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咖啡馆的第二大好处——可以随意安排作息时间，这几天暂时失效了。因为楼上楼下的邻居都在装修，8点钟机器开始轰鸣，老小区红砖楼板的结构随之颤抖。解决办法就只能是我自己早睡一会了。我没去打听，仅凭瞎猜，大概反正也不买新房了，索性春节前把老房子装修一新算是提高生活品质吧。这个不太好评价，虽然我对未来的经济环境预期不佳，不过一般人总不至于倾家荡产去搞装修；把钱投在日常生活里，倒比这个时候搞投资要好得多。说到投资，有朋友跟我说看到好多新店开张，怎么还能讲经济环境不好呢？此言可就差矣，君不见这许多人，要么是原来的生计眼瞅着不行了才换条道儿试试，要么是想安顿但从毕了业就从来没机会安顿下来，误以为开家小店或许是条出路……真心祝福，但我实在乐观不起来。向来后知后觉的老街坊们都像是有了勒紧腰带的觉悟，那些在经济活动中活跃敏感的市场消费主力，还能热情高涨地持续支持新开的店铺吗？

fin.

有些时候自己会有一些想法，但是过于零散，想把它们记录下来，可是又找不到一个清晰脉络可以把它们串起来。入职已经两周了，我还记得快要五年前加入 Oracle 的时候，我也写了一篇类似零散的文字，不过那个时候是在入职一个月左右的时候。

Facebook 的唏嘘

我记得在五年前谈 offer 的时候，Facebook（现在改名叫 Meta 了）也给了 offer，他们的 recruiter 当然是尽力试图说服我加入他们，而不是加入 Oracle。当时有一句话我依然记得，大致是说不只要看当下 compensation 的价值，要考虑到股票的潜力，因为 Facebook 的股票的潜力是 Oracle 所不能比的（北美软件工程师的 offer 往往都包含固定薪水和股票两个部分）。

其实他这话某种意义上也没错，爆发中的世界最大的 SNS 公司，当时 FB 股价 $175，一直被称作市值最被低估的 FANNG 巨头，最高涨到去年比那时候翻倍了都不止，而今年的低谷则比那时是接近腰斩，这一进一出简直太过疯狂。疫情可以说强行憋出一堆泡沫，接着就是把它们一个个刺破，那些不盈利的公司都雪崩了，大科技是最后倒下的，但依然可以看得到它们摔得有多惨。

我其实还是看好 Facebook，只是我不知道这个 “阵痛” 有多长。众所周知 Facebook 历来有一个产品线单一的毛病，几乎所有的利润都来自线上广告业务，抗风险能力弱，护城河又受到 TikTok 的侵蚀，一旦广告业务受到重创，投资者用脚投票，它必然逃不掉崩盘的命运，这也是市场哪怕在如日中天的当时依然只给一个如此之低 PE 的原因。相较而言同样靠广告主打的 Google 就好得多，护城河也稳健得多。

Facebook 在决定开拓第二曲线的时候，且不说元宇宙的概念是否过于超前，技术成熟度是否还不达标，这样本身又一次地 “孤注一掷” 风险就太高了，这是公司决策层的问题，很遗憾让很多基层员工和投资者背锅了。相较而言，我还记得 Amazon 当时也有重大的失败，比如它的手机业务，但是它有好几个项目并行，这其中有的业务就做起来了，比如 Echo，这样结果来看还是要好很多。

公司和团队的选择

我在成熟的团队里面工作过，也在成长期的团队里面工作过，这里面的感受各异，但是和过往模棱两可的偏好不同，现在我对于这两者的选择已经很清晰了。在我会尽量选择刚建立、或是依然在高速扩张期的团队，以 “和团队一起成长”。这其中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1. 这样的团队更容易都带有做事和积极的文化，轻流程、少扯皮，关注的是增长；
2. 这样的团队往往意味着前景和公司资源的倾斜，这对于自己的职业发展也有好处；
3. 这样的团队在技术上限制和顾虑更少，更容易采纳和推行当时前沿的技术和思想。

