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讨论过，人们之所以开始越来越不会提问，是因为很多人关注的并不是对方，而是自己「会不会问出蠢问题」。所以与其说是提问，不如说是为了提问而提问。之前总结过提问的几种类型，今天再继续深入下去：

• 索取答案，通过提问的方式获得观点反馈；
• 索取价值，通过诱导等方式获取观点支持；
• 索取存在感，通过提问的方式（特别是当外人见证时）获得能力认可；
• 建立交流，通过提问的方式释放「我在关注你」的信号（它可以是你对这个人真正感兴趣，也可以是利用这种方式获取好感度）

可以回想一下，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喜欢」提问了，是因为了解的东西更多了，还是因为在提问的环节又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标准——即好问题与蠢问题。我相信很多人在学生时代都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当你真的因为疑惑提出某一个问题时，这个问题并不会第一时间被解答，而是有另一些标准的加入，反而来评价这个问题的「价值性」。比如这是一个「浪费时间的问题」、这是一个「大多数同学都已经理解的问题」，或者这是一个「蠢问题」……

---

提问、质疑和对抗

我身边有一个「不会提问」的例子，我妹妹出生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因为是唯一的女儿，所以她父亲对她格外照顾。加上因为父亲早年的离婚和再婚，他其实透露了很多对女儿的爱，比如希望女儿离开重构家庭去国外留学、毕业后生活在异地城市，甚至还和再婚对象约定不要孩子。

但是这种爱有时候也是强制性的。从妹妹的描述里，自己的父亲看上去是一个很「开明」的家长，会允许自己有选择的机会，但在选择之前她父亲会给她分析每个选项的好与坏。如果她选择了那个「错误答案」，虽然不会被责骂，但她的父亲会采用叹气和失望的表情来代替责罚。这让我妹妹的压力倍增，所以渐渐地，这些所谓的选择权其实早就是她父亲设定好的流程，对她只是一种告知的结果，因为那个错误的选项就意味着「你让我失望了」。

同时失去的「能力」，还有向自己父亲提问和质疑的能力，因为在选项面前，她父亲已经把想要表达和宣讲的可能性都已经公布。虽然不及诱导性，但也预设了所有可能会被提问的部分，比如为什么、我能得到什么，以及你希望我做什么。

我小学在课堂上向思想品德老师提问「学思想品德有什么用」，于是被老师认定为扰乱课堂秩序，我就成了这些老师的眼中钉。也就是说，我小时候的这些提问几乎都没有得到正面回答，而是用了另一种评价提问本身的方式结束了我的真心发问。

父亲和老师本质上是存在相同的符号属性——即权威性。违抗父权和违抗一些老师认为的身份，其实都是在挑战权威。特别是当这种挑战是超出权力评价范围的，比如我在学校犯错，作为权威身份的老师其实有权力来惩罚学生。而当我提出了一个无法被定罪处罚的行为时，与其讨论事情本身，不如用权力覆盖的方式优化「法典」，以完善权力能够惩罚超出认知范围的行为甚至是思想。

这是很多人带着答案提问的第一种情形：即无法与权威符号进行对抗。

当然，会有人站出来说「对抗无用」而避免对抗，但这背后还有一个选项是「弑父」，即切断与符号的关联性，但很多人避而不谈「无法割舍」的真实原因。（参见《卡在时间的缝隙里》）

---

提问标准的制定者与维护者

「问题」是有标准的吗？或者说真的有所谓的「好问题」和「坏问题」吗？

大部分时间我并没有主动定义问题的「好坏」，除非是在 TA 竟然说这样的场合，我们会评价每个人问题的好坏，目的是让当事人意识到自己是否真的在学着关注对方，而不是在关注自己在社交场合里的形象。

有的人天生对「对错」和「好坏」评价敏感，特别是在进入社会仍然保持学生思维的人，他们甚至也会惧怕提问之后被人评价这个问题的「好坏」。

且不说观点交流，现代互联网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例如在一个文章下有不同人发表的观点。超过 80% 是在表达对作者或文章的吹捧，但他们也仅仅是停留在「点赞」这件事上。为数不多的有「提问」的人，但如果这个领域下面抱团的人越多、文章创作者的权威性越强的时候，对「提问」的评价就会出现，甚至有的时候是作者亲自下场撕——定义别人的提问是在抬杠。

抬杠的问题有抬杠的解法，因为大部分抬杠的提问其实是在质疑动机和题干。但如果一刀切，把所有的问题，特别是那些直击了创作者观点和事实的问题，也划分进抬杠的标准里，再连同因为权威而形成的乌合之众，他们为了合群，会主动挞伐这些发出不一样声音的人。于是这种更为激进的「沉默螺旋」就会形成，即越来越多人不敢、不想提问，因为总有一群要吃屎的人，会护食自己的屎，甚至还要把自己正在吃的屎强行塞到别人嘴里。

