塑料件，也不清楚会不会坏，不过无所谓了，反正挺便宜的，能用就行。

淋浴间的地漏也是每天都堵，后来发现地漏原本有四层过滤，前一个租户把第二层的金属过滤片给拿掉了，导致头发全部堵在最下层的滤网里。每几天都得拆地漏，把最下层的滤网掏出来清洗一遍，否则会导致下水严重不畅，非常麻烦。我不仅重新买了第二层的过滤片，还换掉了最上层的滤片。原本的滤片孔洞太大了，头发基本都会掉进去，每次都得拆。买了这种小孔的过滤片，日常扫一下头发就行，过滤效果很好，也不会积水。

过去住老破小的时候，经常忘带钥匙，好几次找开锁公司开锁，前前后后光开锁费用就花了大几百。几年前搬家后，中介换成了密码锁，就再也没类似的问题了。但是这次和房东直租的房子，用的是开发商自带的防盗锁，锁芯可能是老化或者堵塞等原因，特别难开，开锁手感也极差，每次出门也很担心自己会丢钥匙或者忘带钥匙。被折磨了一个月后，终于决定换一个智能锁。

由于今年有政府补贴，京东自营的698元的智能锁553元就买到了。首次拆卸和安装是免费的，安装过程挺顺利，拆下来的旧锁和钥匙也单独打包了起来，如果以后不住了可能也得装回去，把我自己的智能锁给带走。问了门锁的客服，官方后续的迁移费用是220元，包括把智能锁拆走安装到新门的服务，但是没有旧锁装回去的服务。问了装锁师傅，同意以私人名义未来以100元友情价帮我把旧锁装回去。算了下，前后折腾也不便宜，等以后再说吧，如果不划算未来直接下单个新的好了。

洗手盆翻板塞的设计也是挺反人类的，一旦有水垢，要么关不严，要么戳不开。买了个弹跳芯替换，感觉还不错，自带滤网，能调节弹跳高度，调节排水速度，自带的滤网也能防止小物件掉进下水道。而且只需要把翻板塞拔出来，就能将弹跳芯直接塞进去，不需要换下水口，也不漏水，挺方便的。

我对前任租户忍受的卫生条件感到十分堪忧，马桶盖接缝处脏得像从未清理过一样。搬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先临时清理一遍，然后买一个新的找物业师傅换上。花洒也堵塞的差不多了，配套的水管看起来也挺脏的，就买了个支持四档调节的花洒（我挺喜欢其中的水雾模式的），也更换了水管。这个房子自带一个比较好的燃气热水器，也终于不用忍受保温性极差也巨费电的的电热水器了。过去因为电热水器保温问题导致费电，之前还找中介换了一个新的，问题依旧。

房东直租的房子就没有保洁服务了，虽然也联系了过去的保洁阿姨，询问对方是否接受私活，对方愿意，但是为了省点钱，油烟机清理还是得自己动手。油烟机上没有任何品牌信息，只有燃气灶上有一个品牌名。我盲猜油烟机和燃气灶当初房东装修时应该是配套的，所以就按照燃气灶的牌子买了油烟机油盒的滤油棉，意外完美适配。

多数人觉得弱电箱很丑，喜欢在装修时把弱电箱藏起来，这个房东直接把弱电箱藏在了衣柜里。经过测试，其他的房间预埋的所有的网线口也都不通（即使通也不指望能多好用，多半用的是五类线）。我只能把我所有的设备全塞进衣柜里，包括UPS、光猫、路由器、交换机、NAS、各种当服务器用的小型主机。但是这样的话散热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虽然不少设备自带散热风扇和我后配的散热风扇，但是整体衣柜是密闭环境，柜内温度明显上升了好几度。最后买了个防关门神器，保持衣柜一直是虚掩的状态，留了一点柜内外通风的条件。其他房间要拉明线的话，网线太粗是不太可能了（我日常用的全部都是七类线和八类线，又粗又硬），只能走光纤。但想了想又太麻烦，信号不好的房间只能走无线Mesh方案折中了。

最近我巨痛恨瓷砖用的强力挂钩和纳米胶，上一任租户留下的十几个挂钩，钩子早已不见，只剩下发黄氧化的底座。底座的塑料经过好多年的氧化已经脆化，无法一整个拿下来。而且胶水极其牢固，用了市面上多款除胶剂包括WD40的除胶剂都很难奏效，无论喷多少均只能溶解一点点，最后只好用各类除胶铲子一点点铲，十几个挂钩铲了我几天都没铲完，最后残留的胶水直接放弃处理，只求把底座铲下来就行。

这个话题其实我早就想写了，也曾看到一些博友谈到过类似的内容。它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最终还是归结为我个人的情感经历、这些年的思考积淀，以及一些学术文献的启发，最后统一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我曾提到过，我的原生家庭并不幸福。直到四年前，我因患上抑郁症，开始每天反思自己的人生，思考各种问题：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才是爱？为了寻求心灵的解脱，我接触了基督教，并从中获得了许多启发。而这一过程中，我的男友也一直在支持我，他为了我，特意从法学与哲学转行，专注于精神分析学的学习与研究。

很久很久以来，我一直认为爱就是一种强烈的喜欢。比如父母之爱，朋友之爱，甚至男女之间的爱情，我都觉得它们不过是某种强烈的依赖和情感需求的表达。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一直错了。从小，我的父亲就不断向我灌输一个概念：他总是提醒我，长大后一定要孝顺他，担心我会对他不好。这种一遍又一遍的言辞，成了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我的母亲也时常批评父亲，指出他过于强烈的关注和控制，认为“你对孩子好，孩子自然会对你好，不必一直灌输这些责任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母亲和她的父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几十年来，她的父母把她当作养老的工具，把她视为投资理财的对象。作为家里最小的女儿，她一直在承担着家庭的负担，然而，她的付出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每当母亲拒绝他们无理的要求，父母便会威胁她，说要喝农药、撞墙，甚至有时装疯卖傻、向她磕头。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表演。目的是为了掌控她，维持对她的控制。然而他们的自私和惜命，使得这种威胁并不持久，威胁无效后，便会转而用恶言相向。母亲最终明白，无论她如何为父母付出，背后依然是冷嘲热讽，甚至是对她的恶意。

这种“另类的爱”，其实是对爱这个概念的亵渎。从小到大，我们在学校里不断被灌输着“母爱无私”、“父爱无私”的观念，然而，原生家庭的种种悲剧却让我们不得不承认：并非所有的“母爱”与“父爱”都无私。有些家庭把子女当作劳动力，甚至当作养老工具；有些家庭以掌控为名，要求孩子按照父母的理想生活；更有甚者，甚至会虐待子女。这些扭曲的家庭关系，让我对一些短视频平台中炫耀自己养育多个孩子的家庭感到不适，尤其是那些把孩子的名字取得像“盼娣”、“望娣”，给最小的儿子起名叫“耀祖”的家庭行为，令我深感反胃。

那么，爱究竟是什么？父母的爱、男女之间的爱、朋友间的爱，是否都能称之为“真正的爱”？

一、中国古代的婚姻与“爱”的缺失

中国古代的婚姻观念，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时期，更多关注的是家族的延续与社会结构的稳定，而非个人的情感需求。在这个时期，婚姻的核心目的是为了繁衍后代，维持家族血脉的传承。古人常说“传宗接代”，这背后反映的是婚姻制度的根本目标，即通过繁殖来确保家族的延续和社会的稳定。婚姻不再是个人情感的结合，而是家族、权力、财富等社会因素的结合。这种婚姻观念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婚姻由父母、长辈和媒人主导，个人的情感与意愿常常处于次要地位。

在这种家庭结构中，个人的情感需求和自由选择往往被忽视，婚姻成为一种社会义务和家庭责任的体现。结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而是关乎家族利益、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源的整合。因此，婚姻中的“爱”并非婚姻的首要内容。相较于西方强调“情感婚姻”的理念，中国古代的婚姻更多的是一种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契约，个人情感排在了最末端。

家族与繁殖的驱动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家族的延续和子嗣的繁衍是婚姻的主要目的。无论是封建王朝还是普通家庭，延续家族血脉、增添劳动力、继承财产是社会的基本需求。因此，婚姻成为一种生育工具。古代社会普遍认为，儿女不仅是家庭的“根基”，更是社会秩序和传统延续的保障。在这种背景下，婚姻本身几乎就是以繁殖为目的，至于情感和爱情，往往被视作可有可无的附加成分。

尤其是士族或贵族家庭，婚姻往往更像是权力和资源的交换，而不仅仅是个人意愿的结合。父母往往会选择政治上有利益关系的家庭联姻，或者选择能够增加财富、提升社会地位的婚配对象。即使是普通百姓，婚姻的选择也大多受到家族和社会规范的强烈影响，个人的情感需求和选择往往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爱情的理想化与艺术创作

尽管婚姻本身在中国古代被看作是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责任，然而，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爱情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古代文人雅士在诗词、歌赋、戏剧等艺术创作中，常常通过理想化的手法来表达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呈现了浓烈的情感和浪漫的爱情故事。比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展示了个体对爱情的深切渴望与追求，尽管这份爱情在现实中未能圆满，但它反映了个体在封建社会的压抑和情感的挣扎。

这些文学作品中的爱情往往并非生活中的常态，而是被理想化、艺术化的情感表达。在现实中，爱情更多地被视作婚姻中的一种奢侈和附加，而非婚姻的核心。即便在那些少数能够追求自由恋爱的个体之间，爱情也常常被压缩在极其有限的空间内。

许多古代诗词与歌赋描绘了男女之间的离愁别绪、相思之苦，展现了爱情中的美好与痛苦，但这些情感大多是通过艺术化的手法来表达的，往往离现实的婚姻生活较远。例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表达了对爱人长久陪伴的理想，而“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则是一种理想化的爱情至上主义，但它们并未直接影响到大多数人的婚姻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爱情并不是婚姻的决定性因素。

伦理道德与婚姻责任

在中国古代，夫妻关系往往是建立在伦理道德和家庭责任之上的。古代的“妻贤夫祸少”或“男主外，女主内”之类的婚姻模式，体现了对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强调，而非对个人情感的追求。婚姻中的和谐与稳定往往来源于各自履行社会分工与责任，而非爱情的火花。夫妻之间的情感纽带往往通过共同的生活与责任来维系，而不是通过激情与情感的交流。

例如，许多古代家规都强调夫妻之间的“礼”与“顺”，而不是“爱”。丈夫有责任养家、保护妻子，而妻子则要承担照料家庭和教育子女的责任。这种婚姻结构和伦理模式，使得个人情感和爱情的表达常常被压抑或忽略。

二、西方基督教对“爱”的定义与影响

基督教对爱的定义，特别是其中所强调的无私之爱（Agape），在西方文化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许多古老文化中的“爱”不同，基督教赋予了“爱”一种道德性、精神性和无条件的性质，这种爱超越了单纯的个人欲望和情感，它是一种对他人无私奉献的关怀和牺牲。

Agape：无私之爱与道德义务

在《圣经》中，“Agape”是最常见的爱的一种形式，它指的是一种不以任何条件交换的爱，是纯粹的、无私的关怀。这种爱并不仅仅是情感上的吸引或依赖，而是一种持续的选择，甚至是在情感不再强烈时依然存在的一种责任感和承诺。这种爱在基督教中被视作上帝对人类的爱，尤其体现在耶稣基督的牺牲上——他为世人的罪过死在十字架上，这种行为并不取决于他人的回应，而是出于一种无条件的关怀与自我牺牲的精神。

这种爱并非单纯的情感体验，而是一种道德义务，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它要求个体超越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去关怀他人的福祉、尊严和灵魂。这种爱的核心是宽恕、无条件的接纳和为他人着想，即使是面对不公、不义的情况，爱依然是该表现的基本态度。

基督教中爱与婚姻的关系

基督教对爱的定义直接影响了西方社会中的婚姻观念。在许多基督教教义中，婚姻并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情感契约，而是一种建立在神圣、永恒承诺基础上的关系。婚姻中的“爱”不只是个人情感的愉悦和激情，它是建立在共同的信仰与精神目标之上的，旨在促进彼此的成长与灵性升华。基督教教义中所讲的爱，是一种承诺，是夫妻双方在面对困难与挑战时仍然选择坚持的精神，而这种坚持并非基于一时的激情，而是基于对上帝与对彼此的责任感。

例如，基督教婚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参见《以弗所书》5:25-33）。这并不意味着妻子要盲目顺从，而是丈夫要无私地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不求回报地为妻子奉献自己。这种爱是无条件的，不是基于对方是否符合自己的期望，而是对方作为个体的尊重和深深的关怀。在婚姻中，夫妻双方并不只是“因为喜欢而在一起”，而是愿意在一生中为对方付出、牺牲、支持和宽恕，尤其是在遇到婚姻中的磨难和冲突时。

因此基督教的“爱”把婚姻视为一种神圣的承诺，不仅仅是两个人情感的结合，更是两个灵魂在上帝面前的约定。这种爱的表现不仅仅在于浪漫和激情，而是在于彼此之间无条件的支持、忠诚、宽容和牺牲。这种看法影响了西方社会对婚姻的期望，尤其是对于夫妻关系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在《圣经新约》的《哥林多前书》中，也有一段关于知名的关于爱的定义：

【哥林多前书 13:4-7】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无私的爱与婚姻中的牺牲

在基督教的视角中，婚姻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满足，更是一个充满责任、奉献与牺牲的旅程。正如耶稣所展示的，他对世人的爱是通过自我牺牲来展现的，婚姻中的爱也被视为一种牺牲。这种牺牲并不是盲目的顺从，而是出于对另一半的尊重与深深的关怀。婚姻中的“牺牲”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如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为伴侣提供情感支持、在困难时刻彼此扶持，甚至是放下个人的欲望和需求，以保障家庭和婚姻的稳定。

如果夫妻一方在面对疾病或困境时，另一方会无私地给予支持，不是因为自己喜欢这种做法，而是因为这是一种承诺，是对婚姻和对伴侣的责任。这种牺牲意味着在爱情中不只是享受彼此的陪伴与愉悦，而是在风雨来临时，仍然选择一起走下去，互相扶持。这种爱的力量与温暖，正是基督教所强调的“博爱”的体现。

基督教中的“爱”对西方婚姻的影响

基督教对爱的无私定义，以及它对婚姻中牺牲精神的强调，塑造了西方现代婚姻的核心观念。如今西方社会普遍认为婚姻是一种基于爱与承诺的关系，但这种爱并非单纯的情感满足，而是包含了承诺、牺牲、耐心和对彼此的扶持。在现代西方的婚姻观中，爱情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与平等的基础上的，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彼此支持，共同成长。

基督教的影响也促使了对婚姻中的忠诚与承诺的重视。在西方社会，人们往往期望婚姻不仅是为了共同生活和繁衍后代，更是两个人在人生道路上相互陪伴、相互扶持的旅程。尽管现代社会的婚姻不再完全依据宗教教义来构建，但基督教对婚姻责任、承诺、无私爱与牺牲的理解，仍然在西方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除了婚姻关系外，基督教还倡导信徒“爱人如己”，如同爱自己一样的爱他人。这个理念主张，爱不仅仅局限于婚姻关系或亲密的情感关系，而是扩展到对身边所有人的关怀和包容。基督教鼓励信徒如同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人，包括身边的邻居和需要帮助的人，关心他人的福祉，善待周围的每个人。

“爱人如己”不仅意味着在物质上帮助他人，更强调在态度上的真诚、宽容和理解。它提醒人们，不论种族、地位或信仰，都应该抱有无条件的善意和尊重，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爱与关怀。这种普世之爱，也被视为基督徒践行信仰的核心之一，鼓励人们超越个人利益，将无私的爱带给更广泛的群体。

三、现代中国婚姻的转型与西方文化影响

随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现代化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更在婚姻和家庭观念上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恋爱婚姻”的引入和普及方面，西方个人主义与情感婚姻的观念逐渐渗透到了中国社会。随着西方婚姻模式的引入，个人情感、自由选择和恋爱关系成为了婚姻形式中的新标准。这种变革最显著的体现，便是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逐步被“恋爱自由”取而代之，婚姻不再仅仅是家族利益和社会地位的结合，而是逐渐转向以情感为基础的伴侣关系。

西方社会中的婚姻，尤其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恋爱婚姻”，强调个体选择、情感满足和相互扶持的伴侣关系。这种婚姻形式倡导夫妻双方基于爱情、自愿和相互尊重来建立生活的共同体。因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婚姻观念在形式上逐渐接纳了这种西方模式，即以“恋爱婚姻”为核心的婚姻形式。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婚姻越来越成为个人情感的表达和追求，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族责任和社会义务的延续。

然而这种转型并不是完全顺畅的。在形式上，现代中国婚姻已经逐步模仿和吸收了西方的婚姻理念，特别是在恋爱婚姻的形式上，年轻一代的婚姻选择往往基于感情的自由和个体的愿望。然而，在深层次的婚姻观念与情感理解上，现代中国婚姻并未完全接纳西方基督教对“爱”的精神内涵，尤其是在牺牲、奉献、无私的爱以及夫妻之间长期承诺的维系上，仍存在着较大差距。

“情感需求”与“无私爱”的混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婚姻更多是家族和社会责任的体现，个人情感需求往往被压抑或置于次要地位。即便是随着西方恋爱婚姻观念的引入，个人情感在婚姻中的重要性逐渐上升，然而这种情感往往仍然是建立在“满足个人需求”基础上的，容易与基督教所提倡的“无私之爱”产生混淆。

许多现代中国人对“爱”的理解仍停留在一种较为表面、个人化的层面。在这种理解中，爱情常常被视作一种双方互相满足需求的关系。换句话说，“爱”更多被认为是彼此情感上的吸引、共同的兴趣和物质生活的共享，夫妻关系往往以双方个人的幸福和愉悦为出发点。而基督教所提倡的爱则是一种超越个人欲望的牺牲和奉献，它要求个体以无条件的爱去关怀对方的福祉，而不仅仅是自我情感的满足。

在现代中国的婚姻中，许多人往往将“爱”理解为是一种通过共同的兴趣、感情或物质满足来实现的状态。若夫妻双方能够共同享有事业、家庭和情感上的满足，他们认为这就是婚姻中的“爱”。然而，这种“爱”大多仍处于一种互惠互利的层面。在许多情况下，婚姻中的“爱”很容易与“喜欢”混淆，双方的依恋可能更多源于情感上的需求和满足，而非长久的承诺与牺牲。

基督教“爱”精神与中国婚姻中的“情感需求”

基督教对“爱”的理解强调了无私的奉献、宽容与牺牲，而这种精神在现代中国的婚姻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内化。夫妻之间的爱，不是基于一时的情感波动或激情，而是基于坚定的责任感和对对方灵魂的关怀。在婚姻中，爱表现为对伴侣的宽容、理解和无条件的支持，即使在遇到困难时，依然选择为对方付出和牺牲。

但在中国的现代婚姻中，夫妻之间的“爱”往往更多是基于个人的情感需求和互相“喜欢”的基础上。在很多情况下，婚姻中的“爱”往往被理解为是双方对情感、事业、家庭甚至物质条件的共同满足。当这种情感满足或物质需求发生变化时，婚姻关系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因此这种婚姻关系更为脆弱，因为它依赖于双方能够持续提供情感满足和物质支持，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婚姻中的“爱”便可能面临考验。

从“我喜欢你”到“我愿意为你牺牲”

这种差异的核心在于对爱的理解和实践上。西方基督教强调的爱是一种超越自我、为他人着想的无私精神，而在现代中国的婚姻关系中，“爱”往往停留在“我喜欢你”的层面，即更多关注个人的情感需求和对方的情感回应，而非基于一种无条件的付出和责任感。这种关系更多依赖于双方的情感互动，而非基于承诺和责任的深厚情感。

西方婚姻中所倡导的爱是一种牺牲和奉献，而不是互相交换和满足需求。在现代中国的婚姻中，尽管许多人尝试将西方的“恋爱婚姻”模式与自己的生活相结合，但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这种“无私之爱”的精神仍然较难深入人心。许多婚姻关系中的“爱”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双方更多的是从互相的满足和需求出发，而不是从无条件的爱与牺牲开始。

四、从我个人经历出发，理解什么是爱

或许有的人会说，无私的爱几乎不可能，甚至即便出现，也不过是为了感动对方。这种论断显得过于绝对，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问题：这些人或许并未真正体验过无私的爱。

无私的爱并不遥远

无私的爱并不遥远，许多经典案例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存在，而且并非仅限于男女之间，甚至不必局限于父母和子女之间。例如，有老师在地震中为救学生而献出生命，最终自己牺牲。这是自私的爱吗？显然不是。我无法相信，在地震那一刻，老师的内心是为了未来的荣耀或赞歌。又如，在战场上，战士为保护战友，甘愿牺牲自己，让对方活下去，这难道是为了死后的荣光？

当然，我并不否定男女之间也能存在真正的爱。夫妻在灾难中，一方为另一方活下去而牺牲自己，这种情感也是无私的。难道我们能说，一方为了让另一方生还而牺牲，是为了换取感动？若命已失，感动又有什么意义？

对我来说，当我爱一个人时，我知道自己爱他。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是否爱他，甚至对自己是否爱他表示疑问，那可能只是自私的情感，通常被视为喜欢。真正的爱不需要任何理由，它自然而然地发生。爱不是因为对方对我好而爱他，也不是因为对方对我不好就不爱他。当你爱一个人至极，你不会在意自己是否得到什么，是否失去什么。你眼中只有对方，唯一的希望就是对方能幸福，即使对方不一定爱你。

试问自己，如果你与对方在灾难中只能有一人存活，而不考虑孩子和家属的因素，你是否能毫无保留地选择牺牲自己，换取对方的生存机会？如果对方不再爱自己，与他人发生了感情，你是否还能无怨无悔地祝福对方，并放手让他追求自己的幸福？再换一个角度：如果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并且你真心爱他，那么未来即便孩子不喜欢你，你是否会因此而讨厌他，不爱他？