在选公司的时候，以往我也不太挑剔，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公司的文化是一个深入骨髓的东西，选择那些真正的互联网公司、小心地避开那些老旧的文化这有多重要。哪怕一家传统的企业要砸钱转型，企业文化要改变却是极其困难的。

我在加入 Oracle 的时候，在 the first generation 失败以后，专门在西雅图成了 OCI，孤注一掷，从头开始做 the second generation，在西雅图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从当时的三大云巨头 Amazon、Microsoft 和 Google 砸大钱挖人，同时也想尽量保持 OCI 文化和运作的独立性，这其中的决心和雄心不可谓不大。当时觉得大家做事的氛围和风格还可以，可是后来就逐渐发现，企业文化这东西真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尤其对于这样一艘巨轮来说，逐渐 Oracle 的一些缓慢和笨重的老毛病就慢慢散播开来了。团队之间的扯皮越来越多，一年中的 code freeze 时间占比越来越大，org 中开始有越来越多的 program manager 专门催进度……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够果断的是，我确实看到了这些问题，却没有足够警醒和趁早行动（其实也是因为懒……）。

有了一点危机感

工作这么多年了，自认为一直比较努力，但也比较顽固和皮实，属于那种到处瞧不上，各种爱谁谁的那种，因此我也很少有危机感。但是这一次骑驴找马的过程中，我却真真切切产生了明确的危机感，特别是技术方面的 hring bar，高到让我惊讶。于是这似冷水浇头，让我打了个冷战，相当警醒。我当然明白这里面有很多客观经济大环境的因素（最近大的科技公司都在疯狂裁员，Blind 上都说 DoorDash 的某 software engineer 岗位 referral 的 pipeline 都排了一百多个人了），可是我觉得自己在 OCI 的这几年之后，在某些我看重的技术领域方面，有些落后了。

回头想这其中的缘由也不难理解，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做一个软件工程师，坚定地走技术岗，技术能力就需要不断刷新，持续学习是一个必选项。这几年的工作内容中，啰嗦的会议太多，无奈的扯皮太多，冗长的 ops 太多，折腾的流程太多……看似每天都很忙，还得做各种技术和业务的决策，两大会三小会的，其实自己的收获却并不理想。我的角色更像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很难说自己还是一个 IC（Individual Contributor）。

现在我终于可以多做一点一个软件个工程师该做的工作，总体来说显然这比每天扯东扯西更让我让我踏实，技术方面我尤其在努力往回赶，当然，我明白这需要时间。

Onboarding

总体来说，入职 DoorDash 的体验还是很不错的，接近三周的集体线上 onboarding（目前完成了两周），少部分时间业务，大部分时间工具和技术，从后端、前端、数据平台到运维工具，全部覆盖，再加上大量的现场实战课，公司创始人之一和我们这一批新入职的一百多人一起在线搭建环境，这大概是入职后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回想在华为，onboarding 是有集体流程，在深圳，住百草园，上大教室课，但那主要是推公司文化，大搞团队建设；在亚马逊，有一些公司文化和流程的课程，入职后的 onboarding 主要还是交给团队自己来做了，接着就是大量的 wiki 阅读；在 Oracle，第一周基本全是在线培训，也是基本不讲技术，讲的主要是流程和法务，第二周开始交给团队自己安排，可见 onboarding 是一个管中窥豹的好途径，从中就能看出一家公司的文化了。

现在我手头有三条学习的线路并进，其一是公司给软件工程师集体 onboarding 的 sessions，其二是团队内部的 onboarding 内容，尤其包括了日常最频繁接触到的工具和技术，其三则是项目的背景业务逻辑。总体来说时间还是比较紧迫的，希望等这些内容熟悉了会好一些。

疫情带来的深远影响

我们团队几个人在多伦多，几个人在湾区，几个人在纽约地区，几个人在泛西雅图地区，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 2019 年，那应该算是一件稀罕事。但是疫情改变了太多东西，其中一条就是远程办公。我记得在国内工作那时候写过一点在家办公的想法，之后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又写了一点（不得不感叹 37Signals 真是太有远见了），而现在呢，整个求职过程，整个离职过程，以及整个入职过程，我没有去一趟公司，这是真正的纯远程办公了。