比起个体符号代表的权威感，乌合之众仰慕崇拜和维护的权威感是抽象的，表象是乌合之众里的参与者不希望自己被群体淘汰，所以必须要遵守某种规则。特别是当有一个外在的攻击对象时，这种将个体能力附着在群体能力之上的能量倍增会让人着迷。既然是权威感，向权威提问也可能被认定为是「挑战」，所以越来越多人为了合群，也开始渐渐放弃提问的能力，这是带着答案提问的第二种情形。

---

在鄙视链里寻找下位者的游戏

学生时代下课和晚自习期间，会有很多学生跑到办公室找对应的老师询问问题，这是老师鼓励的行为，甚至还会评价这样的行为是一种「学习态度」的体现，所以提问本身也变成了内卷的一部分。晚自习我经常被要求在办公室上自习，因为我一个人坐可以说单口相声、任何一个同学跟我靠着坐会变成漫才……所以我在办公室可以观察各种「提问者」。

大部分来提问的都是「好学生」，他们问问题的习惯并不是直接提出问题，而是绕了一个弯子询问「我这样理解/解题可不可以」，因为他们并不希望自己带着一个完全不理解的问题去问老师。如果这个问题老师已经讲过，而是自己没有举一反三的能力，就很有可能从学习态度内卷的比赛中败下阵来。

如果「好学生」中间夹了一个「中上学生」提问，他们虽然也会模仿好学生提出「我这样理解对不对」，但事实上他们几乎没有理解，而是带着一个全新的、空白的、甚至没有思考过的问题去问老师。每每问出这样的问题，排在后面的「好学生」会突然形成联盟，开始拿着笔记试卷交头接耳、点头说笑、甚至露出鄙夷的表情。因为在他们前面有一个「蠢问题」能够更好地体现出他们即将要问的「好问题」，从而拉开自己与这些提出蠢问题学生的层级，更能体现自己的学习态度。

一旦这样的鄙视链游戏里出现了一个「玻璃心」，很有可能会因为自觉问出了一个「蠢问题」而懊恼自己的行为，从此之后他便避免再问问题，宁愿不懂装懂，也不能因为提出了一个「蠢问题」而被证明他不如其他人。

于是，这种模式被带入到了职场，也会因为在内卷的过程中不懂装懂而拒绝提问——除非他们能够在鄙视链里找到一个提出「蠢问题」的下位者，以证明自己的能力超越对方，否则提问本身随时随地都会遭到他人评价。特别是那些利用他人的提问来进行评价的上位者，甚至会通过评价别人提出的是「蠢问题」而保持自己的上位者身份。

我记得有一次，我观察记录来问问题的同学，被老师抓到没有好好写作业。他问我笑什么，我如实回答：有的同学问的问题是其他同学会的，为什么不让会的同学去回答不会的，他们会不会就不想问问题了。老师作势揍我，质问我怎么没问题要问，我那时真的问了一个问题：

「我能不能去楼下买根烤肠？」

---

带着「答案」提问是为了防止被提「不知道答案的问」

先总结一下，几种习惯性带着答案提问的情形：

• 无法与权威符号进行对抗，带着答案提问是为了符合权威符号的意图；
  • 比如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的提问，一定是需要提问准备稿里的内容，否则就是对权威的一种对抗；
• 为保持合群，而放弃对群体权威性进行提问和质疑的权利，或是带着已知答案的方式提问，以引起乌合之众首领对于提问者的正面评价；
  • 狗腿子为了拍马屁，而询问老板过去的奋斗史，从而引出自己对老板表达的钦佩之情；
• 提问本身存在鄙视链时，放弃提问甚至是不懂装懂，避免自己在外界得到负面评价；

前段时间在上海跟几个朋友聊了聊目前的「上海社交」，他们都提到在上海不向对方提问，也是一种他们认为的「不打扰」，所以他们宁愿先想好提问之后对方会回答什么问题，一旦对方回答了超出自己预测的答案，他们又会把这种责任归咎于「打扰本身」。

看上去，上面这段描述都是在考虑对方，但事实上本质还是只看见了自己，是因为害怕自己因为打扰对方而得到负面评价，所以在社交里就预设了各种可能会打扰到对方的可能性，甚至预设了什么样的问题不会引起他人的反感，以及他会如何回答以及提出怎样的反问。

很累吧，对，这就是他们表达的社交里的「累」，因为他们累的是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自己会不会在社交关系里得到负面评价。

如果拆解内核，会发现这并不是在「提问」，而是在预设对方的回答，对方也会因为这样的提问，而预设对方希望得到怎样的答案。

「周末有空吗？」

如果我回答没空，是不是意味着我脱离群体，我没有给对方面子，而对方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是希望我有空……于是人们「不得不」回答有空，因为这是社交的一部分，也是彼此预设答案之后的在彼此舒适圈里的交流方式。

如果我回答的是「有什么事吗？」

这显然不是一个预设答案的反向提问，这个问题被丢回去时，就会引导第二轮预测——他这样回复我是不是他会选择他想要参加的活动？或者他根本没空，只是用这种方式拒绝我？或者他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需要挑选更有价值的活动……