不要将爱廉价为情欲上的喜欢

爱没有那么廉价。很多时候，人们在情感关系中容易混淆“无私的爱”和“自私的喜欢”。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人说“我爱你”，但这些话语往往只停留在表面，背后可能隐藏着对情感需求的强烈依赖，而非真正的无私奉献。真正的爱并非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获得对方的回应，爱是一种无条件的付出，是对另一个人幸福的深切关注与无怨无悔的支持。

很多人会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归结为“我爱你”，但这句话可能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牺牲与奉献，而只是情感上的占有与需求。这种“喜欢”是自我中心的，是在乎自己是否被满足，是否得到了回报。而无私的爱则是完全不同的。它并不依赖于对方的回应，不求任何交换，它的核心是让对方过得更好，即便自己需要为此做出巨大的牺牲。无私的爱不在于表面的言语，而在于行动中的深情和责任。当我们把“我爱你”挂在嘴上时，应该警醒自己：这句话背后是否真的是无私的奉献，而非自私的依赖。

有的时候，人们常常嘲笑「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的时候，何尝不是羡慕别人，如果自己能够成为那个被“舔”的人，是否就能享受那种关注、宠爱和无条件的投入？这种心态并不罕见，因为它本质上揭示了人们对“被爱”的渴求。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真诚的关注和喜爱，渴望在关系中不被忽视、被充分珍视。许多人可能会在内心默默地羡慕那些似乎得到了无限宠爱和付出的“舔狗”对象，幻想如果自己是那个被“舔”的人，就能享受那种无条件的关注与爱慕。

真正的爱非常珍贵

我认为爱并非仅仅是短暂的情感波动或是瞬间的激情，它是一种深沉的、无条件的情感，是建立在责任、牺牲和承诺之上的。真正的爱不是单纯的喜欢，也不仅仅是情感上的需求，它更多的是对对方的全心全意的关怀与无怨无悔的支持。在这段关系中，你可能会为对方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生命，但你不会期待任何回报，因为你心中最深的愿望只是希望对方幸福，看到对方快乐。

因此爱不应当被轻易地拿来标榜，更不应该成为自我情感满足的工具。无私的爱与自私的喜欢应当有明确的界限，前者是一种超越个人需求的深切关怀，后者则只是情感的需求交换。爱不是拿来交换感动的筹码，而是一份深深的责任感与承诺，它需要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去落实。在情感关系中，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无条件的、长久的、超越自我需求的爱，这种爱不会轻易因外界的变化而动摇，也不会因为短暂的困难而消失。只有这样，爱才会显得真正高尚，才能在人生成为陪伴自己走下去的力量。

长期以来，我一直都非常依赖电子邮件。在工作的时候，公司要求重要事情一定要用邮件沟通，而不是随便拉一个群进行你一句我一句的讨论。在私人生活中，邮件也给我一定的思考和梳理自己语言的空间。然而，国内多数人都并没有邮件的使用习惯，有的人群甚至不会使用邮件。有些陌生人给我随便发送一句不明所以的邮件内容，有的人甚至连邮件标题都没有，因此也对我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一、邮件和即时通讯软件的不同之处

电子邮件的特点在于正式性、延迟性和便捷性。与即时通讯不同，邮件沟通并不要求双方是“好友”关系，通常只需知道对方的邮箱地址即可开始交流。这种无社交前置的模式使得邮件更加便捷，无需等待好友确认或处理社交关系，特别适合正式、单向的任务需求。邮件的结构化内容（如标题、正文、附件）也方便人们整理思路、组织语言。发送邮件时，倾向于把重要内容一次性表达清楚，提高沟通效率。

即时通讯软件则侧重于日常，更适合熟人之间的即时交流。即时通讯需要双方通过“加好友”确认关系后才能交流，这一设置更适用于频繁互动的熟人圈，便于维系社交联系。比如，家人、朋友、同事之间的日常沟通，消息可以即发即回，沟通过程中也可以随时补充、纠正，形成一种自然的“对话流”。

然而这种交流模式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容易造成效率的降低。在讨论一件事情时，双方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来回沟通，尤其是对一些复杂话题，很难在一两句话中说清。频繁的消息往返，不仅可能产生理解上的误会，还会拖慢处理进度。而且在不断的补充、修正中，很多信息被分散在零碎的对话里，增加了交流过程的混乱，难以做到系统性总结。日常生活中无关紧要的通知、群消息和频繁的弹窗提醒，也会分散注意力，给人带来持续的打扰和压力，使得效率进一步受到影响。

在这种快节奏的社交环境中，邮件提供了一种安静的、慢节奏的沟通方式，适合将重要的内容精心组织、慎重传递。这种方式既减少了即时回复的压力，又能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二、邮件的优势与独特性

1. 信息传递的正式性和可靠性

邮件的独特性在于其信息传递的正式性和可靠性。它通常被用于正式场合，比如工作汇报、项目进展、合同交流等，这些场合对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要求更高。邮件内容带有明确的主题、署名，结构严谨、语言正式，避免了在口头或即时交流中可能出现的误解或轻视。在沟通中，邮件可以体现对信息和沟通对象的尊重，使对方感到被重视和认真对待。此外，邮件的存储相对稳定，发件人和收件人都可以保留完整记录，几乎不易遗失，为后续查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2. 延迟交流带来的思考空间

与即时通讯的“随时随地”相比，邮件的“延迟性”反而成为一种优势。邮件沟通并不要求双方立刻响应，这给了发件人足够的时间去梳理思路、组织语言，从而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同样，收件人也有时间去思考、消化信息，从而做出更周到的回复。这种节奏不仅减少了双方在交流中的压力，也避免了即时回复所带来的仓促感和误会风险，让沟通的质量更高。邮件的延迟性还能让人们在交流中获得心理上的放松，不必总是紧张地关注即时消息的响应，减少了现代社交中的焦虑感。

3. 记录保存与信息管理的便捷性

邮件在信息保存和管理上有着显著的优势。其内容可以轻松按日期、主题、重要性进行归档和分类，便于日后查找和管理。对于需要长期保存的工作文件、项目交流记录或重要通知，邮件不仅能完整保存文本内容，还支持附件文件的长期存储。这种完整性为后期的查询提供了便利，避免了即时通讯中信息碎片化、查找困难的问题。无论是对工作还是生活中的重要信息，邮件系统化的保存模式都让信息管理更加高效、有序。

4. 独立与整合性带来的便捷体验

邮件的独特优势还在于其独立性和整合性。与即时通讯软件不同，邮件并不要求发件人和收件人保持“在线”状态，也无需长期挂着特定平台的应用来确保消息接收。收发双方可以根据各自的时间安排查看和回复，不必担心因不在线而错过重要信息或被频繁的即时消息打扰。

邮件服务还具有高度的跨平台整合性。即使使用不同平台的邮箱（如Gmail、Outlook、QQ邮箱等），用户依然可以将多个邮箱账号整合到一个邮件App中，实现类似短信的便捷效果。通过统一的收件箱管理所有邮件，不仅减少了频繁切换应用的繁琐，也使信息处理更加流畅，降低了多渠道管理的负担。

邮件还具备操作系统级别的支持与通知体验。无论在手机还是电脑上，主流的操作系统（如Windows、macOS、Android和iOS）通常都内置了邮件客户端，并支持系统集成的通知提醒。用户可以通过系统自带的邮件应用接收新邮件通知，不需依赖特定的第三方通讯软件。邮件的提醒方式类似短信，即时显示重要信息，还可以设置复杂的收件规则，避免被频繁打扰。

三、即时通讯带来的“无距离感”与隐私困扰

在国内，即时通讯软件如微信、QQ等已经渗透进了几乎所有的社交和工作场景，无论是同事、客户还是日常认识的朋友，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加个微信联系”。这种无处不在的即时通讯联系带来了便利，但也让人感到“无距离感”的困扰。

1. 失去社交边界：私人生活的隐私困扰

即时通讯的普及让人们的工作、生活、社交变得高度重叠。越来越多的人在工作、办事中被要求“加微信联系”，这让很多人难以保持私人生活的边界。一旦加了微信，生活和工作的界限往往会模糊，有些客户或同事甚至会在非工作时间发信息、打扰，使人很难真正“下班”。这种没有边界的社交模式，让人时常感到自己的隐私被侵犯，甚至产生抗拒心理。

2. 权限设置的繁琐和社交压力

为了在微信上维持隐私，很多人不得不进行各种复杂的权限设置，比如设置“仅聊天”好友、分组权限等，甚至将不熟悉的人屏蔽朋友圈。然而，这种繁琐的操作不仅费时费力，还可能在社交中带来不必要的压力，担心对方发现被屏蔽、隐身等设置导致尴尬。同时，这些设置并不能完全避免陌生人的骚扰。很多人还是会接到不熟悉的人的消息请求，不得不小心应对，甚至要担心对方的感受。

3. 隐私暴露的潜在风险

即时通讯平台要求的“加好友”操作让人们的社交圈暴露在更大范围内。日常生活中交换微信后，对方可以看到你的基本资料、头像，甚至可能通过朋友圈了解生活动态。对于一些希望保留隐私的人来说，这种隐私的暴露可能会带来潜在的风险，不仅让人感到不适，也影响着生活中的安全感。

在这种社交压力下，邮件的交流反而带来了私人空间的保护。邮件仅需一个地址即可联系，不必担心对方直接进入自己的私人空间，也没有“好友”关系的束缚。因此，相较于即时通讯的“无距离感”，邮件提供了一种保留个人隐私和社交边界的方式。

四、邮件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应用场景

1. 工作场景中的应用

在工作中，邮件仍然是不可替代的重要沟通工具，尤其是在正式性和规范性要求较高的流程中。许多工作流程，如合同签订、项目汇报、正式申请和跨部门协作，仍然依赖邮件来确保信息的准确传达。通过抄送（cc）各级领导和相关业务负责人和邮件组，转发重要通知等，完成正式的通知和审批存档。邮件的格式、主题和附件功能使其更适合记录和追溯关键事务，便于上下级、部门间达成共识。此外，许多企业的管理系统，如客户管理系统（CRM）和项目管理软件，通常与邮件系统高度整合，方便员工记录客户往来、保存沟通记录、或跟踪项目进展，提升整体效率。

邮件的收发无需实时在线，这一点也适合工作中需要时间思考、处理细节的沟通。例如，向上级汇报重要项目时，员工可以在邮件中条理清晰地阐述细节，让上级可以在合适的时间查阅与回复。这种节奏不仅尊重了双方的时间，也有助于提升交流的质量。

2. 私人社交场景的适用性

除了工作，邮件在私人社交中也有独特的应用场景。与即时通讯的频繁互动不同，邮件更适合与陌生人联系、维系那些不常联系的关系，或处理需要仪式感的交流，比如正式的邀请函和长时间未联系的老友之间的沟通。给多年未见的朋友汇报生活近况，通过邮件传递的信息显得更加厚重，邮件的正式性与周到也使得这些交流变得特别，让收件人感到被重视和真诚。

在私人交流中，邮件的适用性体现在其对内容的“沉淀感”。它不仅能展示寄件人的真挚情感，还方便收件人长久保存。相比即时通讯，邮件在重要或长篇的交流中提供了更稳定的载体，便于日后翻阅和珍藏。

除了与朋友之间的沟通，邮件在个人与陌生人、团体和公司等的交流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我需要与某些博友交流时，除了在博客上留言外，还可以直接通过邮件进行沟通，不仅能保证内容的隐私性，还能避免打扰到对方。如果在某些软件使用上遇到疑问，可以通过邮件向软件开发者反馈。对于某些公司提供的服务问题，除了提交工单和致电客服外，向售后邮箱发送邮件详细描述自己的问题也是一种有效的解决途径。

听起来，邮件似乎可有可无，但实际案例却充分展示了其重要性。

例如，我曾玩过一款由国外知名游戏公司制作的游戏。在发布中文版后，这款游戏却一直存在严重问题，导致无法正常游玩，中国区玩家只得被迫改用英文版。尽管许多人在论坛反馈或提交工单，客服却多次推脱责任，需求被完全忽略，拖了几个月毫无进展。最终，我找到该公司业务部门总裁的工作邮箱，详细描述了情况并发送了一封英文邮件。对方总裁很快看到了我的邮件，立即安排了一位中文专员与我联系，经过持续沟通与跟踪，最终解决了问题。

还有一次，我购买的口罩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与销售方沟通时对方一概不认。我直接查询了相关主管部门官网提供的邮箱，通过邮件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和证据一并提交给了监管单位。监管单位随即安排人员对店铺进行了检查，不仅提供了执法人员现场督查的照片，还专门对我进行了赔偿事宜。

各种各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就不一一例举了。

五、国内多数人没有邮件的使用习惯的原因

国内邮件使用没有形成习惯，原因非常复杂，根据我的经验，我列举了一些原因。

1. 不会用邮件，历史背景与教育问题

在早期的信息发展阶段，特别是在互联网刚普及的时期，电子邮件的使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当时人与人沟通，多使用公共聊天室、MSN、ICQ、QQ等即时聊天软件与贴吧、论坛等BBS系统，除此之外就是短信和电话。学校教育中对于计算机技能的培训也往往集中在基础操作和文档处理软件的使用上，缺乏对邮件功能和礼仪的系统教育。这导致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对邮件的使用不够熟悉，甚至不知如何撰写正式邮件。

加之许多中小企业工作场合，由于公司规模小、内部运作不正规，并不依赖邮件办公，在招聘时只考察专业能力，并不考察邮件沟通能力，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局面。

2. 喜欢和别人套近乎，社交文化影响

在中国文化中，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即时通讯软件（如微信）在这一方面更具优势，因为这类软件提供了更为轻松的社交方式，可以通过加好友来快速建立联系。许多人倾向于通过熟人关系进行交流，邮件作为一种相对正式的沟通方式，难以适应这一习惯。此外，即时通讯的“即时性”与非正式性让人们在沟通中更容易建立亲密感，而邮件常常被视为严肃的交流方式，限制了这种轻松的社交氛围。

3. 自己的事情优先级高，不在乎打扰别人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许多人倾向于希望快速解决自己的问题，不太考虑他人的时间和回复节奏。即时通讯的“秒回”文化使得人们习惯了快速交流，不希望等待。这种心态导致他们在沟通中表现出急迫的需求，认为及时回应是一种礼貌，而邮件的延迟性和缺乏即时反馈的特点反而被视为一种效率低下的沟通方式。人们常常倾向于使用即时通讯软件来获得快速响应，而不是通过邮件这种更需要时间来思考和构思的方式。

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人们在与他人沟通时，常常错误地将邮件当作即时聊天软件使用。这种误用不仅体现在缺乏合理的格式和礼貌用语上，很多时候，信息内容也显得特别简单，往往只是一句话、含糊不清地表达自己的诉求。这种随意的沟通方式不仅降低了信息的清晰度，还容易造成误解，影响沟通的效果，从而给对方造成不良的印象。对方可能会认为发件人缺乏专业性、重视程度不足，甚至可能影响后续的关系和沟通。

这种现象更反映了国人对即时通讯软件中“追问”环节的依赖，而不是在一开始就一次性清楚地阐述自己的问题。许多人在寻求帮助时，仅发出一个简短的“XXX不能用了”，然后等待对方主动询问细节。这种沟通方式就像挤牙膏一样，一点点提供信息，而不是全面地表达问题的背景、前因后果及具体情况。提问人懒于站在对方角度思考，只想把自己的困难抛给对方。

这种现象的背后，可能有几个原因。即时通讯软件的设计让人们习惯于快速、简洁的交流方式，导致他们在面对邮件这种相对正式的沟通工具时，仍然保持这种习惯。许多人可能缺乏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的意识，未能意识到提供充分的上下文信息对于解决问题的重要性。相反，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等待对方的追问能让交流更加轻松、自然。这种依赖追问的方式不仅使得问题解决变得低效，还可能让对方感到困惑和不耐烦。

事情背景

我从四年前开始患上重度的抑郁症，后来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自杀未遂，辞职在家治疗了几年，这是一段很痛苦的过程。今年5月份的时候，终于可以勉强不借助药物“正常”生活了。

因为长期没有上班，所以一直对房租的价格特别在意。十月初，因为房租涨的太贵，我刚从同小区住了三四年的另一栋楼，搬到这栋同户型的房子，依然是90平，两梯四户（两电梯两楼梯），8年房龄，两室一厅。

日常作息

日常的作息是这样的，朋友在十几公里外的互联网大厂上班，每天晚上十点左右才回家。回来后可能会洗漱，和我说说话，或者看看电视，一般十一点半就会准点上床睡觉了。我因为长期疾病的困扰，基本睡的都很晚，三四点后才会睡着，所以在他十二点前睡着后，我也会很安静的在家里待着，做自己的事情，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第一次被投诉

刚搬过来的一个星期后，周五的晚上十点多，我和朋友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电视的音量也只开到了15，窗户也都关闭了，结果就有人来敲门。开门一看是物业，物业说声音小点，说我家里有吵闹的声音，有邻居投诉。我说我们没有人在家里活动，两人一直在沙发上看电视。物业说，在防盗门外能听到屋内的声音。

当时我们很疑惑，在门外听到客厅的声音本来就是正常的吧？左邻右舍之间隔着两道防盗门、一个楼梯间以及多个房门，另一侧的两户邻居甚至还多一道防火门，按理说隔音应该足够。更何况，我的客厅紧邻的是隔壁的客厅，并非卧室；而电视墙后面是我们的卧室和厨房，隔壁并不挨着卧室。

如果是楼下投诉就更无法理解了，首先客厅的楼下也是客厅，其次我们一直坐在沙发上，没有走动，更没有挪动任何家具桌椅，并且家里的地板上还铺了地毯，桌椅下方都垫了缓冲垫。

我们也把疑问告诉了来巡查的物业，表达了我们的疑惑，也问了具体是哪一户在投诉，物业则含糊不词，说也不知道哪一户投诉，就只知道有投诉有噪音，说是我这一户产生的。最后也没有给出确切答案，事情就不了了之。

也因为这次的投诉，当天晚上我就失眠了，通宵没能睡着，一直在思考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二次被投诉

在接下来的一周，我一直都小心翼翼的生活，看电视音量从15调到了10（10以下我自己都听不清电视里在说了什么），日常分贝测试也不超过20，一到晚上走路都很轻，精神紧绷的过了一周。我因为双相情感障碍的关系，对于这种敲门投诉本来就很敏感，好不容易放松的精神因为这个躲在暗处未知人士的投诉，时刻处于紧绷状态，感觉有一个人在暗处一直在监控我一般。

这周五晚朋友回家后，我和他依然在沙发上用10的音量看电视，时不时互相交流下剧情。刚到11点，结果门外又有人来敲门，开门一看又是物业，说又有投诉，说让我们小点声。我说我们家里没什么声音啊，都在沙发看电视呢。物业说家里有人说话和笑的声音，在门外能听到。我朋友和物业再次确认，到底是谁在投诉，物业也死活不说。

这个时候我状态就有点不对了，我明明小心翼翼了，电视已经很小声了，门外都已经听不到了，难道连在家正常说话都不让说了吗？窒息感顿时袭来。这种暗搓搓在暗处偷偷打小报告监视我生活的人真的让我的精神快崩溃了，物业走了之后，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我朋友看我状态不对劲，直接给物业前台打电话，质问对方，说我的精神状态已经被邻居恶意投诉搞崩溃了，要求物业告知到底是哪一户在投诉，好方便我们解决问题。如果不提供，直接报警且起诉物业。物业一看事情闹大了，赶紧透露说是楼上投诉的。

没想到不是左边也不是右边，更不是楼下投诉，而是楼上投诉，我听到后直接蒙了。上次被投诉完我就彻夜无法睡觉，熬到了第二天，一直在自责和自我反省，到底是我哪里做的不对。这一周精神就已经很不好了，一直处于紧绷状态。现在又来一次，意思说我在家里天天躺着啥事都不能做？

面谈与崩溃

朋友带着我直接坐电梯上楼，敲楼上的门，问问到底怎么回事。过了一会，门里面传来一个三十多岁女性的声音：“谁啊？”，我朋友说：“楼下的，你不是投诉了吗？”，屋里面愣了一下，可能在猫眼偷看，直接气冲冲的对门外喊：“你们扰民了知道吗？”

本来我的精神就处于崩溃的边缘，被屋里的人这么一喊，直接崩溃，浑身颤抖，直接瘫坐地上，当场就哭了出来。这个时候我的疾病复发了，我的崩溃状态是我无法自主控制的。

我在楼道向我朋友哭诉：“生活容易吗？治疗了几年好不容易停药几个月，又被她给搞崩溃。日常生活怎么会没有任何声音？她们每天在楼上咚咚咚走路，下水道冲水，用砧板做菜，甚至还有东西砸地上，翻找东西等等，我在楼下都能听到，也吵的我很烦，我也没说啥，大家都互相理解。为什么我们这有一点说话的声音她都要一次次投诉？折磨人很好玩吗？在这个小区住了这么多年，上上下下几十个邻居，怎么就她天天在投诉？如果睡眠质量差，是不是因为神经衰弱或者失眠？是不是得去看医生或者吃药？”

我的朋友看我状态很差，也看那位女士悄悄的在门后不露面，我朋友直接选择了报警。等了几分钟警察才来，我朋友下楼去拿劳拉西泮应急，让物业和警察控制我的情绪。警察对我说“现在在执行公务，你别坐在这里”，我当时正处于发病状态，根本听不下去，最后警察只能让我先挪到墙角坐着。吃完药后，警察也在一点点安抚我的情绪，在此期间也在楼梯间试图问一下情况。而那位女士即使警察来了，也没有出门，一直在门内偷听，似乎与自己没任何关系。