从科技公司的角度来说，我认为长远看这是好事，省掉了大量的场地开销，人才招聘扩展到更多的区域，终于不用在湾区、纽约和西雅图这样的软件重地抢地盘了，地域优势真在逐渐淡化；从扎实的 IT 从业者的角度来说，这样也是好事，多一点可靠的基本功和硬实力，少一点速成和赶风口的心浮气躁。尤其对于那些行动不便的人来说，所有通勤的烦恼全省了。当然，好事指的是总体来看利大于弊，并非没有弊端，弊端有很多，以前我也谈到几次，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理解，这里就不啰嗦了。

因为疫情期间很多公司做了不切实际的预判，过度疯狂地招人，在如今经济进入衰退的时代，也就有不少求职难的问题暴露出来。但经济和市场就是如此，有周期，有波动，衰退的结束就是增长的开始。没有人知道经济下行会到什么时候完结，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好转的时候总会到来，也许一年后，也许两年后，现在的时间就是蛰伏的时间，机会没那么多，但是好的公司和优秀的人才，总是能做出合理的应对，在特殊的环境中找到对方。

文章未经特殊标明皆为本人原创，未经许可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用途，转载请保持完整性并注明来源链接 《四火的唠叨》

在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和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低空经济和生物制造、商业航天等行业一道，被列为要积极打造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增长引擎”，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作为国内发展低空经济起步较早的省份之一，2021年的《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中已提出要做大做强无人机产业，推动在物流等主要行业领域的创新应用。广东省也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创新城市空运、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应用场景，加快建设低空无人感知产业体系。

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性产业，是以电动化、智能化、大众化低空飞行活动为主体的综合经济形态。低空经济将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通过开发低空空域资源这一新的要素，正在创造新的产业生态，重新定义未来出行的形态，推动着城市空间利用方式的变革。

我们发现，在强大产业基础和积极政策探索的助力下，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在低空产业链强链补链、空域监管政策探索、应用场景创新等多维度领先发展，不断激活城市立体空间资源，正在重塑未来城市格局、提供发展新动能。

低空经济的崛起繁荣，离不开飞行器研发制造、政策监管规范、应用场景逐步拓展丰富的协同作用，从而实现各环节逐步形成闭环。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基础雄厚、政策支持有力，整体产业领先优势明显，代表了中国低空经济发展的趋势与潜力。

赛迪顾问发布的《中国低空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深圳和广州低空经济企业数量分属全国第一与第二名，遥遥领先其他城市。根据“广东发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深圳市无人机产业链企业1730多家，产值960亿元，与全国产值1520亿元相比占比超过六成。

依托本地雄厚的制造业产业基础，大湾区在低空经济领域形成了较强的产业优势和集聚效应。大湾区低空经济企业中，既有大疆、顺丰、极飞等头部厂商，也涌现出如亿航、小鹏、广汽等行业参与者，还吸引了全球知名电动垂直起降（eVTOL）飞行器研发制造商Lilium落地。

低空应用是低空经济产业布局的核心。目前，大湾区已经基本跑通了“低空经济+公共管理”的商业模式，涌现出应急搜救、遥感测绘、消防等诸多细分领域的行业应用，并已出现飞行器平台化、行业相关配件模块化等趋势，逐步匹配飞行器与多样化的行业需求。

低空经济多元应用场景加速落地大湾区。考虑到专业化、行业类应用领域竞争日益激烈，大湾区企业已将目光投向低空经济的“蓝海”——面向一般大众的应用场景。有别于聚焦航拍、娱乐等用途的一般消费级无人机，目前正在大湾区进行较多商业化、规模化试验的应用场景主要是物流运输、交通文旅等。

无人机参与物流运输主要使用在城市人口密集区120米以下的空域，重点解决高货值、长距离以及高时效性、即时性要求的应用场景。大湾区部分城市存量建筑已经开始相应的改造升级，例如在办公楼、产业园区的建筑楼顶平台或露台建设或安装无人机起降台、信号收发等设施设备。