与其说是带着答案提问，不如说就是在通知对方，因为他们彼此都预设了那个答案，不希望做坏人的人不懂得拒绝、在乎自己形象的人只在乎自己是不是问了「蠢问题」。

换句话说，你是在舒适圈里提问，去得到一个不会超出自己认知范围的答案；还是你真的想要了解那些未知的事情，或许你自己会分裂出第三者看着自己——我连这样的事情都不懂，会不会被人嘲笑……

在我的视角里，就算是携宠旅行，在公共场合（例如长途大巴内、民宿餐厅等），应该将狗牵绳并随时照看好宠物，避免给他人添麻烦，就比如吠叫、奔跑等等。

当然，这个内心的规则并不适合所有人，所以规则在这个时候就等于不存在。如果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只要我掏了钱就应该享受服务」，那么让宠物在公共场合自由活动也是原本旅游契约里默认的条款——即携宠旅行，就是让人和狗都要感到快乐。

于是，我们就在这样的闹腾中度过了15个小时的车程。几近崩溃的同时又开始自查和怀疑自己——这个所谓的规则，我们明知道是自己内心的标准，那用来规范他人显然不合理。那是否意味着，其实大部分人采用的平均标准，就是那些在公共场合为了自己狗儿子开心而放任撒欢，且认为这就是「给了钱就应该享受的服务」？这个空间的规则就被调整到了大家都必须要被迫拉至一些傻逼主人以及其傻逼狗的道德、认知下限。

显然，这是公共规则的常态：当超过一半的人对某一个规则进行破坏时，原本的规则将会被拉入群体里的道德和认知水平下限，以至于另一部分人也开始不遵守规则。

同样，给狗牵绳或许也并不是一个法律规则，所以这个规则很有可能也仅仅是我个人标准，但不牵绳的狗打扰了别人，这件事与公共场合的规则是违背的。

---

我所住的小区有一个中央广场，广场的周围是供人休息的桌椅，再由花坛包围这个中央广场。而这些桌椅会变成小区里甚至是外来小区人员的「娱乐场所」，从早到晚都会有人在此打牌赌博。所以久而久之，原本需要绕行至此的路径，被越来越多人从花坛里走出了一条属于他们的捷径。

小区物管为了整治这个现象，先后试过安装标语牌、栅栏、种植更难移动的灌木，但显然这个花坛的规则已经完全被「娱乐场所」的人们所修改。以至于原本那些绕行的人，也选择了这条捷径。

我要是物管，就把所有人都拖下水，比如在这个走出来的新路上定期放上狗粪的阴招，或是安装喷水装置定时开启的阳谋。但显然，一旦这里形成的既定规则被破坏时，这些人反而会觉得「我们都这样做，为什么你就要特立独行地行事呢？」

于是，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规则制定者和遵守者两种人。规则的制定或许并不一定是以个体的方式进行成文制定，也有可能是当群体内的半数都采用某种规则，或是乌合之众放弃独立思考以最低智商水平思考形成规则后所形成的；这时，规则的遵守者对规则的持续存在就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正所谓「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一样，遵守者一般而言有两种逻辑：

• 大家都这样遵守，我也应该遵守。这一类人的社会屈从度更高，几乎不会重新思考这个规则存在的合理性，他们更多是为了合群而选择遵守；
• 当我的利益因为规则受到损害时，我也通过规则去损害他人利益以补全我的既得利益。比如，有人停在自己的私家车位上，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去霸占他人车位，希望物管出面进行调解，否则无人为自己的损失买单；

---

我不算是一个很好的规则遵守者，在学校大部分闯的祸都是我利用了规则的漏洞，所以学校也无法实际「降罪」。也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渐渐意识到我对规则暧昧不清的界限——

若是我认同的团体、组织、乃至国家的规则，我会默认选择接受，且不希望自己成为破坏规则的那个人。比如每次在日本休假时，我的手机完全保持静音状态。

但若是我不认同的团队、组织、乃至国家的规则，我会默认选择履行自己内心的道德标准。比如在不提供桌边服务的餐厅，我会在吃完餐后自行收拾桌面和餐具至指定位置，但显然这种行为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会被大部分认为吃完就应该留在桌面让别人收拾的人当作「神经」。

当人们在选择自我约束、不认同规则的时候，就容易发生割裂的问题——我都已经遵守我认为的规则了，那就不希望你用你的规则来破坏和入侵我的空间。比如，我们在长途大巴全程佩戴牵引绳，也保证自己的狗随时在我们身边，也因为是柴犬的关系他们几乎没有吠叫，但如果他们真的发出了叫声，我们也会觉得「过意不去」而立即制止和管理。

但这仅仅是我们在遵守的规则，所以当其他不牵绳的狗来我们身边捣乱，引起骚动时，他们的主人不动于衷，我为此发过脾气，也骂得不算好听，但就是这样绝大部分的人仍然觉得规则就是其中一些傻逼的下限。

所以这件事就成了内耗的卡点。

---

修改规则是存在极大风险的，比如你可能会和一个群体处于对立面。比如我高中的时候，觉得新闻联播之前大家「自觉」站起来读背书本这件事很傻逼，我便向班主任要求这段时间我自己去学校的小花园独处。班主任用的词也是大家最常听到的「别人都这样，为什么你非要搞特殊？」我并不认同规则，所以也质疑大家这样乱哄哄地读书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表演。为此，我争取到了所谓的「特权」，也是因为这个「特权」，我遭到了一部分同学的排挤。