了解完情况后，警察和物业搀扶我去楼下看看情况。经过一番查证，的确我们这边并没有什么异常情况，电视的声音也并不大。我就先在家里，一个物业人员留守在我身边，随后警察去楼上敲开了楼上的住户门，核实情况。同时楼下的物业配合警察将电视调到50，这个音量在家里已经是耳朵受不了的程度了，在楼上观察声音的传导情况。确认完毕后，警察下楼说，电视声音10-20在楼上基本是听不到的，但是在客厅正常说话，楼上是能听到说话的嗡嗡声，虽然听不清。警察下结论说，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这个是楼板隔音的问题。接着警察问我们诉求是什么？

我朋友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并没有故意制造出噪音，我们日常在家说话，是我们基本的生活权利，并且我们已经尽可能减少声音的传递了，你要说晚上不让我们说话，这显然不现实。而且我是法学专业的，这点声音根本不够成违法，这种投诉明显就是恶意投诉了。而且我的朋友双相情感障碍好不容易好转，被这人一折腾，直接病情恶化，这件事我们回头还要保留起诉的权利。”

警察说：“那现在具体需要我们怎么做呢？” 我当时还没从崩溃中完全缓过来，但是由于楼上那个人从头到尾一直在暗处，根本不敢和我们见面，只知道在背后投诉。我对警察说，我希望她下楼当面对我道歉。警察听完直接上楼去找楼上协商了。

大概是和楼上谈妥了，警察带下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士，抱着不好意思的态度来到我家里，看我这个状态，也不好说什么。最后憋了句：“本来是邻居也是互相忍让，但是这些天你们搬过来后，我一直没睡好。”

我说：“你在卧室，这点声音都让你睡不好，代表你睡眠有障碍啊，要么是失眠要么是神经衰弱，一点点声音都受不了。我们这里也有安眠类药物没吃完的，要么你去看看，如果不想买药我们这边也有药你先吃着？毕竟我朋友每天晚上十点后才下班回来，总不能不让我们日常作息了吧。”

她苦笑着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了，主要是你们声音太大了，太吵了，不然我也不会投诉”

我说：“我们并没有大声说话啊……警察也可以作证，我们楼下正常音量说话楼上都能听见嗡嗡声，你让我咋办？我们也不是故意产生噪音，难道每天晚上我得贴着朋友耳朵说悄悄话才行？ 请问我每天晚上四五点睡，你有听到我有声音吗？我每天都紧绷着生怕吵到邻居。”

她说：“这倒没有，四五点我早睡着了。”

我说：“那不就得了，你也知道互相忍让，因为我睡得晚，我每天在次卧睡觉到早上的时候，一直被你们楼上走路的咚咚咚，找东西声音，剁菜和冲水的声音吵醒，我从来就没投诉，一直都在忍着你们，我什么也没说。你倒好，我们在家里说话，你一次次躲在物业后面投诉，而且还不敢来亲自敲门说，暗暗的让物业来说，让我们猜，你知道你的这个行为给我造成了多大影响吗？你睡不着就说我们是扰民，我被你搞的没法睡觉我又该找谁？你要是正大光明的来敲门协商，事情都好办，你背后偷偷告状几个意思？”

她被我搞的有点尴尬，说：“我是东北的，说话直了点，抱歉，主要不还是考虑当面上门事情就严重了吗，所以就想让物业来找你们调解一下。”

我说：“就因为你不露面，搞的我这一个多星期过的什么日子？你根本不清楚我提心吊胆过日子什么感觉，我好不容易治疗有所缓解，被你一搞我日后怎么办还不知道，你要是不信，我三四年来的所有双相的病历和药都在这里，你可以亲自确认。你把我搞崩溃了，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到时候我无论做出什么事都不知道，伤害自己伤害别人都有可能。”

事态缓解与后续影响

警察看事情有点僵持，就说：“物业加你的微信，以后有什么问题直接微信沟通，就别敲门了。” 我说：“算了别找我，为了稳定病情我不能接受任何刺激，为了治疗我都四年没回家过年了，为了这个事情你们微信联系我，我受不了，要联系也联系我朋友。”

昨晚事情结束后，我一直情绪崩溃到三四点才睡着。

今天早上十点多，我就再次被楼上的走路声、翻东西声音、东西砸地上声音、剁菜声音给吵醒了，根本睡不着……

这种“恶人先告状”的自我中心的行为真心让人难以接受，我处处忍让她们的日常生活声，她却不允许我在自己家里说话，我的忍让换来的竟是无休止的投诉。

闲来无事测了一下我的这个网站的全球的DNS解析情况，就用一些工具进行了全球长PING，意外发现我的网站在江苏地区全部被DNS劫持到了「221.228.32.13」。

经过一番搜索，这个应该是江苏反诈的污染IP清单。我又测了一下其他的网站，在江苏地区一切正常。我反思了一下，我只是一个个人博客，之所以会被江苏反诈盯上，应该是有他们所认为的“敏感”话题吧，虽然我自认为这种事根本算不上“敏感”，也上升不到需要屏蔽的程度。

在这里我谈论过我的性少数群体身份，我谈论过我的信仰，我喜爱的亚文化圈，我的病情与自我认同，也都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单纯叙述我自己的事情。这些内容也丝毫和「诈骗」扯不上任何关系，却被认为是「诈骗网站」，实属有点抽象。

关于申诉，则不考虑了。我看网上有不少人尝试申诉过，过程无比复杂，需要提交各种材料。我的话就算了，既然这么麻烦，干脆不要去做，想屏蔽就屏蔽好了。面对这种事情，我能做的也不多，之所以把服务器设立在中国境外，也只是单纯无法接受中国境内太多的手续罢了，没什么特殊原因。

无论是否接受，我就是我，这是事实。这是一个展示我自我内心的平台，尽管可能会不被某些地区的主流文化认同。不管是否接纳，我，以及我这类人群就是存在着。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坦然接受现实。

距离上一次搬家已经三年多了，这次的租约到12月到期。房租不断上涨，以前通过中介租的房子，中介为了自己的利益，禁止租户和房东直接沟通。后来通过一些渠道拿到了房东的联系方式，经过沟通发现，涨价的并不是房东，而是中介，而且中介抽成比例非常高。三年前租房的时候，房租大概是每月5000元，现在已经涨到6000元。

原本打算和房东商量，等租约到期后避开中介续租。然而中介却要求房东清场三天，并通过中介的验收，才能终止与他们的合同。这个方案最终无法实现。

从今年七月开始，我们就在找合适的新房。由于小区物业有自己的租售处，可以直接与房东签约，价格相对便宜，一般在4500元左右。不过，由于没有中介参与，房屋的硬件条件完全看运气。一直到了九月底，才找到一套合适的高层房源。之所以考虑这套房，是因为装修不错，层高也高，采光良好，视野开阔（还能看到北京市中心），面积约89平米。但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必要的家具和电器。

基本的生活设备如床、冰箱、洗衣机都没有，沙发也坏了，没有电视机，玻璃台面的餐桌桌腿已经生锈，厨房的水池还漏水。所有这些都需要自费处理。如果自己购置家电，日后搬家时，运输这些物品也会成为一笔不小的支出。10月1日签合同时，我们和房东商定，第一年每月减免500元的房租，用来抵扣部分家具和电器费用（包括沙发、餐桌、床、冰箱、洗衣机等），一年后这些物品的产权归房东。由于需要购置和维修的东西较多，入住日期从10月7日算起。

接下来的十一假期，对多数人来说是放松的时间，而对我们来说，却是痛苦的搬家日。签完协议两天后，搬家时才发现次卧缺少暖气片，采购和安装费加起来花了一千多元，因为没有在签合同前提前提出，这部分费用只能自付。签合同时电视机的费用也忘了计算进去，这部分也需要自掏腰包。以后如果再次搬家，如何处理这些家具和电器还得自己操心。好在厨房下水道的问题是在签合同前提出来的，所以物业作为介绍方，承担了配件的采购和上门维修的费用。

尽管事先对房屋的关键部分进行了检查，国庆期间还是发现了新问题。比如，三个纱窗坏了，更换一个要几百块，考虑到成本，只能自己买纱窗胶带进行修补。与中介的模式不同，所有物品的采购、运输、安装都需要自己负责，房屋的损坏也得自己买材料修理或者花钱找师傅帮忙。过去遇到这种问题，直接交给中介，工单提交后自然有人来处理，费用也包含在了租金中。

家里的书和杂物特别多，约搬家公司来估算时，他们预估光是书就能占用五六个立方，还有几十个收纳箱，总量大概十个立方。除去这些书和收纳箱，剩下的物品大约有16个立方，搬家公司预估总费用为3600元左右，最高计算量不超过18个立方，超出的部分由他们承担。为了省钱，外加新的住处和原来的住处在同一小区，所以我们决定自己搬走书和收纳箱，剩下的16个立方物品交给搬家公司搬运。如果自己搬不完，搬家公司会帮忙，但要按实际产生的立方数加钱。我从网上订购了一辆承重力较强的小推车，配合家里几个空收纳箱，花了三四天时间来回几十趟，才把书和收纳箱搬完，还顺带运了几趟大件物品。

10月5日搬家的那天，搬家公司五个人一早就来了。因为新家里的沙发和餐桌不能使用，需要处理掉，提前和物业协调过，可以把它们放到地下室，有需要的人可以拿走，于是当天让搬家公司先帮忙把这两件大件搬下楼。

处理完这些后，正式开始打包，一直忙到中午才打包了一半。附近没什么吃的，国庆期间便利店也没准备多少盒饭，我们订了七人份，几乎把店里的现做盒饭扫空了，甚至因为便利店菜量不够，我们自己的两份盒饭只有两份菜，师傅的是三份菜。原本想让师傅们在家里吃，但他们坚持到楼下去吃，我们也不好强求。下午又打包了两个多小时，装满了一整辆卡车的东西，还没完全装完。搬家队长说，一辆卡车的容量是18个立方，除去他们自己的设备和包装物，还剩16.5或17.5个立方（我记不太清了）。我们决定先运一批过去卸货，留两位女士继续打包厨房剩下的易碎物，然后再用推车分批运过去。

等所有东西打包运输完毕后，搬家公司最终按16个立方的价格收取了3600多元，并没有额外收取搬运两件大件家具的费用。

其实最麻烦的才刚刚开始。1号到4号，我一直在自己搬书和收纳箱，搞得浑身酸痛，膝盖也肿了。5号搬家公司搬完家后，面对新家里堆满的几十箱物品，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心里满是绝望。一边整理，一边崩溃。虽然箱子上都做了标记，但有些东西还是找不到。而且即便找到了，打开箱子后才发现，这些东西根本没地方放。望着堆成小山的搬家箱子，从5号到7号，我一直在崩溃与恢复的循环中徘徊。也许是因为目前的心理状态下，我本来就不擅长处理这种事情吧。

幸好他保持了冷静，逐步安排拆箱工作，情况才慢慢好转。直到今天，拆箱工作才算彻底结束。不过沙发和电视机还没到，大概要等到10号或14号才会送来。下个月还要把门锁换成智能门锁，旧门锁实在太破了，而且过去几次忘带钥匙不得不找开锁公司，我实在不想再体验一次那种尴尬了。

这次搬家，我们的额外开销也不小，零零碎碎加起来得上万元。但总算一劳永逸了，比每个月被无良中介剥削要好。

提到第三方博客平台，最著名的无疑是 WordPress。此外，还有 Blogger、Medium 和 Wix 等平台提供类似的服务。然而，在国内，这类平台正逐渐消失。十几年前，国内的综合性第三方博客平台几乎随处可见，知名的包括新浪博客、网易博客、搜狐博客、QQ 空间和百度空间等。当然，这些还不包括各种中小型或技术类的博客平台。

随着国内互联网的发展，博客的地位逐渐下降。自从新浪推出微博后，新浪博客的流量开始减少，直到如今几乎处于半废弃状态。2018 年，网易博客宣布停止维护，并引导用户迁移到 LOFTER，而目前 LOFTER 需要用户登录才能查看内容。搜狐博客这些年也停止了运营，各种文章仅博主本人可见。QQ 空间则几乎无人再写日志，已被朋友圈和说说功能取代，且其主要定位为熟人社交，不支持未登录访问。百度空间早在转型失败后便已关闭。

大多数博客平台逐渐向轻博客或社交网络服务（SNS）转型。十多年前，我曾使用的几个博客平台关停后，我决定搭建独立博客，不再依赖任何平台。而我日常的一些碎碎念和图片分享则转移到了各类 SNS 平台上。实际上，一些 SNS 平台与博客的界限并不明显，比如 Tumblr 和 LOFTER，这类“轻博客”也可以用作社交平台。

Tumblr地址：https://bearamaru.tumblr.com

与邻国日本相比，尽管互联网流量也逐渐从博客平台上流失，但依然有一些老牌的专业博客平台继续提供完善的服务。例如，FC2 这家公司成立于 1999 年，随后推出博客业务，并在 2004 年迅速成为日本最大的博客服务商之一。虽然我在零几年前注册过账号，但早就忘记了密码。前两年我重新注册了一个新账号，用来上传各种自制视频。

目前FC2对申请博客业务似乎有一些严格的限制，比如 IP 申请频次的限制，费了半天精力才终于申请成功。不过，他们的后台确实很专业，用户界面设计也非常“日式”，操作逻辑也很老旧。不过最终的效果还是不错的，看来未来可以用来更新一些碎碎念。

博客地址：https://bearamaru.blog.fc2.com

此外我还尝试了另一个博客平台——livedoor Blog。我之所以了解到这个平台是因为最近读了一本雨穴的推理小说《怪画谜案》，书中有一张博客“七篠レン 心の日記”的截图。根据小说的截图，地址栏显示的域名是“nanashinoren.kaijari.jp”，尝试后发现该域名目前无法访问（无DNS解析记录，域名尚未注册）。

起初我以为这是虚构的博客，但查询后发现这个博客确实存在，真实地址是“nanashinoren.blog.jp”。访问后，页面内容与小说中描述的完全一致（上百篇日志及发布时间均吻合）。这个博客的平台正是拥有“blog.jp”域名的 livedoor Blog。

livedoor 最早成立于 1997 年，并在 2005 年因并购富士电视台而声名鹊起，成为日本三大门户网站之一。livedoor Blog 业务似乎是于 2003 年推出的，算是一个相对老牌的服务。

经过一番折腾，我的新博客看起来还不错。

博客地址：https://bearamaru.blog.jp

不出意外的话，后续这两个博客将如Tumblr一样，同步更新一些照片和碎碎念的内容。

盗版书的泛滥现象确实令人头疼。前几天，有人问我如何购买《死灵之书》的正版，因此我想借此机会分享一下我的购买经验。

目前这本书只能通过二手渠道购买，市面上已经没有全新的版本了。然而，高价并不一定能保证买到正版，仍需要依靠自身辨别。我曾经花了二手正版的价格买到一本盗版书，二手商家（天猫店）也对此感到困惑，认为自己不应该售出盗版产品，并与仓库协商调查货源。

由于盗版书是通过扫描正版再复印制作的，因此在印刷质量和材质上存在诸多问题。后来我通过其他途径购买到一本正版书，便进行了详细的对比。

封皮与腰封

盗版的封皮和腰封均为哑光材质，整体印刷呈灰暗的绛色。而正版的封皮在灯光下有流光质感，腰封与封皮材质相近，整体呈现出酒红色。

盗版的封皮文字，为烫金效果，摸起来有立体感。正版的封皮文字为印刷上去的，摸起来无立体感。盗版的文字与背景图的相对位置与正版也有一些差异。

封底与扉页

盗版的封底和扉页呈暗红色，正版则是鲜艳的大红色。有趣的是，正版与盗版的花纹是上下颠倒的：以封底与扉页靠中心位置的大花纹的笔刷判断，正版的笔刷呈现向上拱形的「n」型，而盗版的笔刷则为向下凹形的「U」型。

封面

盗版的封面颜色为大红色，正版为酒红色，两者差异明显。

堵头布

盗版的堵头布为白色，而正版则是暗红色。

印刷质量

盗版的印刷存在油墨不均的问题，图片和较粗的字体都表现出严重的油墨失衡，部分文字甚至模糊不清。这是因为盗版通过扫描正版的黑白版再印刷，导致手稿文字糊成一片，无法识别。相较之下，正版的每一页文字和图像的印刷都十分清晰，油墨深浅均匀，手稿文字也清晰可读。

做旧效果

盗版由于是扫描后再次印刷，页面做旧的颜色过深，部分页面甚至影响了正文的阅读。而正版的做旧效果较浅，最深的页面也不会妨碍文字的辨识度。

书口与书根

从书口和书根的做旧效果来看，盗版的颜色明显偏深，而正版的颜色相对较浅。

目前辨别盗版最便捷的方式还是通过堵头布的颜色，但未来盗版商可能也会改进这一点。因此，多角度的对比分析仍然非常重要。

很早就发现，我的博客在Inoreader有多个订阅源，但是一直没注意，以为是什么BUG导致。今天顺手去看了下，发现了一个比较郁闷的问题。

Inoreader会自动从用户提交的RSS链接中收集整理站点信息，并将其整合到自己的订阅源搜索中，以方便用户可以通过关键词搜索订阅源直接订阅。如果在Inoreader的订阅源菜单中搜索关键词「白熊阿丸」，会出现两个搜索结果：

之所以出现两个结果，是因为第一条结果和第二个结果的订阅链接不同。根据「更新日志」的记录，2022年4月28日我曾将博客的域名从主域名「bxaw.name」和「www.bxaw.name」迁移到了子域名「blog.bxaw.name」。由于主域名「bxaw.name」拿来放个人介绍页面了，所以就没做301重定向。

也因为这个原因，之前的RSS订阅地址

https://www.bxaw.name/feed/

就失效了，新地址为

https://blog.bxaw.name/feed/

然而Inoreader无法识别这种改动，就出现了新的一模一样的订阅源，旧的订阅源虽然不再更新，但是依然能搜索到。我当时也忽略了这个问题，一直拖着没管，直到今天才发现。

更难受的是，旧的订阅源目前为止的followers比新的多不少。为了临时解决这个问题，我给旧的RSS订阅地址做了一个判断，当访问的是/feed/路径，则302跳转到新的域名上，Inoreader的旧订阅源也因此恢复了更新（虽然只能更新最新的一些文章）。

目前我没发现什么让这两个搜索结果合并的方法，姑且就先这样吧。这件事也给我一个教训：不要手欠乱改域名。

这段时间的生活实际上挺浑浑噩噩的。由于正值酷暑，没有精力自己做饭吃，每次去一趟厨房，做好饭菜大汗淋漓，实在难受。

在日常生活方面，也缺乏明确的计划和安排。月初的时候，我基本泡在《光遇》这款游戏里。对于老玩家而言，这游戏真的是无聊透顶。然而我之所以还在玩，是因为可以在其中遇见各种各样的人。归根结底，这不过是一款披着冒险、音乐、解谜、换装等玩法外衣的社交游戏，不断地结识新朋友，和他们聊天、玩耍。

最近几个月，我对游戏的3D眩晕感越来越严重，几乎无法长时间玩大型游戏。一旦玩久了，便会觉得恶心，一整天都晕晕乎乎的。因此，我家的PS5基本上成了摆设。最近《黑神话：悟空》爆火，但我也只能望而却步。说来惭愧，作为一个手残的玩家，这种考验操作技巧的魂类游戏一直让我头疼不已。之前的《艾尔登法环》我也是再三犹豫，最终还是没买。同时我也会担心如果一直卡关，容易造成我的双相情感障碍病情复发。

七月的新番中，有一部叫《天穗之咲稻姬》的动画，是改编自同名游戏。几年前，我在NS上玩过这款游戏，但由于中途卡关就没继续玩。这个月，我鼓起勇气再次通关（当然，是忍着3D眩晕玩下去的）。游戏的主题曲很不错，因此我把歌词翻译了一版发布在B站和YouTube。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对种田辛劳的描绘，让人不禁感叹古人的艰辛。

如今的日本动画制作水平真的令人堪忧，各种画面崩坏，战斗场面如同PPT演示，连厕纸的质量都赶不上。这一季的新番里能看下去的作品寥寥无几，很多评分甚至过不了5分。按我的个人喜好，推荐几部：《擅长逃跑的殿下》、《败犬女主太多了》、《拉面赤猫》、《乌鸦不择主》和《这个世界漏洞百出》。其中，《擅长逃跑的殿下》和《败犬女主太多了》这两部的制作相当精良，看得出很有资金。《乌鸦不择主》改编自小说《八咫乌系列》，最近我打算补完这系列小说。这部动画的ED是志方あきこ（暂译作志方晶子）创作演唱的「永远/とこしえ」，志方大神的作品一如既往地精彩，可惜的是一直没有推出完整版，只有一分半的版本。《拉面赤猫》里各种不同性格的猫咪很有趣，适合当下饭剧看。《这个世界漏洞百出》有点低预算，但如果不在意这些倒也无妨。

国产动画方面，我在追两部，一部是改编自耳根小说的《一念永恒第三季》，另一部是《仙逆》。耳根的第一部小说《仙逆》可以说是我上学时最早接触的修仙文和爽文了，带着情怀追了动画。不过动画节奏太快，像是在快进一样。《一念永恒》小说是近两年刚看完的，整体挺有趣的，动画版改编得也不错。这部作品与之前的《仙逆》《求魔》不同，主角的境遇没有那么惨。一直到了《三寸人间》，感觉耳根彻底放飞自我。虽然小说本身还行，但动画改编的质量实在难以恭维，我直接弃坑了，看不下去。《求魔》和《我欲封天》不知道何时能动画化。

我平时看书比较杂。自从把Kindle抛弃后，我开始用文石的电子书阅读器，几乎每天都会抱着这个大墨水板子看书，虽然面积大有点重，但还算方便。我什么书都看，类型非常广泛，喜欢先看电子版，如果觉得好看才会买实体书收藏。因此，我买的实体书大多是摆着收藏的，真正用来看书的反而很少。

除了网文外，我还看一些日本的轻小说、侦探悬疑小说，还有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等，也会读一些学术书、技术书。最近除了研究神学书籍外，我刚读完轻小说《OVERLORD》的第十六卷，感觉这部作品越写越无趣，陷入了异世界轻小说常见的通病。作者试图写一些有深度的内容，但笔力有限，结果写成了一堆数值和技能的罗列，除了主角外，其他人物的形象都非常单薄。最后成了一个没什么道德观、没什么能力的主角，带着一群拍马屁的手下的故事。读的过程中，我甚至有些生理不适。好在只剩两卷就完结了，既然已经看了这么多，就算含泪也要看完。

最近还读了一本短篇侦探悬疑小说《怪屋谜案》，文字不多但很有趣，读得我毛骨悚然，就像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另外在读的书是《查令十字路84号》，我是在看了电影之后才知道这本书的。最近还打算把《使女的故事》的续作《遗言》给看了。几年前我啃过英文版，后来没继续看，这次有了中文版，就打算继续读完。《使女的故事》被改编成了美剧，原作看不下去的人可以选择看这部改编剧。这部作品从女性视角出发，揭示了一个宗教极端主义（极端原教旨主义或极端基要主义）政权下社会对人群的迫害，受害者不仅是女性、性少数群体，也包括了大多数普通人。

好了，就写到这里，感觉像是汇报工作（bushi）。

光遇新的节日开始了，在2024年法国巴黎奥运会开幕之际，光遇在落日竞技场举办了活动「Sky: Children of the Light Tournament of Triumph」（光遇凯旋锦标赛），还复刻了圣岛季先祖「热血运动员」。

这里记录了自己参加运动会的过程～

光遇运动会流程全记录（一）

这个视频记录了活动第一天开幕式及第一天与第二天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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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遇运动会流程全记录（二）

这个视频记录了运动会第三天的比赛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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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遇运动会流程全记录（三）闭幕式

这个视频是最后一期～是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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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遇游戏二重奏季第一天，和朋友们在小屋的天台上望着夕阳，聆听朋友们演奏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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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26日更新

二重奏季第三天，兑换到了第一个三角钢琴。我的好友瑾傍晚用二重奏季的三角钢琴连弹五首，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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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光遇叫害羞，筑巢季结束啦，已经兑换了大多数的家具，所以这次又进行了一次装修。下面是第二次装修验收的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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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在网上遇到一些焦点问题时，总有不少持着强烈主观臆断的人群，不讲逻辑与事实进行情感发泄。通常这些人群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因为对方根本不会听进去你说了什么。如果使用严谨的事实与逻辑进行反驳，对方可能还会被戳到痛处般对你个人进行言语侮辱和人身攻击。

这让我想到之前有人总结过一种「中国逻辑」：

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

用大白话来讲，这些人：

1. 问态度，不问事实：更关注人们的态度和立场，而不是事件的具体事实。
2. 问动机，不问是非：更在意动机背后的原因，而不是事情的对错。
3. 问亲疏，不问道理：更注重关系的亲疏远近，而不是道理的本身。

在这种逻辑下，事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他人要与自己站在同一个阵营上。当然，我认为这个叫「中国逻辑」并不是一个恰当的命名，因为这种逻辑虽然在中国比较广泛存在，但不代表在其他国家并不存在，冠以「中国」二字，未免存在一些地域歧视。

好奇心驱使我，想看看是否有人对这种「中国逻辑」产生异议，果然在知乎看到了有人提出了这个。有人看到这个逻辑被冠以「中国」两字，便开始站立场，认为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是一个「崇洋媚外」支持美国的人， 并提出了如下的反驳：

怎么评价美国逻辑，问左右不问行为；问黑白不问对错；问利益不问意义？

解释一下，大概可以理解为：

1. 问左右不问行为：更关注政治立场（左派或右派），而不是具体的行为。
2. 问黑白不问对错：更强调立场的鲜明（黑或白），而不是事情的对错。
3. 问利益不问意义：更重视利益，而不是事情的意义或价值。

当我看到这个回答的时候，第一感觉是：为什么要通过说明其他人也不合理，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种反驳方式通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转移注意”（Whataboutism）或“指责对方”（Tu Quoque）逻辑谬误。

转移注意“那他呢”（Whataboutism）逻辑谬误

「Whataboutism」这种逻辑谬误指的是，在面对批评或指控时，他们并不直接回应或辩解，而是通过指出其他人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的类似或更严重的问题，来转移注意力、减弱批评力度或为自己辩护，试图将焦点从自身问题转移到其他问题上。

A: “你不应该在工作时间刷微博。”
B: “上次C也这么做了，你怎么不去说他？”

在这个例子中，B并没有直接回应A的批评，而是转而批评C，从而转移了讨论的焦点。在B认为，因为C也存在类似的行为，所以自己的行为也是具有「正当合理」「无需批评」的。这种反驳方式通常存在下述问题：

1. 转移焦点：通过引入其他问题来避开原始问题的正面回答。
2. 模糊责任：试图通过指出他人的错误来减轻自身的责任。
3. 破坏对话：这种策略往往会导致讨论的偏离，无法解决核心问题。

因此，「Whataboutism」一般被视为一种逻辑谬误，因为它试图通过转移话题来回避问题本身，而不是直接应对或解决问题。这种策略可能会使讨论变得无效，无法达成实际解决方案。

指责对方“你也如此”（Tu Quoque）逻辑谬误

而「Tu Quoque」这种逻辑谬误属于个人攻击的一种。它通过指出对方（批评人）在行为或言论上的矛盾，试图削弱对方的论点，而不是直接回应或反驳对方的论据。

还是用上述的AB来举例子：

A: “你不应该在工作时间刷微博。”
B: “上次你也这么做了，你怎么有资格来说我？”

「Tu Quoque」谬误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偏离了讨论的中心。虽然指出对方的伪善行为可以揭示对方的不一致性或不诚实，但这并不直接影响原本的论点的真伪或有效性。一个论点是否成立，应该基于逻辑和证据，而不是提出论点者的个人行为或特征。

1. 个人攻击性质：集中在对方个人行为或言论的矛盾之处，试图通过揭示这种矛盾来削弱对方的论点，而不是直接回应对方的论据。
2. 转移注意力：这种谬误通过将注意力从讨论的主要论点转移到对方的行为上，使得讨论偏离了中心问题。
3. 伪善指责：通常伴随着对对方伪善行为的指责。通过指出对方没有遵循自己所倡导的行为标准，试图暗示其论点不值得信赖或采纳。
4. 逻辑缺陷：没有直接解决或反驳对方的论点，而是依赖于对方行为的一致性。即使对方确实表现出行为矛盾，这也并不自动否定其论点的有效性。

回到上述的辩论中，当有人指出「中国逻辑」中的问题时，反驳者通过强调「美国逻辑」中的问题来回应，试图表明批评者无权批评，因为他们自身也存在问题。

在心理学中，这种反驳方式可能是为了减少认知失调。认知失调指的是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种互相矛盾的信念或态度时所产生的心理不适。通过指出对方的问题，可以减轻自己面对的矛盾和不适。而转移注意和指责他人也可以视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帮助个体避免直接面对可能对自我形象或群体形象产生威胁的信息。同时，这种反驳方式也反映了群体认同感，通过强调对方的问题，可以强化自身对所属群体的认同和忠诚，来保护群体的形象和自尊。

从负面的方面考虑，这样的逻辑谬论的目的也是通过反问和指责他人来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寻找借口。其核心在于通过指出他人的类似行为，来减轻自身行为的不道德性，从而为自己找到心安理得的理由。这种手段不仅在逻辑上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策略，还在心理上帮助实施者摆脱道德困境，达到一种道德虚无主义的状态。这种实用主义手段不仅模糊了是非界限，还助长了不负责任的行为和态度。

引用我看到的一个人所说：

Whataboutism 的精髓在于将“烂”变成纯粹相对的东西。
再烂的东西，一旦有了更烂的做对比，仿佛就有底气说自己不烂。
不是这样的，都很烂，烂得各有千秋。死去的生命、他人的不幸不是用来比较谁更优越，而是用来反思各自宣扬的这一套，怎么做才能不这么烂。
抱着这样的目的，比较才算有点意义，也才有进步的动力。

事实上，上述所谓的「中国逻辑」和「美国逻辑」也并不仅限于中美两国，在全球范围内也可能存在类似的现象。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思维和逻辑方式上会有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并非某一特定文化所独有，而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所以将某种「逻辑谬误」扣上「中国」或者「美国」的地域帽子，都是不合适的。

不同的人都有其独特的逻辑和思维方式，这和其所处的文化环境有很大的关联。这些逻辑和思维方式在其文化背景下有其合理性和适应性。理解和尊重这些差异是进行自我反思的前提。尽管不同文化有不同的逻辑倾向，但人类心理的某些方面是普遍的，如趋利避害、寻求认同等。类似的逻辑现象在不同文化中都会出现，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经常有人会说：“这个社会对待同性恋已经足够宽容了，我们都已经允许同性恋群体存在了，怎么还跳脸输出了？”，有不少所谓的「不反同」人士抱有这样的观点，甚至说：“本来不讨厌同性恋的，看同性恋者天天喊着要平权，让人越来越反感”。也有一部分人会说：“已经包容同性恋存在了，你们还在发声，你们应该追求的是平权，不是特权”。

这种观点表面上看似宽容，但实际上却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容忍与平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容忍仅仅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同性恋群体的存在，但并不代表同性恋者享有与异性恋者相同的权利和尊严，同性恋群体依然处于灰色地带，没有享受与异性恋相同的合法权益，不被法律保护。之所以继续发声，是因为平权还没有达到，这并不是一种特权。

1. 容忍、平权、特权的区别

容忍只是最基本的接纳，而真正的平权意味着同性恋者在法律和社会中享有与其他人群平等的权利和待遇。这包括婚姻平权、工作平等和免受歧视等。

容忍是被动的，是一种无奈的接受。许多人对同性恋的容忍只是一种表面的姿态，背后隐藏着的是为了避免社会冲突，或者迫于法律的约束，而非出于真正的理解和尊重。这种容忍往往伴随着隐形的歧视和偏见，甚至可能夹杂着公开的敌意和不满。比如，一些人虽然口头上说“允许”同性恋存在，但在私底下依然嘲笑、排斥，甚至攻击同性恋者。他们可能会在公开场合装出一副宽容大度的样子，实则心中对同性恋者充满了敌视和成见。

平权则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一种主动的姿态，是一种积极的承认和尊重。平权意味着同性恋者在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享有与异性恋者完全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平权不仅仅是要求消除明显的歧视行为，更是要求根除那些深植于制度和文化中的隐形歧视。它要求我们在教育、就业、婚姻、医疗等各个领域，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平权不仅仅是法律的条文，更是社会意识层面的提升，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从内心深处，真正地理解、接纳和尊重同性恋者的存在与权利。

而特权则是平权的反面，它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和优势。在社会中，某些群体由于种族、性别、性取向、经济状况等因素，享有超过其他群体的特殊权利和待遇。这些特权往往是隐形的，被特权群体视为理所当然，而非特权群体则不得不忍受各种形式的不公正和歧视。

特权不仅存在于个人层面，更深植于社会结构和制度之中。例如，异性恋者享有的婚姻权利、社会认可和文化支持，就是一种特权。对于他们来说，结婚生子、享受家庭生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对于同性恋者来说，这却是一条充满坎坷和阻碍的路。特权群体往往无法意识到自己的特权，因为他们从未体验过被剥夺权利的痛苦和无助。

要消除特权，实现真正的平权，需要特权群体的觉醒和反思。需要认识到，自己的特权并非天经地义，而是建立在他人受压迫和牺牲的基础上。

2. 容忍中的隐形歧视

容忍本身就暗含了不平等的态度。允许某个群体“存在”，本质上是站在一种优越感的立场上，仿佛这个群体的存在是需要被“允许”的，是一种恩赐。而实际上，每一个人，不论性取向，都有权利平等地存在，这是一种理所因当。把同性恋群体的存在看作是宽容的结果，而非基本人权，是对同性恋者的极大不尊重。

这种隐形的歧视更加难以察觉，但却无处不在。比如，在职场上，许多同性恋者因为害怕被歧视而不得不隐藏自己的性取向，这种无形的压力和恐惧，正是因为社会尚未实现真正的平权。此外，在公共场合，同性恋者表现亲密往往会遭遇异样的眼光和言语攻击，甚至会冠以“伤风败俗”、“有伤风化”的词语，而异性恋者却可以毫无顾忌地展示他们的感情。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极端的异性恋者将自身的性取向视为高人一等的“上天恩赐”，认为同性恋者是“活该倒霉”，生来就是“低人一等”的畜生。这种思想不仅反映了对同性恋者的极大不尊重，还凸显了他们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他们的“容忍”实际上是一种施舍，一种站在高位者对低位者的不满和轻蔑。在这种隐形歧视的笼罩下，社会往往难以觉察到其深层次的问题。容忍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相反，它让同性恋者继续生活在压抑和恐惧之中。那些表面上的容忍掩盖了实际存在的不公平，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不平等。

3. 平权的真正意义

平权不仅是同性恋群体的权利，更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意味着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做自己，不因性别、种族、宗教、性取向等因素而受到歧视和压迫。这并不是所谓学习西方的“政治正确”，而是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平权不仅仅是法律层面的改变，更是社会观念的变革，是对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真正认可。

同性恋群体争取平权，不是为了争取特权，而是为了争取最基本的尊严和权利。就像过去女性争取投票权、黑人争取平等权利一样，同性恋者争取平权也是人类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一个重要部分。平权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不仅能解放被压迫者，还能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和人文素养。通过平权，我们不仅能看到个体尊严的回归，更能看到社会更加和谐、更具包容力的未来。平权是一条通向自由和正义的道路，走在这条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成为更加完整和高尚的自己。

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含义，我引用一下我在另一篇文章《叠满BUFF的小众群体的自我认同》的评论中所述：

同性恋者不发声就代表现状当前情况可以接受。繁殖恋者（指将繁衍视为人生第一要义的人群，通常重视性欲、物质生活与繁殖下一代，轻视爱情）以繁衍名义发声打压同性恋却少有异性恋公然反对，这样的结果无异于会导致同性恋者的处境越发艰难。

而虽然发声可能会造成反感，也会消耗同理心，但是的确是可以促成平权的。目前无论是同性恋去病化，还是目前同性恋可以在灰色地带存在的状态（过去几十年前同性恋者在一起是违法行为要被抓的），这种现状也是一代代同性恋群体发声和抗争得到的。权利从来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就等着施舍就能来的，想必你我都知道。

事实上是，针对同性恋的压迫一直存在，只是刻意被压制不进行报道而已，导致产生巨大的信息差。生来就低人一等，给谁谁都憋屈。或许在有的人看来，允许同性恋实际存在，不支持不反对，就是平权，实际上问题很大。同性恋的合法权益，在法律上从未有明确保障过。

举个例子，同性伴侣的婚姻权，不靠争取会有人主动给吗？或许有人说，不结婚也没事啊。由于同性伴侣是没有后代的，一方突发意外不省人事需要急救，另一方如何签字？年老后，膝下无子女，一方去世后，另一方如何继承财产来确保接下来的生活？

要细说非常多非常多，生活是很现实的事情，不是说我包容你存在就是平权，真正的平权不是包容你存在、容忍你存在，而是你我平等，你有的所有合法权利，我都该有。如果这算特权，那平权到底是什么呢？

同性恋在公开场合如牵手的亲密举动，在广大不发达的二三线城市都能被一堆人大肆批判，而异性恋在公开场合接吻都没人在意，这也不是平权吧。相反，异性恋这种在同性恋看来反而是一种特权。

4. 理解与尊重的必要性

要实现真正的平权，首先需要的是理解与尊重。理解同性恋者的生活和困境，尊重少数群体作为个体的权利和尊严，才能够消除偏见和歧视。教育和宣传在这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正确的性别和性取向教育，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到同性恋者也是普通人，他们有权利爱和被爱，有权利追求幸福。

如今的当下，每当有人尝试宣传科普同性恋是什么并告知广大群众同性恋的处境与困境，常常会被误解并认定为在宣扬同性恋，从而遭到抵制。而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在这方面的教育是完全缺失的，他们常常会担心这种宣传会导致对未成年人有不利影响。关于这种误解，后面的段落会逐一诠释。

正如我之前在评论所说：

目前中国，同性恋者的权益，只有少数同性恋者主动在争取，大多数人也是得过且过的状态（很多人实际上是一种很无力很无助的想法，因为深知自己的势力太微小了）。而那些能主动公开支持同性恋者合法权益的异性恋，多半只有已经公开出柜的同性恋者的父母和朋友了。普通的异性恋人群，即使并不歧视同性恋者，但只会抱着吃瓜的心态在看，毕竟不是自己的事情，没必要参与进去。

目前从社会统计和生物学上来看，人类同性恋的比例，在不同国家虽然因为文化政治等因素（这些因素会限制人群的表达意愿，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取向），所表达出来的有一定差异，不过总体保持在 5% 的上下，最高的地区不会超过 10%。动物界的不同物种，也是有各自固定的同性恋比例，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目前主流研究成果认为是基因和基因表达中非常复杂的共同作用导致的固定比例，基本不会随着时间有所改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性恋者的总体比例不会有明显增加，所以只能通过不断的科普和解释，让更多的异性恋者理解并支持，抵制以传统繁殖恋主导的霸权，才能有可能变好。

科普的意义，可能不在于说服已经根深蒂固的繁殖恋者，因为他们在长期扭曲的生活环境中思维已经根深蒂固，而是给不断出生长大的新的一代人看的，以避免新的一代人，受到繁殖恋者的影响，才能出现越来越开明的年轻人。

在与繁殖恋的争论中，我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说服对方，而是确保自己的逻辑自洽、信息尽可能准确，以确保新一代人在看到相关资料时，不容易被繁殖恋者的逻辑带歪。

理解与尊重并不仅仅停留在简单查询下科普文章以及口头上的表达，而是需要深入地探讨和接受同性恋者所面对的真实处境和相关人群的情感世界。许多时候，偏见和歧视源自于误解和无知，打破这些壁垒是实现平权的关键一步。

5. 同性恋常见的误解

5.1 同性恋是后天培养的误解

5.1.1 在不同语境下，后天与先天有着不同的含义

在生物学和医学中，先天通常是指个体在出生前（即胎儿期）所具备的特性，通常与遗传因素有关，包括了基因遗传、基因选择性表达、胚胎和胎儿在母体内的生长和发育过程等。后天通常指个体在出生后通过生活环境、教育、习惯等因素所形成的特性。

而在哲学与心理学中，先天指不依赖于经验而存在的知识或特性，通常与人的内在能力或本性相关。后天指通过经验、学习和环境影响所获得的知识或特性。

在社会学中，先天通常指个体在出生时即具有的社会地位或身份，往往与家庭背景、种族等有关。后天指个体通过个人努力、教育和社会活动所获得的地位或成就。这三种不同维度的划分，具有本质意义上的区别。

5.1.2 同性恋者的性倾向是哲学与心理学概念上的先天

同性恋者所说的“性倾向”是先天的，不可改变的，并非是生物学和医学上的划分，通常是指哲学与心理学的概念。也就是说同性恋倾向在主观意愿或本能上，是不可自主选择的，与生俱来的，不可强行改变的，强制改变是违背个人本能意愿的。如同一个明确且坚定的异性恋者，无论如何都无法对同性产生感觉般不可选择。

这种先天概念，包括了生物学和医学中的「基因遗传」、「基因选择性表达」、「胚胎和胎儿在母体内的生长和发育过程」和出生后较短的一段时间内「环境的影响」的共同作用，而非是单一由特定基因起决定性作用进行控制的。

5.1.3 同性恋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研究表明，基因确实在性取向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双胞胎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Bailey和Pillard在1991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同卵双胞胎（MZ）中52%的双胞胎兄弟都表现为同性恋，而异卵双胞胎（DZ）中的这一比例仅为22%。而异卵双胞胎兄弟同样为同性恋的概率，也远高于普通亲兄弟之间¹。同卵双胞胎由于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组成，他们在性取向上的相似性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遗传因素。对于异卵双胞胎，他们共享约50%的基因，因此在性取向上的相似性较低。这说明了基因在性取向中存在影响。

此外，1993年，迪安·哈默（Dean Hamer）等人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X染色体上的某些区域（尤其是Xq28）与男性同性恋存在关联²。然而，随后的研究并未完全支持这一发现。1999年的研究中，通过分析加拿大家庭中的52对同性恋兄弟姐妹对Xq28位置的微卫星标记的等位基因和单倍型共享情况，发现这些标记的等位基因和单倍型共享率没有超过预期值，这表明男同性恋与Xq28上的微卫星标记之间没有显著的连锁关系³。

尽管存在争议，但关于性取向的遗传学研究仍在继续。例如，2004年的研究发现，同性恋者的女性母系亲属比异性的母系亲属有更高的生育力⁴，这进一步支持了性取向可能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此外，2016年的研究进展表明，性取向的形成受到环境因素和生物因素的共同影响，家系和双生子研究均表明男同性恋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尽管相关基因或基因位点尚未被准确定位⁵。

有研究就开始指出，尽管性取向有遗传因素，但没有单个基因对性行为有很大影响。

直到2019年发表在《科学》杂志的论文，基于近50万人的基因组数据，支持了这一观点，即不存在所谓的“同性恋基因”。这表明，虽然遗传因素在性取向形成中起作用，但这种作用是多基因、多位点的复合效应，而非单一基因的直接作用⁶。