很显然，我无法修改所有人面对的规则，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的选择而开始拒绝拿着书本大声背读的习惯。直到教室里原本的规则也被平衡到了——要大声背读的学生去走廊，留在教室则保持安静学习。而我依旧是那个在学校小树林跟朋友吃绝味鸭脖的人……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点名一种「规则假意反抗者」——即虽然不认同规则，但又无法做出改变规则、无法承担为自己争取规则的特例而招人厌恶的代价，最终不得不一边遵守规则，一边咒骂规则的制定者和其他遵守者都是「傻逼」。

为什么要把这类人单拎出来？是因为如果群体里大部分的人都以这种方式遵守规则，那么这个规则更难被破坏，因为他们更容易被集体驯化。即如果新的规则与原始规则相悖、甚至不同时，他们会为了反对原始规则而选择顺应新的规则——但殊不知新的规则就是集体驯化的一环。

我理解有些人正处于「看清规则但无法违抗」的阶段，但那些嘴上骂规则、心里又深信规则不可撼动的人，是最可怕的。

---

回到「内耗」这件事，既然我无法接受规则，同时又因为遵守自己的规则被他人不断入侵，为什么我不反抗？之所以这件事产生了自我怀疑，是因为中间还卡了一个要素，即我们跟这场活动的组织者还算关系不错，如果我们在活动当中与其他人发生了冲突，或许会给组织者「添麻烦」。

显然这也是把我自己困住的规则，那就只能接受这种规则带来的代价——比如我必须得全程带着耳机听歌，在每个服务区下去遛狗的时候，我都要求自己做到看管好自家的狗并及时处理粪便等。

因为我对其他狗，特别是狗主人及其傻逼的狗表现得非常冷漠，所以他们也自然而然会远离我，这是我需要承担的不合群的代价——这或许也是「规则」。

总结一下，其实关于规则的思考来源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的思考。与其直接呈现书本上的哲学语句，我个人觉得它在进入到社会现实才显得有趣。

• 现代形式的权力不必然在本质上是压抑性的，而是主体生产性的；
• 勒庞认为的乌合之众是否也存在「主体性」？这就意味着乌合之众的内部是否存在产生性的「规则」；
• 从现实来看，当群体内部超过一半的人遵守某种规则，即规则「产生」；但当多数人开始破坏规则，规则则会下沉，即乌合之众的「主体性」也受到破坏；
• 而规则的假意反叛者，则符合规训机器里的内化者身份，甚至在特定时候他们是「惩罚」的执行者（例如文革时期为了保命而拿上红本本讨伐他人的红卫兵）；

抱歉，今天这篇文章确实会涉及到「阶级歧视」，但不是直指阶级本身的人物肖像，而是聊聊「为什么」。

这两天发生了件很有趣的事。因为家里养了两只柴犬，想着要在樱花季的时候带着他出门拍照。但樱花季就意味着公园里到处都是人，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在家里买了几大箱的樱花切枝，插在水培瓶里在阳台搭建出一个在樱花树下野餐的场景。给奶子拍完几组照片后，也算是带他去樱花季拍过照了。

到这里，你大概可以预判一下，在这样的内容下面会出现怎样的评论呢？

大部分人会因为关注到狗，而与我们产生互动，也有人羡慕我们的创造力。没过多久，就出现了我「期待已久」的评论——质疑「动机」。

折了不少树枝子啊。

---

网络嘛，并没有设立使用者的门槛，所以会出现这种评论也是在意料之中的。我很喜欢这种看似逻辑跳跃了好几个维度，但事实上只在当事人自己的认知范围里扑腾的「观点」（当然，大部分这样的人，会觉得自己的「观点」就代表了「事实」）。

在之前，小红书上有一则有趣的帖子，大致是一个烤肉店的老板，不允许自己卖的烤肉给狗吃。下面的评论可想而知，又将会是一场「爱狗人士」和「厌狗人士」的战争，进而会进化成「无孩爱猫女」和「男权规则」的性别冲突。但是，不卖给狗吃，这不就是一种简单的契约行为，而且烤肉摊老板也愿意承担放弃卖给狗那一部分的收入，这一切都是合同里的意思自治，那这群人到底在吵什么？

很显然，事实没有任何好争论的，所以他们回到了「动机」上面去支持他们的观点。以至于，当观点完全从新闻本身这个事实脱离的时候，变成了两个群体之间对于动机的揣测——你反应这么大，不会是看见狗可以吃烧烤破防了吧？

当然，对于那个质疑我们是去市政绿化折枝的评论，也可以用这种质疑动机的方式给怼回去：

你看见狗都可以拍樱花照是不是破防了啊？

---

我一直相信，文革时期的血脉基因其实一直都在代际遗传着。其实吧，这件事就是几百年前勒庞在《乌合之众》里提到的「群体效应」，只是文革时期将另一个东西发挥到了极致——个人崇拜与自证陷阱。