Ganna等人在2019年的研究中，通过大规模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揭示了同性性行为的遗传结构。该研究涉及来自美国、英国和瑞典的493001名参与者，旨在探索与性取向相关的基因。研究结果表明，同性性行为具有多基因性，即非异性恋行为像其他行为特征一样，是由多个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该研究还发现，这些基因变异在男性和女性中的变异贡献率为8%到25%，并且这些基因影响在两性之间存在正相关但不完全一致的情况，遗传相关系数（rg）为0.63⁶。

此项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首次利用大规模数据集，提供了足够的统计能力来识别与同性性行为相关的遗传变异，并估计这些变异对该行为变异的总体贡献。这不仅增进了我们对同性性行为遗传基础的理解，还揭示了这一行为与其他性格特征和行为之间的遗传关联。此外，Ganna等人的研究还表明，性取向、吸引力、身份和幻想等方面受到相似遗传变异的影响，这些变异之间的遗传相关系数超过0.83。这表明，尽管存在一些差异，但在遗传层面上，不同方面的性取向和行为倾向可能有较高的一致性⁶。

然而，基因只是影响性取向的众多因素之一。

基因表达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性取向的复杂性。近年来，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研究显示，基因表达的变化也可能在性取向的形成中起到作用。例如，DNA甲基化模式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个体对性别的偏好⁷。这些表观遗传变化可能是由环境因素触发的，也可能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受到母体激素水平的影响。也就是说，胎儿在母体内受到的环境影响也对其性取向产生作用。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母体在孕期受到的压力、激素水平变化及营养状况会一定程度影响胎儿大脑的性取向。例如，高水平的孕期压力可能导致胎儿大脑在某些方面的发育变化，从而影响其成年后的性取向⁸。

生理性取向也与大脑和生殖系统结构密切相关，这些结构的发育受基因和母体激素水平的双重影响。具体而言，性激素（如睾酮和雌激素）在胎儿发育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影响大脑特定区域的发育。例如，前额叶皮质、丘脑和杏仁核等区域通常被认为与性取向有关。性激素受体的密度和分布，以及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模式，也都在这一过程中受到调控，从而影响性取向的形成⁹。

所以，当前的科学共识倾向于认为，同性恋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基因、基因表达与环境因素（包括胚胎生长环境）在复杂的互动中，共同影响了一个人的性取向，而不是单一基因或者单一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

5.2 异性恋“被掰弯”的误解

许多人认为异性恋是可以被“掰弯”的，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来自于流行文化中的误传。科学研究和心理学研究都表明，性取向是复杂的，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交织影响的结果。往往在童年或青春期就已经形成，并且是个体内在的一部分，不是外部环境可以轻易改变的。所谓的“被掰弯”，其实是忽视了个体自我认知的过程，以及社会环境对自我表达的压制。这种误解不仅对同性恋者造成了伤害，也阻碍了人们对性取向多样性的理解。

5.2.1 脑科学的发展促进发现同性恋产生决定性因素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作为一项技术，自其诞生以来不过数十年。然而，在此之前，人们对于性取向的研究一直处于模糊状态，生理和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定义的多样性和研究的复杂性。如今，借助fMRI，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观察脑波活动来确定性唤起的存在，从而为生理性取向提供了更为明确的定义和可操作的判据。

随着现代脑科学的发展，研究路径变得更加清晰。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一些决定性因素，并且了解了它们在性取向形成中的作用链条^{10 11}。这些发现不仅在人类身上得到了验证，在其他哺乳动物如猴子身上也同样得到了印证。例如，通过观察猴子的大脑活动，可以看到与人类相似的性唤起模式¹²，这进一步支持了性取向的生物学基础。

尽管有研究者试图通过后天施加激素等方法来改变性取向（动物实验中），但至今尚无成功的案例。这些实验结果表明，性取向的形成主要受到先天因素的影响。尽管不完全取决于基因，但性取向并非由个人选择或后天外部干涉所能改变。基于现代脑科学的研究一致指向性取向的先天论。这意味着性取向是由复杂的生物学因素决定的，而非简单的社会或环境因素所能影响。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会产生同性恋可以“矫正”、异性恋可以“掰弯”的错觉呢？

5.2.2 这些误解大多来源于双性恋者在认知自我性取向中的摇摆

双性恋，作为一种性取向，指的是一个人同时对两个或更多性别的人有情感和性吸引力。其中很大比例的双性恋者，会被公众误解为是同性恋或异性恋。然而，许多双性恋者在认知自己的性取向过程中，常常会经历对不同性别喜好的摇摆。这种摇摆并非是双性恋者的不坚定或困惑，而是一种对自身真实情感的探索和确认。比如，一个双性恋者在某一段时间可能对异性更有吸引力，而在另一段时间对同性的吸引力更强。这种动态的变化是双性恋者经历的正常现象。

双性恋处于「性取向连续体（Heterosexual–homosexual continuum）」连续性光谱的中间状态，而纯异性恋（完全异性恋）与纯同性恋（完全同性恋）则分别位于极端的两侧。

关于性取向的连续体理论，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在其《性行为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赛尺度（Kinsey Scale）。这条尺度从0（完全异性恋）到6（完全同性恋），描述了性取向的多样性和流动性。尽管金赛的研究在科学方法上受到一些批评，但其关于性取向多样性的观点为理解人类性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框架。¹³¹⁴

在「异性恋正统主义/异性恋本位（Heteronormativity）」的社会环境中，双性恋者常常感受到来自主流文化的压力。这种压力容易导致双性恋者在特定时期表现出对异性的强烈吸引，试图融入主流，避免被边缘化或受到歧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性取向发生了改变，只是他们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应对策略。

注释：异性恋正统主义是一种社会和文化观念，认为异性恋是唯一正常和自然的性取向。这种观念常常伴随着对其他性取向（如同性恋、双性恋、泛性恋等）的贬低和歧视，强调异性恋关系是唯一合法、道德和可接受的亲密关系形式。在异性恋正统主义的影响下，社会制度、法律、文化和媒体往往会优先考虑和支持异性恋关系，并可能排斥或边缘化非异性恋者。

也因此直接导致了错误的社会认知：异性恋可以“掰弯”，同性恋可以“矫正”。

1. 异性恋可以“掰弯”的错觉：当看到双性恋者在某一阶段对同性有更强的吸引力时，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只要环境或个人影响足够大，任何异性恋者都可以被“掰弯”成同性恋。然而，性取向是内在的，并非外界力量所能轻易改变的。双性恋者的这种性别吸引力的变化只是其性取向特征的体现，而不是被外界所“掰弯”。
2. 同性恋可以“矫正”的错觉：同样的，当双性恋者在某个阶段对异性的吸引力更强时，一些人可能误认为同性恋者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矫正”为异性恋。这种观点不仅缺乏科学依据，而且忽视了性取向的内在稳定性。双性恋者对异性的吸引力并不代表他们的性取向发生了改变，而是他们在特定时间对某个性别的吸引力更为明显。

为了破除这些误解，我们需要认识到以下两点：

• 性取向的流动性：研究表明，双性恋性取向的表达结果是一种流动的、多维度的现象。双性恋者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性别的吸引力变化，正是这种流动性的体现。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消除对双性恋者的刻板印象和误解。
• 性取向的固有性：无论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双性恋，性取向都是一个人内在的、固有的特质，并不会因为外界的影响而轻易改变。尊重和接纳每个人的性取向，是构建包容社会的重要基础。

当然，上述只是讲述了这种误解的大多数来源。还有一部分误解，是由于一些年轻人在未成年期间对自我性取向的认知尚未清晰（此刻性取向早已确定，只是自我未能完全意识到），可能会将强烈的友谊误解为爱情的萌芽。

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性取向可以被改变，而是反映了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对自身情感和性别身份的探索。这一阶段的性取向探索是正常且自然的部分，不应被视为性取向不稳定的证据。

5.2 同性恋是病态的误解

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即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态，需要通过某种形式的治疗来矫正。这种观念不仅完全错误，而且有害。现代医学和心理学领域的权威机构已经明确否定了这种观点。早在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就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分类中剔除，这一决定基于大量科学研究和专家的共识，表明同性恋是一种正常的性取向，与异性恋一样健康和自然。

5.2.1 同性恋的疾病化

之所以早期心理学会将同性恋列为精神疾病，是由历史、社会、文化和科学层面共同促成。

同性恋在很多历史时期和文化中都受到压制和污名化。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西方社会，尤其在基督宗教影响强烈的国家，同性恋行为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违背了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和性别角色。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医学和法律往往紧密相连。法律对同性恋行为的惩罚（如英国的《刑事法修正案》1885年¹⁵）与医学界将同性恋视为病态有相互影响的作用。这种法律的管制为医学将同性恋视为病态提供了某种合法性。

早期心理学尤其是精神病理学的创立受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人的深远影响。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性本能和发展路径对心理健康有重大影响，他的理论包括“性变态”中的同性恋倾向。弗洛伊德认为同性恋是由于性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阶段（例如“俄狄浦斯情结”）未能顺利通过导致的结果¹⁶。他提出同性恋是一种“未成熟”的性发展，尽管他并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但他的理论为后来的医学病理化提供了基础。

1952年，美国精神病学会（APA）首次发布《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将同性恋列为“性偏离”之一。这一诊断的确立受到当时医学界对正常与异常行为的研究影响，试图通过分类病理化行为来理解和治疗精神障碍。早期研究往往缺乏科学严谨性，并受到社会偏见的影响。例如，20世纪中期的一些研究者将同性恋与犯罪、精神疾病和社会退化联系起来。这些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重大缺陷，例如样本选择偏差和结论的片面性^{17 18 19 20}。

5.2.2 同性恋的去病化

直到1973年，同性恋去病化才迎来了转折点：

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APA）在强大的社会和学术压力下，通过投票决定将同性恋从《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I）中删除。此后，APA继续修订其诊断手册，1980年，DSM-III正式发布，完全删除了同性恋作为疾病的条目。这标志着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对同性恋态度的重大转变，并推动了全球对同性恋的去病理化进程。

• 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RCPsych）在1974年公开声明同性恋不应被视为精神疾病。1992年，英国在《精神卫生法》中正式去除了同性恋作为疾病的条款。
• 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ICD-10）中，正式将同性恋从精神障碍中删除。这一决定具有全球性的影响，推动了其他国家的去病化进程。
• 中国在2001年修订了《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正式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删除。这一决定是中国同性恋权利运动的重要里程碑。
• 日本精神神经学会在1995年宣布同性恋不应被视为精神疾病，并在随后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中删除了相关条目。
• 巴西在1999年通过联邦心理学委员会决议，禁止心理学家将同性恋作为精神障碍进行治疗。这一决议进一步推动了巴西在法律和社会层面上的去病化进程。

通过上述发展脉络，我们可以意识到，早期心理学将同性恋列为精神类疾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文化压制、法律和医学的结合、早期心理学理论的影响，以及医学界在诊断和研究方法上的偏见。这一历史过程展示了科学和社会观念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同时也反映了科学知识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特点。

5.2.3 同性恋疾病化期间的“矫正”治疗

在同性恋疾病化的期间，曾出现大量所谓能“矫正”同性恋倾向的治疗方法。如今科学研究已经证明，性取向并不是可以通过外部干预改变的，“转换疗法”包括但不限于“电击疗法”和“厌恶疗法”，后来被证实不仅无效，而且有极大的危害性。电击疗法和厌恶疗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当时对同性恋的理解大多基于病理学和精神病学的框架。

5.2.3.1 电击疗法

电击疗法，也称为电休克治疗（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ECT），在同性恋的“转换疗法”中被使用时，是通过给个体施加电击，以试图改变他们的性取向。这种方法起源于早期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认为通过负性强化可以减少或消除“有害”行为。实践证明，这种方法不仅没有效果，而且对患者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和生理伤害：

1. 生理伤害：电击会对个体的大脑和神经系统造成损伤，可能导致严重的神经损伤、记忆丧失、认知障碍等。
2. 心理创伤：电击疗法会导致极大的心理痛苦和创伤，增加焦虑、抑郁和自杀风险。许多接受过这种疗法的人报告了长期的心理问题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3. 无效性：科学研究表明，性取向是深层次的、复杂的生物和心理现象，不可能通过电击等极端手段进行改变。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和其他主要心理健康组织都明确表示，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改变性取向是不可能的。
4. 不良后果：电击疗法导致许多接受者出现严重的生理问题，包括神经系统损伤、长期的记忆丧失和认知障碍。这些生理损害往往是不可逆的，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能力。许多接受电击疗法的人报告经历了极度的心理痛苦和创伤。这些个体中，很多人出现了严重的焦虑、抑郁症状，甚至有自杀倾向。长期来看，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在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作斗争，这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5.2.3.2 厌恶疗法

厌恶疗法是一种通过将不愉快的刺激与特定行为联系起来，以试图减少或消除这种行为的方法。在同性恋的“转换疗法”中，患者通常会被要求在看到同性恋相关图像时接受恶心的药物或其他令人不适的刺激，以此来“矫正”同性恋行为。这种方法的危害如下：

1. 心理折磨：厌恶疗法会对个体造成极大的心理痛苦和折磨，增加焦虑、抑郁和自我厌恶的风险。
2. 侵犯人权：强迫个体接受这种带有虐待性质的治疗，是对其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违反了医疗伦理和道德准则。
3. 无效性：研究表明，厌恶疗法无法改变个体的性取向，反而会增加心理健康问题和自杀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健康组织明确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它既无效又有害。
4. 不良后果：厌恶疗法会对个体造成极大的心理痛苦和折磨，增加焦虑、抑郁和自我厌恶的风险。接受此类治疗的个体常常报告持续的心理困扰和严重的情绪问题。这种疗法使个体的自我认同受到严重打击，导致严重的情感创伤和长期的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个体在经历这种治疗后，常常会感到极度的羞耻和内疚，难以建立健康的自我认同。接受厌恶疗法的人往往在社交生活中遇到巨大困难，因为他们对自身的性取向感到羞耻和困惑。这种内在冲突使他们难以建立和维持健康的人际关系，导致社会隔离和孤立。一些厌恶疗法会使用生理上的痛苦刺激，例如药物引发的呕吐或电击，这不仅对身体有害，还会导致个体对治疗产生强烈的恐惧和反感，进一步恶化其心理状态。

5.2.3.3 同性恋矫正治疗的废止

世界卫生组织（WHO）、美国心理学会（APA）、英国心理学会（BPS）等国际权威组织都明确反对转换疗法。这些组织指出，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是个人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被试图改变。相反，应该提供支持和接受，以促进心理健康和福祉。

• 2009年，美国心理学会（APA）发布的报告指出，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表明任何形式的转换疗法是有效的。相反，这些疗法可能导致抑郁、焦虑、自尊心低下和自杀风险增加²¹。
• 美国心理学会（APA）在其2015年的立场声明中，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转换疗法，特别是对未成年人使用这种疗法²²。
• 《Pediatrics》杂志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经历过转换疗法的LGBTQ+青少年中，自杀企图的比例显著高于未接受这种疗法的同龄人²³。

坚持认为同性恋是病态的观念，不仅是对科学知识的无知，更是对同性恋者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这种观念常常导致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和污名化，使他们在社会中遭受不公平的待遇，甚至导致心理和生理上的伤害。许多同性恋者因为社会的偏见和压力而感到孤立无助，心理健康受到严重影响。

此外，将同性恋视为病态的观点也忽视了个体差异和人类性取向的多样性。性取向是一个复杂的、生理和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可以简单定义为“正常”或“病态”的状态。

5.3 同性恋违反自然规律的误解

5.3.1 同性恋在自然界中的普遍性

必须明确的是，同性恋行为并非人类独有。在自然界中，许多动物种群中都观察到了同性恋行为，包括哺乳动物、鸟类、鱼类甚至昆虫。例如，黑天鹅（约25%的黑天鹅配偶关系是由同性天鹅组成的）、瓶鼻海豚（瓶鼻海豚中常见同性恋行为，不仅涉及性行为，还有复杂的社交互动）和日本猕猴（20%的日本猕猴雌性会在其一生中展示同性性行为）都展示了同性恋行为²⁴²⁵。这表明同性恋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而非人类社会的独特产物。根据科学家的研究，超过1500个物种中存在同性性行为，包括哺乳动物、鸟类、鱼类和无脊椎动物，如蝙蝠、牛、企鹅、甲虫、蛇和海星等²⁶。

5.3.2 性取向多样性的进化意义

自然界的多样性和变异性是进化的基础，性取向的多样性实际上也是这种多样性的一个方面。进化生物学家认为，基因和行为的多样性有助于物种的生存和适应环境的变化²⁷。例如，同性恋行为在某些情境下可能为种群带来间接的生存优势，这种优势可能通过非繁殖个体照顾亲属的后代，从而提高其基因的延续²⁸。这种行为通过增加亲属的生存机会，间接地确保了携带相似基因的个体能够繁衍生息，进而提升了种群的整体适应性。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性取向的多样性不仅在哺乳动物中普遍存在，还在鸟类、鱼类和无脊椎动物中得到广泛观察。这表明，性取向多样性可能具有深远的进化意义。例如，在某些鸟类群体中，非繁殖的同性恋个体帮助抚育后代，提高了后代的生存率²⁹。这种现象在社会性昆虫中也有所体现，工蜂和蚁群中的无繁殖个体通过共同抚育幼虫，维持了整个群体的稳定和繁荣³⁰。

5.3.3 从种族存续的必要性层面解读

在自然界中，许多行为和特质的存在看似违背了个体直接繁衍后代的原则，但在深层次上，却能通过间接方式促进物种的延续和繁荣。祖母假说指出，绝经期后的女性不再直接参与繁衍，但她们通过照顾孙辈，从而提高了自己的基因在下一代中的存活和传播几率。这一假设在研究中得到了诸多支持。研究表明，祖母的存在显著提高了孙辈的存活率和健康状况³¹。

关于同性恋如何在进化中被维持的问题，提出了多种假设。一种观点是，同性恋行为可能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而进化，即所谓的“祖母假说”或群体选择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同性恋个体可能在没有繁殖后代的情况下，通过照顾其他群体成员（如幼崽）来帮助整个群体的生存，从而在进化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优势。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例如，一项研究提出，同性恋行为可能是为了促进社会整合和亲社会行为而进化的³²。

进化生物学家认为，这种影响同性恋倾向的基因之所以能在种群中保留，可能正是因为同性恋个体通过帮助亲属提高了其基因在群体中的传播几率。同性恋行为可能通过促进社会整合、亲社会行为等非生殖方式，为个体或群体带来一定的适应优势。

这些发现支持了性取向多样性在生物进化中的重要性，也揭示了多样性如何在不同层面上促进物种的适应和生存。

5.3.4 社会和文化的偏见

“违反自然规律”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和文化的偏见，而非科学事实。许多社会和文化在历史上对同性恋持负面态度，这种态度常常被错误地解读为“自然”的。实际上，人类社会的文化规范和道德观念是变化的，并且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宗教、政治和经济等^{33 34}。

科学研究表明，同性恋行为在许多物种中都是自然存在的现象，并非人类独有的文化产物³⁵。这些研究挑战了将同性恋视为“违反自然”的观点，并强调了性取向多样性在生物学和进化中的正常地位³⁶。

例如，Herek指出，社会对同性恋的负面态度与科学对性取向的理解之间存在显著差距³³。Foucault也探讨了现代社会如何通过权力结构和知识体系塑造和控制性取向的观念³⁴。这些研究揭示了社会和文化偏见如何影响对同性恋的看法，而科学证据则强调了性取向多样性的自然性和进化意义。

5.4 同性恋会导致人类灭亡的误解

5.4.1 人类中同性恋的比例

根据多项研究，人类中同性恋者的比例大约占总人口的4%至10%。这一比例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可能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字。根据一项发表在《社会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的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主要与社会接纳度和法律保护的差异有关。

在西方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英国等），由于社会对同性恋的接纳度较高，同性恋者的比例相对较高。例如，根据盖洛普(Gallup)在202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美国成年人中约有5.6%自我认同为LGBTQ+³⁷。相比之下，在一些保守国家（如中东和一些非洲国家），同性恋者的比例较低，这并不一定反映真实情况，而可能是由于社会和政治压力导致许多人不敢公开其性取向。根据一项发表在《国际性别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的研究，这些地区的同性恋者由于害怕社会排斥和法律制裁，往往选择隐瞒自己的性取向。

荷兰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之一（2001年）。同性婚姻合法化后，荷兰社会对同性恋的接纳度显著提高，更多人公开其性取向。这一现象表明，法律和社会接纳度的提升可以显著影响同性恋者的可见度和自我认同。

5.4.2 同性恋对人类存续的影响

5.4.2.1 同性恋的误解与事实

人类的繁衍能力主要取决于异性恋关系中的生育能力，而同性恋者并不会阻碍这一过程。相反，部分同性恋者通常会通过其他途径（如领养、代孕等）来实现家庭的构建和子女的抚养。同性恋群体在人类发展史上，一直存在，且始终维持一个固定且较低的水平。

5.4.2.2 人口增长与性取向的关系

全球人口增长率与同性恋者的比例并没有直接相关性。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全球人口持续增长，即使在那些对同性恋较为宽容和接受的国家，人口增长率依然保持在一个健康的水平。事实上，人口增长率更多受到经济、文化和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非个别性取向的影响。

5.4.2.3 社会结构与同性恋者的贡献

同性恋者也在各个社会层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文化、艺术、科学、政治等领域。同性恋者的存在和贡献不仅丰富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根据《社会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中的研究，社会对同性恋的接受和包容能够促进更和谐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从而有助于整体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5.5 同性恋会影响他人或社会的误解

一些人担心同性恋会对他人或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认为同性恋者不适合从事某些职业，尤其是教育和医疗等领域。这种担忧毫无根据，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在能力、责任感、道德水平等方面没有任何区别。