简单来说，对付个体、最轻松让对方被困在逻辑陷阱里的方法，就是利用「自证陷阱」，接着才是上纲上线。不得不说，我当年也用过同样的手法，在疫情期间面对百般刁难的大妈志愿者，她要求我必须提供24小时核酸检测报告，才能进医院看病。我拿着绿码反过去质疑她：「你是医院领导吗？你能给我看相关的红头文件吗？你是国家主席吗？还是说你要对着国家主席干？你当志愿者每天管的两顿饭不要了是吧？」

从上纲上线到降维追杀——我承认这套组合拳太下三滥，而且就他妈是文革时期的组合拳啊！

其实，从这一点，你能很好地分辨出跟你对话的人，他究竟是不是一个能「聊下去」的人。所谓的「聊下去」，就是你们能彼此平等尊重，面对观点冲突时也不会上升到认为对方是在对自己的人格尊严进行攻击，从而进行理性探讨、就事论事，若涉及情绪层面的，可优先解决情绪问题，而不是永远无法对齐信息。

我欣赏有质疑能力的人，但是他在质疑什么又会分出了「阶级」。

• 质疑事实，这是在保持清醒，从多个维度避免自己陷入沉默螺旋；
• 质疑观点，这是在保持独立思考，但质疑本身是需要提出新的观点，而不是为了质疑而质疑，那叫抬杠；
• 质疑题干，这种往往会发生在无意识「对抗」的人身上，他们会因为无法带入、或是不想代入某个命题或观点时，会采用质疑题干、纠结条件、纠缠事实细枝末节来规避所谓的「回答风险」；
• 质疑动机，不仅无视事实、不还原事实，且完全按照自己的认知水平以最坏的方式揣测对方，从而引出动机不纯的结论；
• 付诸逻辑谬误，AB不同，只要证明A是错的，那么B就是对的；
• 付诸阴谋论，甚至有的人不需要任何证明的过程，因为阴谋论根本不需要逻辑思考，有再多的事实摆在面前，都可以通过循环论证的方式使其陷入自证陷阱。

---

该说标题的事儿了。其实所谓的「阶级」，在我看来就是因为「质疑等级」分出的思考和认知的阶级。而这个阶级本身确确实实跟一个人的眼界、经历、思维可触达之处有密切关系。

如果再往上一层表象去推测，那可能就跟金钱相关，因为财富可以让他拥有更多体验生活的机会；可能跟血缘关系相关，因为生儿育女之后，心有不甘地放弃了年轻那会儿想要折腾的坚持和梦想；也可能跟情感有关，因为无法割舍关系，而在关系里成为了那个时刻忍耐的角色。

所以很有可能，表象是不同的阶级在互相歧视财富、年纪、性别、婚否育否。但是如果再往深层想一想，之所以很多人在朋友结婚生子之后，两人的关系就莫名其妙地断开，甚至聊不到一块儿，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去跟对方聊一下午的「育儿经」，他也不愿意从我这里听到那些测试人性的小游戏，因为它对育儿没有任何意义。

而这一切的冲突，都来源于认知，特别是当形成了确认性偏差的认知。

就好比一个天天都在刷中美关系短视频的人，信息茧房里的赶英超美早就是基准线了。当他在现实生活中听到一些人对中美关系的客观分析，他一定会站出来破口大骂——「美国早就夹着痰盂逃回他美利坚啦！」

说实话，我非常歧视这样的人。如果你也是，我们还能精准地描绘出这类人的人物肖像，甚至还能在生活中找到与之对应的人。

如果说阶级歧视，底层在歧视的是「认知」，那「认知」同频本来就是件困难的事情，就像你不能告诉井底之蛙在农场的边缘有一片世外桃源般的池塘一般——只是这个Z时代更狠，让井底之蛙能轻易地看到那些世外桃源般的池塘，他们便觉得自己已经去过了那些地方。

另一个思路，既然无法同频，但又不想被他们设下自证陷阱，在「质疑」那部分，其实方法都说了，用魔法打败魔法吧～

“君子动口不动手。”

“你居然动手了，你是不是有病。”

“这个人有病，别跟他一般见识。”

连日来，广州各地陆续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自家宠物狗遭投毒身亡。一名位于广州荔湾区的犬主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她养的两只宠物犬于11月8日晚被毒害。据她了解，同一时间段内其遛狗区域至少有6只狗中毒。截至11月20日，广州超40只宠物狗疑似中毒死亡。

——中国新闻周刊

对宠物投毒的事件会让我特别关注，不仅仅是因为我养狗，也因为养狗之后催产素被提高后会莫名地担心，更重要的是这件事背后藏着太多“隐含信息”。于是，我才用了标题这样的句式：

当人们在“投毒”时，在“毒”些什么？这个“毒”可以更换成各种人身伤害事件。

---

为什么要毒狗？

中国大陆的刑法学里，认为犯罪由四个要素构成：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和犯罪客观。公共场合投毒毒杀宠物、流浪动物的法律一直很模糊，特别是当投放的毒物并不属于违禁品、不会对人体造成人身伤害时，这种投毒行为并不会触发犯罪。宠物可以以“私人财产“”的方式得到保护，但流浪动物本身并无法受到现行法律法规的保护。