许多研究表明，性取向并不会影响一个人的职业表现或道德水平。例如，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指出，同性恋者在工作场所和异性恋者一样，具有同等的职业能力和道德素养。同性恋者同样能够胜任各类职业，并在工作中表现出高度的专业性和责任感。

在教育领域，同性恋者的存在并不会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多样化的教师群体有助于营造一个包容和理解的学习环境。根据《美国教育研究杂志》（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的研究，LGBTQ+教师在学校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通过自身的经历帮助学生理解和尊重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代表不仅提升了学生的社会意识，还促进了平等和公平的教育环境。

在医疗领域，同性恋者同样表现出色。许多同性恋医疗工作者在患者护理和医学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201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LGBTQ+医疗从业者在提高医疗服务的包容性和响应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通过与患者的良好沟通，增强了患者对医疗系统的信任。同性恋者在医疗领域的贡献不仅仅限于临床实践，他们还在健康政策和公共卫生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

将同性恋者排除在某些职业之外，是一种无理且不公平的歧视。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的报告，歧视性政策和行为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了任何所谓的“同性恋对社会的威胁”。这种歧视不仅剥夺了同性恋者的基本权利，还限制了社会从多样化人群中获取的潜在利益。

5.6 宣传同性恋文化会导致未成年人受到影响的误解

一些研究表明，性取向在很小的时候就基本确立。许多心理学和性学研究指出，性取向是由复杂的生物、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决定的³⁸。一些人可能在青春期前后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而这种意识通常是在他们性取向已经固定之后发生的³⁹。这意味着，即使在儿童或青少年时期接触到同性恋文化或相关信息，也不会改变他们已经形成的性取向。

适当的性教育和性取向科普对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科学和全面的教育，青少年可以更早地认识到并理解自己的性取向，从而正确对待和接纳自己。这种知识不仅有助于减少由于误解或无知导致的心理困扰和压力，还能促进他们与他人建立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⁴⁰。

现代心理学共识认为，性取向本质上是不可改变的。尽管有些异性恋者可能在某些阶段表现出同性恋行为，这往往是由于探索自身性取向或应对社会压力等原因，但这种行为并不能代表他们真正的性取向发生了变化²¹。这些阶段性的行为在特定的人生阶段可能会出现，但最终他们的性取向会回归其原本的状态。

宣传和普及同性恋文化并不会对未成年人造成负面影响。相反，适当的性教育能够帮助青少年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减少因无知带来的偏见和歧视。科学研究已经证明，性取向在个体发展的早期就基本固定，无法通过外界宣传或教育改变。因此，担忧同性恋文化会对未成年人产生负面影响的观点缺乏科学依据和实证支持。

5.7 同性恋影响婚姻和家庭的误解

一种常见的误解是认为同性恋的存在会破坏传统的婚姻和家庭结构。实际上，同性恋者追求婚姻权利并不是为了挑战异性恋婚姻的地位，而是为了寻求同样的法律保护和社会认可。同性婚姻和异性婚姻一样，都是基于爱情和承诺，可以同样培养出幸福、稳定的家庭环境。婚姻平权不会损害任何人的权利，相反，它会让社会更加包容和多样。

5.7.1 同性恋婚姻的必要性

5.7.1.1 同性婚姻有助于使同性关系公开化

合法化同性婚姻在维护双方关系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它鼓励同性伴侣将关系公开化，减少地下关系的存在，从而降低出轨的可能性并增加出轨的成本。

5.7.1.2 同性婚姻有助于实现同性恋群体遇到意外情况时的法律保障

合法化同性婚姻可以确保在紧急情况下，伴侣拥有为对方做出医疗决策的权限。此外，它保障了年老无子时，一方去世后另一方的继承权，确保了生活保障。

5.7.1.2 同性婚姻有助于减少歧视并改善心理健康状况

合法化同性婚姻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可以减少歧视并改善同性恋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

例如，荷兰等已经合法化同性婚姻的国家的数据表明，这些法律保护显著减少了同性恋者所承受的社会污名，并改善了LGBTQ+个体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⁴¹。

5.7.3 同性婚姻有助于抑制传染病的传播

同性婚姻合法化对于控制传染病的传播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公开的、合法的同性关系会鼓励个人更积极的进行医疗检查，并坦诚地披露其健康状况，这对于更有效地管理和预防疾病至关重要。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和地区，研究表明，这与某些性传播感染（STI）传播率的下降有显著相关性⁴²。在那些禁止或限制同性婚姻的地区，由于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可能更加负面，同性行为可能不公开、不谨慎，从而增加了性传播疾病的风险。例如，在加拿大，数据表明自同性婚姻合法化以来，性传播疾病的发病率有所降低。

5.7.3.1 同性恋群体中艾滋病的传播特点

在探讨同性婚姻对传染病传播的抑制作用时，尤其需要关注艾滋病（HIV）在男同性恋群体中的传播动态。男同性恋群体中艾滋病的传播具有特定的特点，这是由于该群体中的性行为方式和社交网络结构所致。男同性恋之间的无保护性行为和多性伴行为是HIV传播的主要途径⁴³。这些行为方式显著增加了病毒在群体内的传播风险。此外，男同性恋群体通常更集中在特定的社群内，这种群体聚集效应可能会加速病毒的传播⁴⁴。社群内部的高接触频率和社交网络的紧密联系，使得一旦HIV进入该群体，病毒可以迅速扩散。

相比之下，女同性恋群体由于性别生理结构的差异，通常在性接触时需要使用工具或手进行辅助，性接触的传播效率相对较低。这种性行为方式使得女同性恋人群中HIV的传播速度较慢⁴⁵。

进一步研究还显示，社会污名和歧视也对HIV在同性恋群体中的传播有影响。这些负面社会因素可能导致同性恋群体对疾病防疫措施和事后健康检测服务的利用率降低，进而增加了HIV传播的风险⁴⁶。

5.7.3.2 艾滋病在男性同性群体中广泛传播的原因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男性同性恋者在艾滋病传播中占有较高的比例，这与生物学因素密切相关。肛交相比于阴道性交，更容易导致艾滋病毒（HIV）的传播。肛交时，肛门粘膜比阴道粘膜更容易受损，从而增加病毒通过体液传播的风险⁴⁷。

社会和行为角度来看，由于同性恋关系在一些社会和文化中不被接受，导致许多同性恋者的性行为和伴侣关系处于地下状态。这种秘密状态可能会导致以下后果：

• 多个性伴侣：由于社会压力使关系不透明化，一些同性恋者可能会选择多个性伴侣，这增加了HIV传播的风险。
• 难以获得及时医疗服务：害怕歧视和污名化可能导致一些同性恋者不敢寻求医疗帮助，从而无法获得及时的检测和治疗。

在法律和政策角度来看，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同性恋婚姻尚未合法化，这会进一步影响艾滋病在同性恋群体中的传播：

• 缺乏稳定关系：合法的婚姻关系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伴侣关系，增加出轨成本，有助于减少性伴侣的数量和性行为的风险。
• 健康权利和服务的缺失：合法化婚姻可以使同性恋者更容易获得健康保险和相关医疗服务，从而促进定期检测和治疗。

5.7.3.3 同性婚姻合法化可减少HIV传播率

同性婚姻的合法化通过多种机制有效减少了HIV的传播率。首先，合法化消除了对同性关系的社会污名化。这种变化鼓励了更多人公开其性取向和性行为状况，进而促进了更广泛的HIV检测和早期治疗。研究表明，婚姻合法化后，男同性恋者的医疗服务使用率显著增加，这直接有助于疾病的早期发现和管理⁴⁸。

此外，合法化的同性婚姻促使同性伴侣在关系中采取更健康的性行为方式。例如，研究发现，同性婚姻合法化后，男同性恋者更倾向于使用避孕套和减少性伴侣数量，这显著降低了HIV传播的风险⁴⁹。此外，合法的婚姻关系为同性伴侣提供了法律保障，减少了因社交压力导致的隐瞒行为，从而降低了无保护性行为的风险⁵⁰。

研究也表明，社会对同性关系的接纳度提升，有助于减少心理压力和相关的风险行为。这一社会变革不仅提升了LGBTQ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还进一步促进了HIV的预防和控制⁵¹。综合来看，同性婚姻合法化通过促进公开和健康的性行为、增加医疗服务使用率以及减少心理压力，显著减少了HIV的传播率。

5.8 同性恋等于同性性行为的误解

5.8.1 性取向的多维度特性与社会认知的局限性

同性恋（Homosexuality）不仅仅是指同性之间的性行为（same-sex behavior），更广泛地涉及情感（emotional attraction）、浪漫（romantic attraction）和性吸引（sexual attraction）。根据相关研究文献可以得知，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包括情感吸引、性吸引、性行为和自我认同（self-identification），这些因素共同定义一个人的性取向。

因此，同性恋者不仅仅通过同性性行为表现出来，他们可能具有深厚的情感和浪漫关系，这与仅仅的性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如同异性恋不等同于异性性行为一般。与之对应的是，有过异性性行为的人，也未必是异性恋，如双性恋、无性恋、以骗婚为目的的同性恋等。当我们所称同性恋者时，多指代持有同性性取向的人群，而不是有过同性性行为的人群。社会对同性恋的认知往往局限于性行为，这是一种过度简化的看法。

5.8.2 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影响

历史和文化背景也影响了人们对同性恋的理解。在许多文化中，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可能与他们的实际性行为不完全一致。例如，有些人可能会出于社会压力或文化期待而选择隐藏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并与异性产生性关系。在某些文化中，同性恋行为会被视为禁忌，导致人们对同性恋的误解和刻板印象。

在东方文化下，以江户幕府第三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光为例，德川家光在历史上被记录与多名男性存在亲密关系，但这些关系并未被当时的社会普遍认可或公开讨论。历史记录显示他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仍然履行了作为大名的职责，生育了多个子女。这些事实使得我们难以简单地断定他的性取向是出于政治压力的结果还是他本身具有双性恋倾向。

在西方的古希腊，同性恋行为在某些城邦（如雅典）被视为教育和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成年男性和青年男子之间的关系被视为一种导师和学徒关系。在古罗马，同性恋行为也存在，但社会地位和权力关系在这种行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这些文化中的同性恋行为并没有演变成对同性恋者的现代意义上的身份认同。

5.8 多数同性恋群体都是艾滋病毒（HIV）携带者的误解

同性恋群体与艾滋病毒（HIV）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充满误解和偏见的话题。

艾滋病（AIDS，全称为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其主要特征是免疫系统的严重损害，特别是CD3+ T细胞的破坏。这些细胞在人体免疫系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负责协助B细胞产生抗体和调节免疫反应。当HIV感染了这些细胞时，它会破坏它们，从而削弱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

HIV首先攻击并破坏CD3+ T细胞，这导致免疫系统功能受损，使得患者无法有效地抵御感染和某些类型的癌症。随着CD3+ T细胞数量的减少，患者变得更容易受到各种机会性感染的侵袭，如肺炎、脑膜炎和其他严重的健康问题。

5.8.1 历史背景与误解起源

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AIDS）首次在美国被发现，当时被称为“同性恋癌症”（gay cancer），因为最初报告的大多数病例出现在男同性恋者中。这一早期的关联导致了公众对同性恋群体和HIV的强烈误解。这种误解不仅源于对疾病传播方式的不了解，还因为社会文化因素和对同性恋群体的偏见。

艾滋病的发现与同性恋群体之间的直接联系是基于当时的医学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例如，2002年的研究显示，在旧金山这样一个高艾滋病风险地区，从1973年到1978年间，与从1984年到1988年相比，未婚20-49岁男性中卡波西肉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的发病率显著增加⁵²。这表明，至少在某些地区和人群中，艾滋病确实与同性行为有较强的关联。

这种关联并不意味着艾滋病仅限于同性恋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HIV/AIDS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包括异性性行为⁵³⁵⁴、血液传播以及共用注射器具等。此外，HIV/AIDS的传播并不是只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或文化群体中，而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影响着不同性别、年龄、种族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们。

由于历史上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和偏见，以及对HIV传播机制的初步认识不足，公众对同性恋群体和HIV的误解仍然根深蒂固。这种误解不仅加剧了对同性恋群体的社会排斥和歧视，还延缓了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措施的实施。例如，直到1990年代，针对年轻同性恋男性的HIV教育和干预措施才开始得到重视⁵⁵⁵⁶。随着对HIV/AIDS更深入的了解，人们开始意识到，除了同性行为外，其他因素，如药物滥用、不安全的性行为等，也是HIV传播的重要途径⁵⁷⁵⁸。

5.8.2 HIV传播的主要途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数据，HIV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包括：无保护的性行为（异性恋和同性恋）、共享注射器、母婴传播、血液制品的输注。

5.8.3 男同性恋者与HIV

虽然男男性行为者（MSM）在某些地区确实是HIV感染率较高的群体之一，但并不意味着多数同性恋者都是HIV携带者。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统计数据：

2022年，全球成人（15-49岁）的中位HIV流行率为0.7%，其中重点人群的患病率中位数较高，重点人群包括：性工作者、男男性行为者、注射吸毒者、跨性别者和在监狱服刑人员，分别占全部感染者的2.5%、7.5%、5.0%、10.3%和1.4%。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是男男性行为者（MSM），不是男同性恋者（Gay）。大多数男男性行为者（MSM）是男同性恋者，但也有部分是双性恋者（Bisexual）或者其他性取向者。这些行为并不限于性取向的自我认同，而是基于实际行为的定义。而男同性恋者有很大一部分，并未采取过高危性行为（如肛交等高危行为），部分男同性恋者未参与性层面的肢体接触，或者只参与过口交（Oral Sex）、互相手淫（Mutual masturbation）等低风险性行为。

按照中国相关媒体机构发布的数据：

距离1985年我国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人已经过去38年，目前我国艾滋病疫情整体处于低流行水平。在《我国HIV/AIDS流行病学研究进展》一文中提到，截至2020年底，中国共有105.3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累计报告死亡35.1万人。

据官方数据显示，我国通过男男性行为传播艾滋病途径占比由1985-2005年的0.3%上升到2022年的25.6%。男男性行为的特殊性以及多发无保护性行为与性伴侣不固定等情况，使得男性患艾滋病几率大大上升。

在异性传播中，主要引发艾滋病传播的情况有无固定性伴侣、无保护性行为、商业性性行为等。

不难得出，由于在中国的男同性恋无法取得合法地位，无法进行同性婚姻（无法律约束和保障双方合法权益），因此无固定伴侣导致同性恋群体相比异性恋群体导致更容易感染。

2022年新报告病例中经性传播比例达97.6%，其中异性性传播为72.0%，男性同性性传播为25.6%。

在全国范围内，男男群体HIV感染率约为8%，个别地区则高达20%。2010-2019年哨点监测数据显示，四川省男男性行为人群哨点HIV检出率最高，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次是吸毒人群哨点HIV检出率，维持在5%左右。

这说明，即使在高风险群体中，大多数同性恋者并非HIV携带者。

需要额外解释的是，这里的数据为「哨点HIV检出率」。哨点HIV检出率是指在特定地点（哨点）和特定人群中进行HIV检测后，检测出HIV阳性个体的比例。哨点通常选择在高风险人群（如性工作者、注射吸毒者、男男性行为者等）集中的地点，以便于监测HIV在这些高风险人群中的流行情况。

所以，这个比例并非是全体男同性恋人口中艾滋病感染者的比例，而是经历过男男高危性行为后，认为有感染风险的情况下，参加哨点监测的比例。部分男同性恋者不会进行男男高危性行为，一部分男同性恋者不会公布自己的性取向，另一部分男同性恋者在进行高危性行为之前会进行试纸检测，这些「安全」人群并不会被收录到官方的检出率内。且中国全体男同性恋人口数只有预估的占总人口的3-5%比例，所以无法精确统计。全体男同性恋人口「实际感染率」应远远低于「哨点HIV检出率」和抽查代表样本的「感染率」。

5.8.4 HIV感染风险与性取向无直接关联

HIV感染的高风险主要与行为类型和预防措施的使用有关，而不是性取向本身。例如，未采取防护措施的性行为、无固定性伴侣、共享注射器等都是主要的传播途径，而这些行为可以发生在任何性取向的人群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指出，虽然MSM在HIV新感染病例中占有较高比例，但这主要是由于高风险行为的频率和一些社会政治与文化经济因素导致的（如歧视、贫穷、医疗条件、未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等问题），而不是因为同性恋者天然更易感染HIV。

此外，许多研究表明，通过推广安全性行为、定期检测和治疗，HIV感染率可以显著降低。例如，使用避孕套和预暴露预防药物（PrEP）已被证明在降低HIV传播方面非常有效 。这强调了预防和教育的重要性，而不是性取向的污名化。

虽然MSM群体在一些地区面临较高的HIV感染风险，但将HIV与同性恋者群体整体联系在一起是错误且有害的。这种误解不仅忽视了异性恋者和其他群体中存在的HIV风险，也加深了对同性恋者的社会歧视。科学研究和实际数据都清楚地表明，HIV传播涉及复杂的行为和社会因素，而不是单纯的性取向问题。

5.8.5 艾滋病毒感染者群体的去污名化

在中国，尽管近年来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社会对艾滋病的污名和歧视仍然广泛存在。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数据，截至2020年底，中国约有105.3万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尽管政府和社会组织做出了大量努力，如广泛宣传预防措施、提高检测和治疗覆盖率，但由于传统观念和信息传播不充分，许多人仍对艾滋病持有偏见和误解。

公众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防控知识了解不足，容易将其与不道德行为、不洁生活方式等挂钩。艾滋病的致命性和难以治愈性加剧了人们对感染者的恐惧和排斥。一些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方式夸大了其危险性和负面影响，忽视了科学知识的普及。受传统观念影响，许多人对性病及其相关话题避而不谈，导致艾滋病被污名化。

我们需要认识到，艾滋病感染者并非主动选择被感染，这是一种不幸。污名化使得他们在就业、就医、教育等方面遭受歧视，心理压力增大。消除污名化可以促进公众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提高检测率和治疗依从性，减少疾病传播。去污名化也能够减少社会对特定人群的偏见和歧视，促进社会包容和和谐发展。

艾滋病污名的存在不仅是对感染者的歧视和偏见，还包括了自我污名化，即感染者自身对自己的负面认知。这种双重污名化现象使得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更加困难，因此去污名化的策略应当同时针对公众和感染者两个群体。

社会认知理论指出，污名是社会认知偏差的产物，通过获得完整且正确的信息来减少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歧视是可能的。因此，加强对公众进行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教育，消除误解和错误认知，是去污名化的重要一环。这包括但不限于提高公众对艾滋病传播途径、治疗方法以及感染者权益的认识。

媒体在塑造公众对艾滋病的态度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研究表明，大众传媒对中国艾滋病污名化的影响具有动态性，从最初的恐慌和排斥到后来的理解和接纳，这一过程与媒体报道的变化密切相关。对于感染者而言，建立健全的自我认知、良好的家庭支持系统以及稳定的医疗系统是消除污名化的重要途径。此外，加强对感染者的心理干预，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减少自我污名化，也是非常必要的。

政策层面的支持也是去污名化不可或缺的一环。需要通过立法保护感染者的权益，同时为优先人群，如孕产妇、女性性工作者、男性同性恋者等提供特殊保障。政府机构和社会公众应共同努力，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实现对艾滋病人群体的去污名化目标。

5.9 同性恋是流行文化影响的误解

一些人认为同性恋是受到流行文化的影响，是一种时尚和潮流的选择。这种看法完全忽视了性取向的本质属性。性取向不是可以随意选择或改变的。尽管流行文化可能对人们的外在性别表达有影响，但并不能改变一个人内在的性取向。认为同性恋是流行文化的产物，不仅是一种误解，更是一种对同性恋者身份的否定。

5.9.1 流行文化对外在性别表达的影响

流行文化常常通过重复特定的性别角色和行为来传播性别刻板印象。例如，男性角色可能被描绘成强壮、勇敢、理性，而女性角色则被描绘成温柔、感性、依赖他人。通过流行文化，社会对男性和女性应如何表现的规范被不断强化。这些规范可能包括外貌（如穿着、发型）、行为方式（如表达情感、处理冲突）等。

5.9.2 性取向的内在本质属性

性取向是指一个人在情感上、浪漫上、性上对特定性别的持久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是多维度的，包括情感、性欲和社会关系。心理学和医学界广泛认可性取向为先天和后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单纯的个人选择或外界影响的产物。

根据《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的定义，性取向不仅仅是指某个特定时刻的行为或偏好，而是一个人持久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属性。研究表明，性取向通常在青春期前后就开始显现，并在青少年时期逐渐明确。然而，有证据显示，性取向的根源可能在更早的童年阶段，甚至是4-6岁时已经开始固定⁵⁹，只是在青春期后才会显现和意识到。

P.S. 以我个人为例，我在上幼儿园期间，就能明确清晰的感知到，我对电视台播放的各种电影、电视剧、艺术作品中的男性及其肉体抱有好感、爱慕和幻想，而对女性没有任何类似的感觉。直到青春期期间（约初中一年级阶段），才逐渐意识到这种感觉是这是一种男性性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是用亲身经历佐证这个研究结果。

目前，研究结果有证据证明性取向可能在4-6岁已经固定，但是性取向的认识和自我确认往往在青春期后才变得更加明确。例如，一项针对GLB成人回顾性数据分析的研究发现，性取向里程碑的时间跨度从12岁到22岁不等，大多数参与者被归类为早期发展组，这表明无论年龄群体如何，性取向自我认知的早期发展都是常见的⁶⁰。另一项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发现性取向自我认知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从青春期晚期（16至18岁）延续到青年成年期（20多岁）⁶¹。简而言之，性取向是一个客观事实，而性取向的自我认知和确认是一个主观过程。