很有趣的是，如果你搜索“投毒毒狗”的词条，可以在各种新闻最下端的评论看到两极化的评论。有认为应尽快完善立法保护宠物的，也有认为宠物狗就应该被赶尽杀绝的。保护狗和虐杀狗一直是极端共生的事件，特别是当人们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时，一句“杀尽所有狗”确实满足了逞口舌之快。

一些讨厌狗的人，会有原本的历史原因导致的心理因素。这种害怕和恐惧是生理级别的，加之新闻对于狗伤人的报道，这种恐惧会因为信息偏差更加严重。

另一些讨厌狗的人，或许是后天因素造成的。比如宠物扰人、贫富差距、社会等级差距、尊严受损等等，狗变成一种符号激发了当事人的某种情绪反应，导致错误认知并引发了对应的行为。

狗作为一个“弱势”符号，对它的虐杀既能“安全”地满足尊严感，又能充分地体现自己对生命凌驾的快感——只是因为这群人足够“懦弱”，所以才不得已选择这样的方式来满足他们卑微而易碎的尊严。同时，这一类人又是非常容易被煽动的，例如“养日本柴犬的人不爱国”，他们很有可能会拿起U型锁，砸向养柴犬的主人。

所以想要弄清楚“为什么”，需要弄清楚当事人对于“狗”是一种具体的恐惧，还是对于符号的厌恶。所以投毒本身，犯罪客体就变得复杂。

---

从犯罪者思维的角度来理解毒狗

代入一下，如果你是一个针对动物投毒者，你希望发生怎样的结果？当然是希望有宠物陆续死亡，这样才能体现犯罪者的“存在性”。为了造成更多的死亡案例，投毒的方式、投毒的区域就成了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犯罪客体既然是“动物”，那么动物什么时候出没、以何种方式出没就是必须要研究透彻的。所有小区投毒、宠物狗聚集场所就是最好的投放区域。比如广州发生的群体性毒狗事件，投毒地点就是在宠物狗经常聚集的草坪上。

针对“狗”这个犯罪客体，投毒者需要观察狗的习性，才知道哪些路径是多数人遛狗所选择的；或是每晚大型犬的主人会固定在小区某个区域出没，导致大型犬吠叫扰民。这个时候，投毒的“主观”因为针对的是狗，他们会尽量避免和狗主人进行接触，因为犯罪在狗被毒死时就已经完成了。

但是针对“狗主人”这个犯罪客体，投毒者则是对个人乃至符号的理解，比如这个人常常出没什么地方。但这里有一个比较尴尬的点，一些富人所居住的高端小区本身有严格的门禁系统，这些因为仇富而想要虐杀富人宠物的人，压根儿连小区门都进不去。另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是在狗活动进行投毒的，犯罪者是针对一个群体符号进行投毒。

因此按道理来说，他们本身可能在任何地方投毒，特别是狗出没频繁的地点。这时我们需要引入另一个“规则”，来理解犯罪“成本”。

---

如何评估投毒的危险程度？

投毒事件并不算是“黑天鹅”，它本身因为有规律可循，所以可以通过以下几个要素来横纵评估危险程度。

• 偶发性与频发性
  • 偶发性事件本身不具备“普遍性”，所以无须对此感到焦虑。偶发性事件有可能是宠物误食、农药中毒等非“主观故意”造成的；
  • 频发性事件需要分析所有的可能性，比如环境污染、持续地针对植物或昆虫的灭杀工作残留毒药，频发性事件一旦有人为干预，就可以得到阻断。例如饲主远离该区域，或是人为排除污染源，如无后续事件发生，则危险性较低；
• 个体性与群体性
  • 跟偶发性类似，个体性事件需要分析宠物中毒的真正原因，否则无法倒果为因认定该区域发生了实际的投毒事件。针对个体性事件，需要对该区域进行持续观察，若偶发事件变为频发事件，则可以认定为是群体性事件；
  • 群体性事件最为严重，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发生多起的，即群体性+偶发性事件，则可以认定为“投毒事件”。这类事件如果持续发生，则要重新评估该区域是否存在持续性的污染源；

所以，当发生一起“毒杀”事件时，并不用惊慌，饲主可以通过人为干预的方式，更换遛狗路径、或是为宠物佩戴嘴套的方式持续观察。一旦偶发事件造成了持续的群体性伤亡、或是变为频发事件，则需要考虑“投毒”的可能。

---

不要忽略投毒事件里的“干扰事件”

所谓的“干扰事件”，是导致上述的评级变得“严重”的，但是跟投毒毫无关系的事件。这类事件本身又是一种“人性游戏”。

一类干扰事件，是饲主意外或故意造成宠物伤亡后，为了降低负罪感，将个体偶发性事件伪装成“投毒”，将责任从自己转移到不存在的“第三方罪人”。当谎言说一千遍之后，他自己也会把这个谎言当真，觉得自己的狗就是被人投毒致死的。