性取向由于是内在的且固化不可改变的，无论流行文化如何宣传，都不会从根源处改变一个人的性取向。一个同性恋者不会因为流行文化的宣传而喜欢上异性并发生关系，一个异性恋者也不会因为同性恋文化而喜欢上同性并发生关系。如果有异性恋者或者同性恋者因为流行文化改变了自己的「外在性取向」，可能其内在本来就是一个双性恋者，只是一直以来自我认同存在模糊。这点侧面说明了，内在的性取向无法改变。流行文化的主要作用在于增加对不同性取向的可见性和接受度，而不是改变个人的性取向。

5.9.3 对同性恋者身份的否定

认为同性恋是流行文化的产物，这种观点不仅缺乏科学依据，还会对同性恋者造成伤害。这种看法否认了同性恋者的真实身份，暗示他们的性取向是可以选择或改变的，从而为某些社会偏见和歧视提供了借口。

6. 教育和宣传的重要性

6.1 误解的消除与教育的重要性

要消除对同性恋者的误解，教育和宣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观念的塑造。通过正确的性别和性取向教育，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同性恋者的真实处境，理解他们的感受和需求。正如有学者指出：“教育可以改变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从而消除歧视和偏见”⁶²。

6.2 学校教育的关键作用

学校是实施教育的核心场所。在学校中开展有关性别和性取向的课程，可以让学生从小就接触到科学、客观的知识，从而避免错误观念的形成。例如，在学校开展性别平等和性取向教育，可以显著减少学生对同性恋者的负面态度⁶³。此外，通过教师的引导和积极的课堂讨论，学生能够更加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性取向和性别身份。

学校教育不仅在于传授科学知识，还在于引导未成年人正确认识自己，减少未成年同性恋人群患上心理疾病的风险。例如，青少年同性恋者由于社会的排斥和家庭的压力，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比例较高⁶⁴。因此，学校通过正确的教育和心理辅导，可以有效减少这些心理问题的发生，帮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6.3 家庭与社区教育以及媒体的影响

除了学校教育，家庭与社区教育以及媒体在宣传正确的性别观念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家庭与社区教育宣传可以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和了解同性恋者的生活和故事，从而拉近彼此的距离。媒体则通过电影、电视剧、新闻报道等多种形式，传递正面的同性恋者形象，打破传统的刻板印象。例如，电视剧《摩登家庭》（Modern Family）中的同性恋角色，通过其日常生活的描绘，使观众对同性恋者有了更为真实和正面的认识⁶⁵。

6.4 社会态度的转变

广泛的教育和宣传能够逐渐改变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态度。接受过相关教育的人群在面对同性恋者时表现出更高的宽容和尊重⁶⁶。这种态度的转变不仅仅是从容忍走向尊重，更是从偏见走向理解。实现对同性恋者的理解与尊重，还需要每一个人从自身做起。尊重每一个同性恋者的权利和尊严，理解他们的生活和困境，积极支持平权行动，都是每个人可以采取的具体行动。只有通过每一个人的努力，才能共同建设一个真正平等、包容的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的努力都是重要的，每一个人的改变都是关键的。通过共同的努力，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更加适合每一个人自由而幸福地生活。正如《性别与社会》一书中所指出的：“集体的力量可以推动社会变革，促进性别平等和多样性”⁶⁷。

7. 打压同性恋导致的恶性循环

同性恋群体在社会中受到的歧视和压迫，不仅对他们的个人生活造成了深远影响，也导致了广泛的社会问题。打压同性恋形成的恶性循环，不仅削弱了人们对同性恋的正确认识和理解，还在多个方面对社会健康和家庭结构带来了负面影响。

7.1 歧视与认知不足

歧视同性恋会导致人们对同性恋的认识不足。社会上的歧视和污名化会让大众对同性恋的科学认识和理解变得更加模糊。缺乏正确的宣传和科普，使得关于同性恋的误解和偏见在社会中不断传播。持有同性恋取向的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如果只接受的是一种「异性恋正统主义（Heteronormativity）」的价值观，他们在发现自己的性取向与主流不同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严重的自我认同问题。这种自我认同的困惑和冲突，容易导致心理问题，包括焦虑、抑郁，甚至自杀倾向。

7.2 隐藏性取向与婚姻欺骗

此外，由于社会压力，许多同性恋者选择隐藏自己的性取向，与异性结婚。这种现象在男性同性恋群体中尤为普遍，造成了所谓的「骗婚」现象。男性同性恋者为了逃避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与女性结婚，但由于他们的真实性取向并不改变，婚姻生活往往充满矛盾和冲突。这种欺骗性的婚姻不仅对女性构成伤害，侵犯了她们的权益，也会对孩子的成长和家庭的和谐造成严重影响。这种「骗婚」现象往往会导致婚姻破裂，对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

7.3 同性关系的地下化与公共健康

歧视和打压同性恋还导致同性关系无法合法化，使得同性婚姻成为不可能。由于缺乏法律保障和社会认可，同性恋者的关系往往只能在地下进行。这样的环境下，同性恋者缺乏周围人的监督和支持，导致出轨和滥交的比率上升，进而增加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传播风险。在同性恋关系公开化和合法化的国家，艾滋病的传播速度相对较低，因为这些国家能够提供更好的公共卫生服务和教育。

打压同性恋不仅伤害了个体的身心健康，还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和稳定构成了威胁。为了打破这一恶性循环，社会需要在政策和文化上采取更加包容和理解的态度，加强对同性恋的科学认识和宣传，给予同性恋群体平等的权利和尊重，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参考文献

记得在过去，我看到过一条调侃小众群体的言论，大致意思是，在西方政治正确的语境下，某些群体如果同时包含了「LGBTQ+」、「抑郁症」、「基督徒」等身份，是一种“叠BUFF”行为。这种言论，一方面反映了对所谓西方政治正确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对这些特殊群体的不理解与缺乏共情。

很不幸，我正是这样一名拥有多重身份的「叠BUFF者」。然而，我并不是为了迎合政治正确而刻意这样做的，而是单纯地想做真实的自己，不愿被所谓的传统束缚，也不愿随波逐流。在中国，任何一种身份都是少数群体，如果将这些身份叠加在一起，更是少之又少。

以LGBTQ+为例，尽管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抱着「不支持、不鼓励、不反对」的三不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繁殖恋者（指将繁衍视为人生第一要义的人群，通常重视性欲、物质生活与繁殖下一代，轻视爱情）伪装成普通异性恋者，对同性恋的基本生存权利进行无孔不入的打压。有些极端人群甚至希望从根源上消灭LGBTQ+群体，将性少数群体视为畜生。这段时间，我在bangumi的小组讨论中与这种人群进行了争论，对方的极端仇恨思想让我让我汗颜。

繁殖恋者通常高举异性恋的大旗，利用「同性恋会导致人类灭绝、传播疾病、违背自然规律」等经典误解来大肆批判同性恋，先不提他们对这个群体的无知，实质上其脑子里只有繁衍，只会用下半身思考来满足自己的性幻想。在他们眼中，不存在什么爱情，工作、家产、传宗接代以及满足自己的性欲才是生活的核心。而那些普通的异性恋者，则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坐看吃瓜。

目前有一些人提出，中国历史中，在这方面与西方的发展存在本质不同。中国自古就是以繁衍为首要目的繁殖恋者为主导，其目的不在于爱情，而是门当户对，追求的是物质财产、权力继承、子嗣繁衍，女性只是男性的性与发泄对象与繁衍工具。真正的异性恋者与同性恋者，是被边缘化的。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则是典型的追求爱情的异性恋者对抗繁殖恋者的故事。这种影响至今依然存在，即使是权贵阶层，也无法避免繁殖恋者的霸权。

有些人认为同性恋群体总是喜欢争高低、上纲上线，令人厌烦不已。说出这种话的人无法共情，也无法感同身受。他们认为对待同性恋，只要给予「同情」和「高高在上的怜悯」就已经足够，殊不知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相去甚远。平等和权利从来不是靠忍让、屈服和等待施舍就能获得的，而是要勇于面对流言蜚语，用自己的努力争取到的。

有人总结说，同性恋目前被置于灰色地带，即一种不上不下的状态¹。表面上声称平等对待，实质上充满歧视。每当同性恋群体尝试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时，总有一帮人跳出来进行打压和批判，用一种父权视角定义这是一种「蹬鼻子上脸」的行为。只有当同性恋不再是一个需要额外讨论的话题，被真正视为日常正常现象时，才是事实意义上的平等。

人类历史中，压迫弱势群体以满足优越感的现象似乎从未间断。古往今来，这种压迫的形式和对象虽然不断变化，但其本质却始终如一。从古代对女性、黑人与奴隶的迫害，到当今社会中对少数族群、LGBTQ+群体及其他边缘化个体的歧视，压迫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这种行为背后，隐藏着一种深深根植于某些极端人群中的奇怪思想：他们认为，少数群体不配与他们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这种思想不仅违反了基本的人性尊严原则，也背离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普世价值观。

很多人认为，别人都需要和自己一样，尊崇传统，随大流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这种观念根植于一种对“正常”与“正统”的僵化定义之中，认为只有符合主流社会标准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其对多样性和个体差异的排斥，实际上是一种隐形的压迫，它无视了个人自由选择和自主权的重要性。这类思维模式不仅限制了他人的生活方式，也限制了社会的整体进步。

在基督教中，通常会认为人类的苦难是人类自己造成的。这一观点基于对原罪和自由意志的理解。基督教教义认为，最初的原罪源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选择违背上帝的命令，吃下禁果，从而将罪恶和苦难带入人间。这个故事是一种象征性的比喻，这种对自由意志的强调表明，人类拥有选择的权利，但同时也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这种信仰强调个人和集体的道德责任，认为人类的道德堕落和对神圣法则的偏离，是导致苦难的根源。无论是战争、疾病还是社会的不公，都可以看作是人类道德失范和背离上帝旨意的结果。通过悔改和寻求神的宽恕，人们可以重新找到希望和救赎，从而减轻甚至消除苦难。这种信念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无数人，在面临苦难时，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和力量，积极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的世界。

然而，基督教也不是一片净土，对同性恋的压迫也起源于基督教的某些教义。目前的反同势力，基督教群体贡献了非常强大的力量。早期心理学将同性恋定义为疾病也受到了基督教的教义的影响。这些教义通常认为同性恋行为是不道德的，并在宗教层面上对其进行谴责，将其视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病态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和社会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很多专家学者对同性恋现象进行长时间的研究后，现代心理学和医学已经不再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疾病，而是承认它是一种自然的性取向。

有时候，我真的感到非常疲惫。作为LGBTQ+群体的一员，我需要不断与繁殖恋者进行斗争，争取我们应有的权利。这种对抗不仅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性取向得到认可，更是为了在社会中找到一个公平的位置。这些权利的争取往往伴随着不理解、敌意，甚至是暴力，然而，每一次的抗争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声音被听见，让我们的存在被承认。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作为一名基督徒，我还需要与绝大多数持传统观念的基督徒辩论，争取性少数群体在宗教中的接受和包容。这种辩论往往充满了艰难和痛苦，因为我要面对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在这些信仰中，很多人被教导同性恋是不道德的，甚至是罪恶的。因此，我不仅是在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更是在与一种深植于许多人心中的传统观念作斗争。这种斗争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巨大的耐心和毅力。

更令人心力交瘁的是，当我确诊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后，还需要向周围那些不理解的人解释自己的状况。我不仅要忍受精神疾病带来的痛苦，还要面对各种对精神病的误解和歧视。这种误解常常使我感到孤立无援，仿佛在黑暗中挣扎。每一次解释都是一次心理上的重负，因为我必须不断向别人证明，我的病情是真实的，我的痛苦是值得被理解和尊重的。

每一天，似乎都在与各种偏见和歧视作斗争。这些斗争不仅来自于外界，也在我的内心深处反复纠缠。我经常质疑自己是否足够坚强去面对这一切。然而，正是这些斗争让我意识到，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坚持不懈地为自己的权利和尊严而奋斗。每一次的辩论，每一次的解释，都是在为自己，也是在为那些与我有相同经历的人铺平道路。

尽管疲惫不堪，我仍然相信，这些努力是值得的。通过不断的斗争和坚持，我们终将迎来一个更加包容和理解的社会。希望有一天，不再需要如此艰难地为基本权利而战，每个人都能在尊严和自由中生活。或许有人会问：“你随大流不会更加轻松吗？”但是，这种轻松是建立在放弃自我、牺牲尊严的基础上。我选择坚持自己的信仰和身份，因为我相信，只有在真正的尊重和平等中，才能找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或许，我的一切行为都是人微言轻，在此期间也会面临大量的嘲讽、辱骂，但是，不做与做，存在本质的差别。正是这些微小的努力，汇聚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洪流。每一个微小的声音，每一个坚持不懈的努力，都是在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奠定基础。

之所以想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最近遇到了一些事情。

从我最初被确诊为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到几年间的治疗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与事情。然而，其中不乏一些对抑郁症缺乏正确认识的人，他们的所谓“好心”和“不理解”却成为了我治疗过程中病情进一步恶化的推手。

在这段时间的邮件沟通中，有一位「朋友A」主观的认为我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抑郁体验是一种“抱怨”，并一直在强调“抱怨”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对病情毫无帮助，只会让自不断的陷入困境。于我而言，如果对方将我的主动诉说认为是一种“抱怨”，我认为对方只是想表达一种“不愿意听我废话”的态度。

当我试图想要向其科普抑郁症后，对方依然将我的科普看作是一种抱怨，并认为我把抑郁症看的太重，怨气太重。认为抑郁症并非是多么严重的心理疾病，比我惨的人多了去了，不应该对这个病有过多关注。还主观认定我的“家庭条件”似乎很不错，很多“底层人民”连生活都没有保障，更谈不上我的这种心理问题（听起来似乎在说我无病呻吟、富贵病、矫情）。

在此基础上，「朋友A」即使知道我有严重的“动力丧失”，依旧认为我不应该继续“抱怨”，而是应该出去参加文体活动，来化解抑郁情绪。如骑自行车、学乐器等。同时还在邮件中表达，在他看来这些「活动」算不上体育运动，抑郁症患者为什么做不到？大概意思是说不是做不到，只是不想做或者不去选择做。

经过一段时间沟通后，我发现对于这种充满「爹味」的朋友，我几乎无法有效交流。无论你如何去解释，在对方的眼中都会被曲解为另一种意思。这类人群通常伴随有极强的自我为中心，无法设身处地的理解他人。他们会下意识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无比的「白痴」，在言语中透露着极强的「说教」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息。

即使我再三强调，希望对方不要用居高临下的口吻与我交流，因为我们之间应是平等的，但这似乎并没有任何用处。对方仍旧以“我这是为了你好”、“我本无义务帮你”等主观言论来回应，明显试图对我进行思想灌输。与这样的人交流，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感。这种固执己见，不愿意接受任何与己见相异的信息的态度，不仅让我感到更加孤立和无助，更是加剧了我的抑郁情绪。

为了消除这些典型的误解，我思考了很久，觉得需要用一篇较为体系的文章来逐一进行解释。

什么是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

抑郁症（Depression），也称为抑郁障碍，是一种严重的心理健康状况，它影响个体的情绪、思维、行为和日常功能。它不仅仅是偶尔的悲伤或情绪低落，而是一种持续的、深刻的悲伤感，常常伴有兴趣或愉悦感的显著减少，以及其他症状，如疲劳、注意力难以集中、或自我价值感的降低。

通常情况下，抑郁症经常会被误解为是抑郁情绪。抑郁情绪通常是对特定事件的正常反应，如失去亲人或遭受重大挫折。这种情绪通常是短暂的，会随着时间和事件的解决而逐渐消退。抑郁症是一种医学诊断，涉及长期（通常是两周以上）且持续的情绪低落，这种状态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自然消失，而需要适当的治疗。

抑郁症是不受患者主观控制的疾病，不是患者的选择，而是一种真实的医学状况。通常会被认为是一种涉及大脑化学物质失衡的疾病，不仅仅是情绪问题。可以将抑郁症比喻为身体上的疾病，就像糖尿病患者无法控制他们的胰岛素水平一样，抑郁症患者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状态。

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以前称为躁郁症，表现为极端情绪波动。这种波动包括情绪高涨（躁狂或轻躁狂期）和情绪低落（抑郁期），这两个状态会根据不同的个体，在一定时间内交替产生。躁狂期期间患者会感到过度兴奋、能量过剩，可能会有冲动行为、睡眠需求减少、过度自信或幻想。轻躁狂期则比躁狂期轻微，但患者依然有明显的情绪高涨和能量增加，这会影响其社交和工作能力。

双相情感障碍与抑郁症的主要区别在于情绪波动的范围，抑郁症主要表现为持续的情绪低落，而双相情感障碍则同时包括情绪的两个极端。

周围环境对抑郁症患者的影响

当对方认为抑郁症不是严重的疾病时，这显示出他们不了解抑郁症的严重性和它对患者生活的广泛影响。对于抑郁症等心理健康问题，表达自己的感受是一个重要的处理机制。这不仅可以帮助患者理解自己的情绪，还可以寻求支持和同理。将这种表达误解为“抱怨”会削弱表达者寻求帮助的意愿，并加剧患者的孤立感。¹²³

同理心是与他人建立有效沟通和理解的基础。如果一个人不能或不愿意从对方的角度理解情况，就难以提供真正的支持。不承认抑郁症的严重性并将其归咎为个体的负面态度，这种反应源于对心理健康基础知识的缺乏或对心理疾病的偏见。认为抑郁症“并非严重心理疾病”并且“患者不应该对此有过多关注”的观点忽略了抑郁症作为一种医疗条件的事实。这类观点会对患者产生负面影响，使其感到自己的感受被贬低或不被认真对待。⁴

抑郁症患者本身就伴随着极强的孤独感和无助感，周围人的不理解会极大的刺激患者的病情加速恶化。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一个腹痛的患者正在经历腹痛的折磨蜷缩在一起，额头的汗珠不断地滑落，而周围的人无动于衷，还在一旁说“你难受是因为太在意腹痛了，你不要把腹痛看的太重，这是你的问题”，听到的人是怎样的感受？

情绪释放与治疗

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情绪释放（或称为情绪宣泄）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这个理论认为，情绪的压抑会导致心理紧张和不适，而通过言语或行为表达情绪可以减轻这种紧张。其中，James W. Pennebaker 等人的研究表明，通过写作或讲述自己的创伤经历，个体可以体验到情绪和心理上的改善⁵。写作不仅帮助人们处理和整理情绪，还能改善身体健康和心理适应。

多项研究也表明，提供情感和社交支持对抑郁症患者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社交支持可以帮助缓解抑郁症状，提高治疗的遵循性和效果。对于抑郁症患者而言，表达和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经历通常是治疗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将内心的困扰释放出来，无论是通过口头交流、写作还是社交媒体分享，都可以为患者带来若干心理上的益处。心理健康专家常常鼓励抑郁症患者表达自己的情感，因为压抑情感可能导致情绪紧张增加，加剧抑郁症状。情绪的表达可以帮助减轻心理压力，提高情绪管理的能力。⁶⁷

通过分享自己的感受，患者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绪和触发点，这对于长期的自我管理和治疗计划的制定至关重要。分享经历不仅可以帮助患者感受到别人的支持和理解，还能让其他患者感受到共鸣，这种社交支持是抑郁症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抑郁症患者如果不表达自己的情绪，可能会感到更加孤立和无助，这可能导致病情的加重。有研究表明，缺乏有效的情绪表达方式和社交支持是抑郁症恶化和治疗效果不佳的重要因素。

抑郁症与动力缺失

抑郁症患者中有一部分人会经历严重的无动力感（即缺乏动机或兴趣去做通常的活动）。这种症状被称为“动力缺失”，是抑郁症的典型症状之一。动力缺失是指一个人对通常会引发兴趣或提供满足感的活动失去了兴趣和动机。⁸这种情况不仅是缺乏动力，而且伴随着持久的无力感和无助感。通常这种感觉会伴随以下几个不同的方面：

• 兴趣丧失：平时喜欢的活动，如与朋友相聚、兴趣爱好等，不再能带来快乐或满足感。
• 活力下降：即便是完成最基本的日常任务（如起床、洗澡、穿衣、吃饭），也感觉非常困难和劳累。
• 决策困难：由于缺乏动力，患者在做决定时可能会犹豫不决，即使是简单的选择也可能感到压力巨大。
• 社交撤退：逐渐减少社交活动，即使是与亲近的家人和朋友在一起时也可能感到不快乐或者是负担。
• 学业和工作水平降低：在工作或学习中表现下降，无法完成任务或达到以往的水平。
• 自我价值感降低：感觉自己无能、无价值，有时甚至感到自己是个负担。

具体到比例，不同的研究给出了不同的数据。这个比例的变化会受到研究方法、患者群体的不同以及抑郁症的严重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严重的无动力感在抑郁症的治疗和管理中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因为它直接影响患者的日常功能和生活质量。⁹

对于动力缺失这一症状，治疗方法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以及生活方式的调整。其中心理治疗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例如认知行为疗法、精神分析与精神动力学治疗、人际关系治疗等等。

其中，认知行为疗法（CBT）基于认知心理学的原理，强调思维和行为模式对情绪和行为的影响。CBT的主要目标是识别并改变不健康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以解决具体问题并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这种治疗通常为期较短，集中于当前问题，强调实用性和目标导向。治疗通常包括作业和练习，旨在帮助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学到的技巧。这种疗法快速且目标明确，常用于治疗焦虑、抑郁和其他特定心理状况，有大量的研究支持其短期内的有效性。