另一类干扰事件，需要“绕一下脑子”。一个人因为恐惧自己的狗会被毒死，所以他先在小区投毒，造成了别人的宠物被毒死，从而觉得事件已经发生，自己的狗可以得到保护也可以免于被毒死的可能性。这件事看上去很“抽象”，其实它和赌徒们觉得“已经七轮没有出现过6了，那么下一轮一定会出现6”是一样的赌徒谬误。同时，这类人因为替代性防御机制，将对某一事件的恐惧通过制造或促成事件的发生转移到他人身上，以缓解自己的焦虑。

所以只要发生了自己最害怕的事件，那么事件就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两类干扰事件一旦进入到数据之中，就会抬高投毒事件的严重性，从而造成更多人的恐惧和焦虑。

---

好了，现在你可以把“投毒”换成任何一个群体事件了，这样就更好理解这件事的底层逻辑

比如，把“投毒”换成“网暴”——当人们在网暴时，在网暴些什么？

双十一的广告铺天盖地的来了，来了的同时也发生了每年都会喜闻乐见的“游戏”。

脱口秀演员杨笠因为参与了京东的广告，这几天又在网络上掀起了一场新游戏——抵制京东、退款Plus会员、拒绝参与京东双十一。你觉得这是自发行为？还是“友商”套路——如果我们按阴谋论论处，阴谋论最低看“受益者”。

所以我当时跟朋友预言——除非女性消费者因为这一次的“男性集体行为”而蜂拥至京东进行购物，否则这不能算是“宣传”。除非“友商”同时还会发布“让女性也抵制京东”的文案，这样就可以100%确定是商业行为。

果不其然，让女性抵制京东的文案很快就来了——作为女性，我们不能支持强奸犯管理的电商平台。

好一出双十一商战，果然还是用了最下三滥的手段。

---

虽然说是“商战”，但是还真的挑起了一群人（男性）去京东退订Plus、注销账号的行为，为自己本就不多、只能通过在抖音上骂别人获得的尊严浓墨重彩地点缀了一番。不过呢，这群人本质上和那些抵制家乐福的中老年一样，一旦开始送更多“鸡蛋”，他们还是会蜂拥而至去“薅羊毛”。所以我才说这个商战手段非常“下三滥”，因为它起不到任何作用。

此前，杨笠代言过酒类、电脑、汽车等等，实际上真的对品牌的股票造成过“蒸发”影响。杨笠作为一个女权符号，已经完全和男性对立，才导致了后面这一系列的商业灾难——不过这一切都不是杨笠能够预见和控制的，因为她已经从一个人变成了符号。

同样，这个符号还可以延展到更多人身上，只要是明星，他都可能代表某一种符号——而在这些众多的符号里面，普通人最愿意看见的也是最喜闻乐见的，就是造神、封神和将神从神坛上拽下来的全过程。明星正是这套流程里面比较容易达成的，明星这个符号最接近“普通人”，所以普通人可以向他发出任何的质问：你这么普通凭什么比我赚的多。所以当这些人也沦为普通人的时候，这中间的落差和“你到最后跟我也一样”的爽感，确实可以救活很多人的“自尊行”和存在感。

---

造神、封神的过程，就是集体乌合之众形成的过程，越是混沌就越是失智。他们需要一个人来“言代”行为——举个已经被正确记忆过的例子：钟南山在疫情初期几乎被推到神坛上，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疫情的走向，比如说“板蓝根事件”。所以当他开始被从神坛上推下的时候，也成了众多人喜闻乐见的事情——乌合之众因为随时寻找新的“言代”，而不得不通过牺牲前领袖的方式，来证明后续领袖的“正确性”。

但是，符号和“人”之间始终无法作为完美同频，只要是人就会犯错，符号跌下神坛是抽象的，但是人是具象的——被网暴、被双规、因犯罪入狱、或是真的从顶楼纵跃而下。

造神本身就是双刃剑，从被造神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有人期待着他从神坛上坠落——这是符号的使命，人们对符号的喜恶不可能保持不变，特别是当人们处于乌合之众内部时，他们对符号的追求更加强烈，就好比司马南既可以是领袖也可以是小丑，就看牠需要在什么时候被牺牲用来证明另一个“代言人”的正确性。因为乌合之众本身，也在时时刻刻寻找与自己相性最贴合的“代言人”。

---

那为什么脱口秀演员要去京东打广告呢——因为京东赞助了今年几大脱口秀喜剧节目，这不过是资源交换罢了。

这个时候如果还要把“京东故意找杨笠来恶心男性消费者”当成是根本原因，那我奉劝你还是赶快找到合适的“乌合之众”吧，你自己是很难找准“正确的”攻击目标的。

这两天接待的10人死亡体验，遇到一个“教科书级别女性特质”的客人。

事情是一个蝴蝶效应的结构。起初第一轮需要表态观点时，她一直唯唯诺诺不敢举手，想要支持A观点。在开始以此表达观点时，她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自己“是因为看到多数人举手，所以自己也选择了B观点”。在听到更多人表达观点之后，她无视流程打断他人发言，想要将自己的观点改回A。主持人示意“等一下”——这里出现了一个歧义，主持人的“等一下”是为了打断这位客人破坏规则的行为，而这位客人认为的“等一下”是一定会允许自己再为自己辩解。这一轮，她被高票投出，是认为最没有眼缘或最不喜欢的表达，其中的理由有写明“从众”。

因为这个初步印象，她在这10个人的陌生社会里留下了最初的刻板印象。当她被淘汰后，不服我们给她包含“从众”定义的关键词。对于关键词，它是解释当事人在本场活动淘汰之前，集体对她的认知，由陌生人折射出一个人的某一个特质。所以关键词并不能涵盖她的一生，所以当她意识到关键词不是挑事的点时，她非常聪明地抓住了“程序瑕疵”，主观认为主持人的那句“等一下”是对自己可以为自己辩解的承诺，而主持人没有履行这个承诺，才导致了大家对她有了从众的印象。

细心的你也应该发现问题，这里面的因果是完全错乱、甚至颠倒的。

---

我们接触过很多客人，用主观臆断讨论假设结果的不在少数。比如，她会假设“主持人讨厌她故意不让她表达观点”，或是假设“这是流程问题，如果自己不是第二个发言就不会慌乱到说自己随多数人投票”。恰好，我们又是非常善用“奥卡姆剃刀”的人，三两下就把她的假设砍掉，最终回到最初的那个点：到底是我们因为没有让她修改投票导致了他人的从众印象，还是她最开始表达观点时就已经暴露了从众心理？

很显然，她的那句“是因为看到多数人举手，所以自己也选择了B观点”发生在观点修改之前，也发生在程序瑕疵之前，这一句话当然是造成刻板印象最初的“因”。票选她出局的人，也是因为这个初步印象，对她评价了从众一词。见问题根源被揪到，她立马切换赛道，就算在场有当事人承认自己就是票选她出局，并且因为她最初的发言留下从众印象，她也无视这个事实，认为如果有改票的流程，自己就可以洗刷从众的形象——而认为她从众的人，则觉得正是因为她一开始的发言和后来在听完别人发言想要改票的行为看上去就是从众。

她又换了一个赛道：“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听我说话。”这句话，是她在面对当事人和事实的情况下，对他人的定罪。我当然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立马追问：“你为什么觉得别人没有认真听你说话？现在是有人站出来承认投票的事实，你是不是也没有认真听她说话？”

她朝着我非常严肃地说：“你现在是在攻击我。”

全员愣住。

我换了个语气，继续追问：“现在是有人站出来承认投票的事实，那你是不是也没有听她说话？”

她对我说：“你为什么凶我？”

有好几个人被气得噗呲一笑，包括她身后一直懒得加入讨论的老公。

---

上面这段描述，有一个词无时无刻地出现——“从众”。她是从众的人吗？毕竟她最早被淘汰，整个“社会”对她的认知只能停留在最初的那一刻。死亡体验的乐趣在于，无论你是用伪装的方式还是真诚地面对大家，其实以陌生人构成的小社会里，都能互相照出真实。往往那些最不真诚的人都容易被高票淘汰。但是在当下那个需要轮流发言的场景，她因为“紧张”表达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我相信她那一刻不是装的，只是她还没有背好台词站上舞台表演自己，所以本能暴露了自己的从众心理。

她当然不希望自己从众，从众就意味着要否定她的“特别”。但她是特别的吗？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她是第一个在工作室和我们理论的人，只是理论的方式是用一大堆假设来推导出她想要的结论，而我们又非常善于揪出问题的本质和将不停切换赛道的人拉回到问题本身。所以当她没办法将我们拉进她的逻辑谬误里时，最终竟然用“你为什么凶我”作为新的赛道。

这个案例的有趣在于，她为何如此反感“从众”这个定义？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给到她的关键词，而是当她意识到自己留下的从众印象，正是她最开始那个本能的发言暴露了她就是个从众的人。这种攻击不仅仅是对我们这个“表象”，更多的是对内指向了她的“内核”，对内攻击是无解的，所以此时此刻必须找出一个罪人，来负责她的“下意识”——于是，一大堆外归因包裹着这个脆弱的内核，以为没人看见。

---

承认自己平庸很难吗？当然，因为这就意味着自己将要丧失“自命不凡的特别感”。但如果这个评价来自于陌生人，这种“伤害”更大，加之在最开始就因为本能暴露了真实的模样，无论后面如何表演，大家都会因为最初的刻板印象而觉得“割裂”。这就是人与人形成关系的意义，你既能看到别人，也能让别人看到未曾发现的自己，通过自我探索，一起看到彼此都没有看见过的真实的自己。

我很能理解一些人无法承认平庸的原因——比如创作者，平庸就意味着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但是平庸本身没有任何标准，所以只有通过对比自己的“特别”才能指证他人的平庸——也就是说，当平庸的概念消失时，特别的概念也会跟着崩解。只是那个当下，在她的世界里，“从众”就是她为了凸显自己特别的那个平庸参照物。

老鹰和鸡毛掸子都有毛，但他俩爱惜羽毛的前提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