而精神分析与精神动力学治疗主要强调潜意识、早期生活经验和内在冲突的重要性。治疗的目的是通过提高患者对自己内在动机和冲突的意识，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进而减轻症状。这种治疗过程通常较长，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涉及多次的深度会话。治疗师和患者探讨广泛的话题，包括梦境、童年经历和患者的内心世界。这些方法试图通过解决深层心理问题来提供长期解决方案，适用于深层次心理问题和复杂情绪障碍。

生活方式的调整也是治疗动力缺失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可以显著地辅助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的效果。如结合患者的情况进行一些可以接受的体育活动（这里需要结合无动力者的具体情况，而不是根据普通人自认为简单的体育活动进行衡量）、规律且均衡的饮食习惯、充足有效的睡眠、减压策略（如深呼吸、瑜伽、冥想等）、避免有害物质（如抽烟、喝酒、槟榔等）、社交活动（一定程度的社交活动可以减少孤独感提高生活质量保持心理健康）、时间管理等。

不同类型的治疗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区分，一般人不要擅自进行建议。

心理健康问题不受经济地位限制

认为经济条件好的人不应或不会经历心理健康问题，是对心理健康的根本误解。心理疾病可以影响任何人，不分年龄、性别、经济状况或社会地位。将心理健康问题描述为“无病呻吟”或“富贵病”，是一种贬低和标签化行为。

这种观点不仅缺乏同理心，而且可能会让那些正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的人感到羞耻，从而不愿寻求帮助或治疗。缺乏对抑郁症患者经历的同理心会导致对患者的需求和感受的忽视，真正的同理心包括尝试理解他人的感受，而不是用自己的假设或社会地位来评判他们的经历。

心理健康问题，特别是抑郁症，其发病原因极其复杂，涉及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环境等多个层面，而非单一因素如经济地位所能决定。从生物学角度看，抑郁症可能与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失衡有关，这些神经递质如血清素、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对情绪调节起着关键作用。任何人的大脑生化环境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不平衡，无论其经济条件如何。遗传因素也在抑郁症中扮演重要角色。科学研究显示，如果家族中有抑郁症患者，其他成员患病的风险也相应增高，这种遗传倾向是跨越经济层级的。心理和社会因素，如压力、失业、关系断裂或亲人死亡等，同样对所有经济层级的人产生影响，这些生活事件可以触发或加重抑郁症的症状。虽然经济条件较差可能增加生活压力，但经济条件好的个体同样面临职业压力、家庭期望等心理负担，这些都是抑郁的潜在诱因。认为只有特定经济阶层的人会患抑郁症是一种误解。^10111213

自我为中心的人的影响

自我为中心的人在社交互动中往往缺乏对他人情绪和需求的认识和理解。当这种性格特征结合一种自认为比别人更了解事情的态度（即“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思维模式），这类人在沟通中会显得尤为独断和不察觉自己的偏颇。他们在对待抑郁症等心理健康问题时，因缺乏必要的同理心和理解，而表现出对患者的误解和不当行为。

自我中心和独断的沟通方式容易导致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因为他们往往不会考虑或重视他人的感受和意见。用爹味说教的方式指导别人，容易使得建议显得居高临下和不切实际，尤其是在对待抑郁患者时，这种方式无法提供实际帮助，反而加剧患者的孤立感和无助感。对于抑郁患者，需要的是理解、支持和专业的治疗指导，而非批评和误解。自我中心的人会因缺乏对抑郁症本质的理解，无意中使患者的状况恶化。

为什么会有这类的人存在，有很多因素共同促成。个体的家庭教育和早期社交经历对性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如果在成长过程中，个体常常被过度赞誉或者是在竞争中获得过多的关注，可能会形成自我中心的性格。在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中，个体可能发展出一种超越他人的需求感，这种环境可能鼓励了自我中心和独断的态度。长期的自我肯定和缺乏反馈可能导致认知偏差，使个体坚信自己的见解和方法总是正确的，而忽略他人的意见和感受。有的时候，自我为中心和批评他人也被认为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用来保护自己的自尊和控制感，尤其是在感到不安全或不被理解时。

普通人面对抑郁患者应该如何做

普通人首先需要了解抑郁症是一种严重的心理健康疾病，而不仅仅是情绪低落。了解其症状、成因和治疗方法，可以帮助自己正确地看待抑郁症患者的感受和行为。我们需要主动倾听患者的感受和困境，而不是急于给出建议。尽量避免说类似“别想太多”、“多出去走走”、“多运动运动”、“别想不开”、“不要难过了”、“你怎么这么不坚强”、“看看我多乐观”、“比你惨的人多了去了”这样的话，因为这可能让患者感觉被误解或贬低了他们的感受。

除此之外，应该给予患者稳定和不带批评的支持。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表达关心和爱护，比如说：“我会支持你”“我会陪伴你”或“我会与你一起面对”。在交流时不仅要倾听，还要进行情感上的验证，来表明你理解患者的感受是真实的，这对于建立信任非常重要。在这种信任的基础上，鼓励患者寻求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如心理咨询或精神科医生的帮助。可以一起探讨治疗选项，甚至陪伴他们去看医生。

抑郁症的恢复是一个长期且非线性的过程。对待患者需要保持耐心，即使治疗已经开始，患者的状况也可能有起有落。在此过程中，持续的支持非常关键。如果做不到这点，建议不要将自己的负面情绪给予抑郁症患者，严重的抑郁患者可能正处于即将自杀的高风险阶段，你的话语有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身边存在抑郁症患者，正在处于严重的情绪低落期，甚至有自杀倾向，请及时送医急救（精神科急诊/精神病院急诊），特别紧急请果断拨打120急救。如果正在实施自杀行为且自身无力劝阻，请同时拨打110电话，通知他们情况的严重性，确保快速响应。如果对方正在长期接受治疗，出现情绪崩溃，请了解医生是否有开劳拉西泮等类似的应急药物，并督促患者及时服用以缓解情绪崩溃的状况。

在等待专业人士、获得专业的急救资源之前，如果怀疑有自杀倾向，应直接询问患者是否有伤害自己的想法或计划，明确了解其意图、计划和可用资源。即使没有明确的自杀计划，任何自杀言论都应当严肃对待。在等待帮助到来时，尽量不要让患者独自一人。除此之外，应确保患者周围没有容易造成伤害的物品，如药物、锋利物品等。在等待帮助时，给予患者支持和安慰，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一个人，你在这里支持他们。期间，避免与患者就其感受或行为进行争论，时刻保持平和、支持的态度。

在应急阶段结束后，应确保患者在紧急事件后得到适当的心理健康跟进和治疗。在患者稳定后，需继续保持联系，提供持续的支持和鼓励。如果长期经常性情绪崩溃，请考虑让患者入院治疗。

如果你不想参考上述的方式去做，在简单表述“加油”、“一定会变好”的这类常见的鼓励的话语之外，最好就不要深入接触这类人群，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因为不使用正确的方法去“关怀”抑郁症患者，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参考资料

五月的北京，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过后，城市重新回归到了旧日的干燥与清新之中。阳光下，路边不知名的花儿竞相开放，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芬芳。经过连续数月昼夜颠倒的生活，终于在两周前，我恢复了正常的作息时间——每晚十二点前入睡，清晨六七点醒来，迎接那久违的阳光。

然而就在一周前，焦虑无端地充斥了我的心头。我明明无需上班上学，却焦虑于一周后的医院复查。朋友们问我，是不是复查过程中会有痛苦的检查？其实并非如此，我只是对即将面对医生的那一刻感到忐忑不安。多年的治疗虽然解开了我心中的许多心结，唯独对看病的恐惧依然如影随形。到底我在焦虑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今天，我将再次踏入医院的大门。尽管往常我的睡眠质量极佳，今夜却是噩梦连连。清晨从梦魇中惊醒，我在半梦半醒之间不断想到即将到来的医院之行，恐惧如影随形。在床上辗转反侧半小时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决定起床为我们俩准备早餐。这几个月，尽管我提不起做任何事的兴致，尤其是对外出极为抗拒，但我仍坚持自己做饭，不点外卖。他今天请了半天假，决定陪我一同前往医院。

多年居住于此，我几乎未曾体验过这里的早高峰地铁人潮。平时的我几乎不出门，每月的医院之行，我都是打车前往。自从上次因司机的原因遭遇严重晕车后，我便对打车这件事心存畏惧。地铁里，人们各自低头刷着手机，无暇顾及周围的环境，对他们来说，这枯燥的通勤非常无趣，只有沉浸在网络的世界中才能消磨这令人烦躁的时光。而我，却选择观察这形形色色的人群，偶尔也能窥见一些生活的趣味。

他询问我，既然疫情已经减退，为何我仍坚持戴着口罩。我说，因为我害怕现实中的社交，只有这样，我才能感到一丝安心。得益于前几年的疫情，现在地铁上依旧有许多人戴着口罩，我这样的行为并不显得突兀。

我住的地方离医院甚远，需要连续换乘数条地铁线路才能抵达。越接近市中心，地铁设施愈显老旧，直至换乘至二号线，仿佛穿越至上个世纪，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我的目的地是这家前身由清政府始建于1908年的“疯人院”，这里一直是各地患者的求医之地，建档处常有长队。今天踏入医院后，我意外地不再感到那么焦虑，反而泰然自若，仿佛早已预知了结果。

与医生交流时，简单描述了自己近期的状况：已经完全断药超过一个月，日常情绪平稳，作息正常，饮食亦如常。唯独每月的医院复查，依旧会能让我夜不能寐，也是我唯一焦虑的源头。医生听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告诉我：“你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已经‘正常’了，以后不用再来定期复查。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不需要再来找我。”

离开医院时，医生的话语仍在耳边回响：“希望再也不见。”虽是离别的寒暄，却带着一种深刻的祝福。

在离开医院送他去上班的路上，我感到似乎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虽然我知道，我的“正常”与常人之间仍有差距，但至少，我已能不依赖药物，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何时能完全像常人一样工作、娱乐、社交，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他说，几年前那个我因发病而自杀未遂的日子，是他将我送到了这家医院；而今天，医生宣布我恢复“正常”，同样也是他陪我同行。命运的轮回似乎总爱在不经意间，将人们的生命紧紧相扣。

一路上他默默流泪、哽咽，而我却如往常一般，闲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我知道，这份来之不易的结果，是他一直以来所期盼的，也是长期压在他心头的一块石头，现在这块石头终于被移开了。不知何时起，我已对泪水变得陌生，或许是这些年哭得太多，现在难以再流泪。我异常平静，甚至有些冷漠，对很多事情。

北京的柳絮如雪片般在微风中飞舞，河畔绿水边，几位钓鱼人悠然自得，享受着难得的闲适。这一切对我而言，既显得如此真实，又如同梦境般虚幻遥远。

我在光遇游戏中叫害羞，这次光遇新的筑巢季第二个任务开放啦，完成第二个任务可以装修自己的小房子。下面是第一次装修验收的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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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11日更新

获得了一些新的物品，简单的调整了下家具。喜欢游戏里这种很催眠的环境音和昏暗的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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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认识了快四年的女性朋友，是在光遇手游音韵季期间认识的，直到现在还在保持联系，属于无话不谈的关系了。她目前还在上高中，也经常会给我分享一些自己的情感故事。而她作为一个腐女，喜欢揣测周围的同学哪些是「0」，并乐于给他们嗑CP。

但是有一件事非常奇怪，每次当她将怀疑是「0」的同学照片发给我让我用我的「基佬雷达」判断一下的时候，我的判断结果总是令她意外。她发给我的所有同学的照片，在我看来都不是Gay，而是纯纯的直男。直到这种事情发生了很多次之后，我和她才仔细讨论起了这个问题，经过一番讨论，才猛然发现我们之间存在很大的认知鸿沟。

当一般的腐女接触到同性恋文化时，通常是通过纯爱作品、耽美作品等渠道来了解。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少部分人有机会真正接触同性恋群体。因此，每当我在光遇这个游戏中结交新朋友并在闲聊中告知我的性取向时，她们都会表现得异常激动。在她们看来，同性恋群体只存在于文化作品中，与她们的现实生活非常遥远。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她们对这个群体产生了大量幻想和误解。

这个误解不仅在腐女中普遍存在，而且在直男群体中也非常常见。举个例子，我有一个与我关系非常好的直男朋友，当他知道我的性取向后，经常会拿我开玩笑，称呼我为「老婆」，然后幻想自己和我这个「女性化」的形象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有时，他甚至会发一些直男刻意扮丑成女性后唱抚媚歌曲的视频，幻想这就是我，并发给我看。当我明显表现出抗拒时，他还会意外地反问我说「你终于恐同了？」我直接开玩笑似的回复「我恐直男」。幸好我知道他的本性不坏，关系也很好，所以根本不在意这种玩笑，要是不太熟的人对我这样，我多半就拉黑了吧。

对于许多普通群体来说，他们常常将「男同性恋」和「女性化男性」等同起来。实际上，上文中所提到的女性朋友曾经向我提出一个巨大的疑问：为什么她所遇到的都是「0」，那么「1」在哪里？（在她的认知中她将「0」定义为女性化的男性，并认为所有男同性恋都是女性化男性）。作为回应，我给她从网上找了几十张男同性恋（Gay）群体的公开照片，然而她却表示她没能看出其中有任何「男同性恋」，认为他们都是普通的直男。

透过这些现象我们很容易看出，许多人似乎没有理解到「性别认同」和「性取向」是完全不相关的两个概念。事实上，男同性恋并不会将自己幻想成女性。男同性恋在认同自己男性身份的同时，也只能对男性产生情感上的吸引而已。更不会因为自己喜欢男生，而表现出女性化的状态。

由于社会压力等因素，男同性恋往往擅于隐藏自己的性取向，以至于人们很难从外表判断出来。只有身为男同性恋的群体，才能凭借一种被称为「基佬雷达」的第六感来判断对方是否有可能与自己有相同的性取向。正因为同性恋群体善于隐藏自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对同性恋群体占总人口的3-5%这个比例感到难以置信。

我相信这种人口比例是相对可靠的。根据我所观察，在上学期间，我明确确认为同性恋的人几乎在每个班级都存在。近年来，有人认为同性恋越来越多，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出柜），摒弃了伪装，导致了这种错觉。按照中国人口计算，估计有数千万人是同性恋者。至于那些被一般人怀疑为「男同性恋」的人，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是比较女性化的直男，另一部分可能是性别酷儿（Genderqueer，指的是不认同自身性别二元论的人或非顺性别群体）。

在男同性恋（Gay）群体中，「0」和「1」这种角色扮演的区分确实很难通过观察来判断，因为这只是一种性行为的偏好。这种角色扮演与「性别认知」和「性取向」没有直接的关联，「0」和「1」只是用来表达个人在性行为中的角色选择。举个例子，有些人更喜欢前列腺被刺激的感觉，可能会选择扮演「0」的角色，而有些人更享受被肉体包裹的感觉，更倾向于扮演「1」的角色。如果还不理解，可以举一个异性恋夫妻关系的例子，在某种情况中，有时女性也可能会扮演男性充当「1」的角色，而男性则充当「0」的角色，以获得一些特殊的体验。

同时在同性恋群体中，也的确存在一部分人并不认同「0」和「1」这种二元的角色区分，他们可能更倾向于「0.5」或者完全不区分这种角色。每个人对于自己在性行为中的角色偏好有不同的看法。举个例子，就像我自己，我可能更倾向于扮演「1」的角色，因为我对于扮演「0」并没有兴趣，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幻想。然而，我并没有实际参与过「1」或「0」的行为，因为对我来说，这不是生活中必须关注的事情，我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关注。

在我上学的时候，每次新的班级中都会有一些男生可能比较女性化，他们经常会被其他人嘲笑为「娘娘腔」。或许是因为我自己也是性少数群体，所以在上学期间我对这些同学并不感到反感，反而成为了他们的好朋友。在与他们长期的交往中，我并没有感受到他们明显的同性恋倾向，而是将他们视为普通的直男朋友和他们相处。

在Gay群体中，也确实存在女性化的Gay，通常被称为「母」的一类人。这些人自我认同为Gay，因此常常被称为「母1」或「母0」等类似的称呼。相对应地，也有男性化的Gay，被称为「公1」和「公0」。在Gay群体中，「母」这个词往往带有贬义的意味，朋友之间常常用「你好母哦」之类的话来调侃对方。因为在一些Gay群体中，认为一个Gay如果过于女性化，容易引起自身的不适感。这一点也与一般人的认知存在冲突。

然而，在我看来需要区分比较女性化的Gay和性别酷儿（Genderqueer）：前者在性别认同上通常是男性，只是在行为上较为女性化；而后者的性别认同并不是二元的男性或女性，是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因此这些人不应被归类为男同性恋（Gay）的范畴内。这也是为什么LGBT群体后来发展出了LGBTQ、LGBTQIA、LGBTQ+等概念的原因，以包容更广泛的性别认同和性取向。

为了更好的阐释这段内容，引用一下GQ科普的部分段落：

谈论多元性别的时候很常讨论到“LGBT”，然而这个英文缩写是由“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性恋者Bisexual”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组合而成的。而现在讨论性别平权的议题上也不仅只是LGBT，进入2010年代，更广泛的说法是“LGBTQIA”，即加入了“Q”Questioning对其性别认同感到疑惑的人；或Genderqueer／Queer拒绝接受传统性别二分法的“酷儿性别”、“I”intersex双性人、与“A”可指asexual无性或是straightallies支持同性恋的异性恋盟友。

然而由于人的性别认同真的十分多元，除了“顺性别”、“跨性别”跟“LGBT”的简单分类都还无法满足人类在性别认同上完全的分类（根据研究，人的性别认同超过50种以上），所以到了2020年代，更普遍的说法则为“LGBTQ+”（使用“+”表示其他更多的无限可能）。

很多人或许对酷儿（Queer）这个词很陌生，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通常，酷儿（Queer）是指那些性取向不是异性恋和性别认同不是二元性别或不是顺性别的人群的统称。换句话说，它包括了LGBT群体以及非二元性别或非顺性别的人。其中「顺性别」是指性别认同与出生时指定的性别相符的人，而「二元性别」则是指男性和女性这两个性别。

在酷儿（Queer）群体中，那些不认同二元性别的人通常被称为性别酷儿（Genderqueer）。其中大多数性别酷儿的性别认同与他们被指定的性别不同，即非顺性别人群和不认同二元性别的性别酷儿有很大的重叠。对于那些选择进行相关手术的重合人群来说，他们可以被认为是跨性别者（Transgender）。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性别酷儿和跨性别者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举个例子，如果一个性别酷儿虽然不认同二元性别，但是性别认同更偏向女性，并且生理上也是女性，那么他就不会被认为是跨性别者。性别认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其中还涉及到双性别（bigender）、泛性别（pangender）、无性别（agender）、流动性别（genderfluid）等等多种身份认同。

实际上，一部分直男群体中常常提及的「药娘」，可能属于性别酷儿（Genderqueer）群体的一部分。这些生理上的男性通常通过服用抗雄激素和雌激素等药物来实现男性性征向女性性征的转变。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性别酷儿注重的是心理上的性别认同，而不是生理性别。如果「药娘」基于自己的内心认同，认为自己不是二元性别的男性，那么他们应该被归类为性别酷儿。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内心性别认同更偏向女性，这类人群通常也可以被归类为非顺性别人群，进而成为跨性别者。然而，如果他们纯粹是因为家庭生活压力等其他原因而选择「逃避」成为「药娘」，而自己的性别认同仍然是男性，那么他们无法被归类为以上任何一类。

上述所有的判断均是基于其自我「性别认同」而并非「性取向」。据我所知部分「药娘」自我性别认知更偏向女性，所以才通过服药改变自己的性征，也就是性别酷儿中我们所认知的「跨性别女性」。即使他们喜欢男性，生理上也保留男性特征，但由于心理性别更偏向女性，那也不能被归类为同性恋的范畴，而是被算作异性恋。当然，其中也存在一部分「药娘」自我认同为女性但是性取向也是女性的，则有可能会被称为女同性恋群体。

回到男同性恋的话题：正是因为存在众多误解，许多人面临「出柜」时会感到极大的抵触和恐惧，同性恋群体在这种压力下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性取向，过着割裂的生活。即使对于我来说，面对同事、同学和亲戚时，也很难坦然表达自己的性取向。

目前我只有在认识新朋友时，才能够坦然地说出这些。之前在玩游戏时，我结识了三个一起玩的朋友。在一次聊天中，我公开了自己的取向。其中一个人得知后突然转变为敌对的态度，不断用恶言相向，并使用类似「恶心」「变态」等词来辱骂我。面对这种情况，尽管我已经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依然感到非常不舒服，最终选择了无视和沉默。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歧视，内心并没有特别的愤怒，因为我知道，无论我回骂与否，都无济于事。

而另外两个朋友则直接回骂了那个人，并一起将其拉黑。事后，他们安慰我说不要在意那个人的言论。这让我感到温暖的同时，也想到：如果能有更多像他们一样能够为性少数群体发声的人，那该多好。

男同性恋只能对同性产生感情和爱意，这是一种不可逆转、不可自主选择的取向，其本身不应成为受到批判的对象，LGBTQ+群体也应得到同样的尊重和包容。无论是否被传统观念、文化或宗教因素所接受，这些群体的存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既然都是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部分，自然也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然而，由于存在歧视，无法真正正视这些现象，性少数群体只能被迫将这些事情「地下化」，选择将自己的真实性取向隐藏起来。这种情况导致了更多的悲剧发生：一些人因家庭或社会压力而隐瞒自己的性取向，并进行形婚或骗婚；由于双方关系的隐秘性，其中一方对同性伴侣不忠，最终导致HIV感染；「药娘」因为家人无法理解和歧视而陷入自暴自弃，采取不科学的方式服药并伤害自己的身体；还有一些同性恋群体因为家庭不接受而陷入抑郁甚至自杀等等。

这些悲剧的存在迫使大家需要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为性少数群体争取平等的权益，以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选择和追求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