为了改变现有低空经济物流运输应用需依托配送站定点配送的局限，无人机配送入户的新模式日益受到关注。在珠海市的华发“珠海湾”住宅项目方案中，小区内将建设无人机低空飞行起降场，并为每套住宅在阳台一侧预留无人机入户起降台，阳台也被设计成大挑高、错层、外挑式的形式。我们相信，在未来商用和民用的建筑设计中，为低空经济应用场景落地预留起降空间或将成为趋势。

以eVTOL飞行器为代表的低空载人飞行器，是低空经济的前沿领域，可以为城市空中交通提供环保、便捷、高效的出行方式，有望成为未来低空经济商业化又一重要方向。近期，一系列eVTOL飞行器试验落地大湾区，为全国乃至全球低空载人飞行试验贡献了“大湾区智慧”。相应地，包括专用垂直起降机场、机库、指挥调度中心、乘客候机区、服务中心等在内的物理基建载体和配套设施的设计、建设、运营，也应早做规划和准备。

在我们看来，各类面向大众的消费级低空经济应用场景陆续呈现创新，正在深刻改变城市空间利用格局。在向低空寻求发展的过程中，城市立体空间资源得以激活，并转化为具有新型商业与社会价值的生产资源。低空经济“空中+地面”的新型经济形态，最大化、立体化地利用了城市空间，拓展了城市发展的边界与尺度，推进城市格局网络化趋势，并为城市创新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本文发表在《21世纪经济报道》2024年6月14日 第4版/评论版）

• 公众号：低空经济乘势起飞，重塑城市空间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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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物流地产市场在承压中波动复苏，市场需求体现结构性变化。展望未来，中国物流地产市场将渐进恢复，但局部市场间表现或更趋分化。经济新业态、新动能将为物流地产市场带来结构性机会，而产业发展与政策导向对物流地产需求的影响面预计也将有所加深。

仲量联行最新发布《中国物流地产市场近期趋势及展望》白皮书，通过重点剖析当下中国物流地产市场预期和内生动力的变化趋势，理性研判复苏路径，帮助运营商及投资人及时发掘关键价值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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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是专门为制造业企业及其上下游进行生产、办公、研发实验提供空间的建筑物业，其主要形态包括标准厂房、多层厂房。作为中国产业园建设的先行者，深圳在产业发展中一直注重产业用地集约化利用，以拓展其产业发展空间。

仲量联行最新发布《产业与产业空间，“向上突破”之路》白皮书，聚焦深圳总体量约8,600 万平方米的产业园项目，并从硬件方面详细梳理深圳产业园分类。同时，深入分析新兴产业全流程生产环节中的空间硬件新需求，探讨新型产业园在促进产业间协作与产业链整合中的作用，探究未来产业空间特征和可能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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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个「碳关税」，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将于2023年10月开始实施。根据这一法案，非欧盟生产商在欧盟销售相关商品，须为二氧化碳排放付费，弥补其原产国的碳价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中的碳价差异；三年过渡期后，欧盟将于2026年正式开征碳调节税。

全球减碳和绿色发展的低碳技术竞争与产业转型压力已经通过国际贸易机制传导过来。欧盟是上海市的最大贸易伙伴，2022年出口总额达到3146亿元，占全市总出口额的18.4%。2023年前7个月，对欧盟进出口5001.9亿元，同比增长11.6%，增速高于整体4.2个百分点，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20.4%。CBAM实施对中欧贸易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上海更是要未雨绸缪，对欧盟CBAM的规则设计及其影响做好跟踪评估，为及时应对做好准备。

一、碳边境调节机制起源与政策选择

碳泄漏削弱减碳效果

欧盟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势头和雄心一直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早在2005年，欧盟就率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多国参与的排放权交易体系——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该体系旨在实现《京都议定书》确立的二氧化碳减少排放的目标。经过十多年的运作，该体系已经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

但是欧盟的严苛气候监管政策产生了严重的碳泄漏（carbon leakage），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产业外流，即由于欧盟碳排放管制政策带来了生产制造成本的大幅增加，欧盟地区的工业生产企业为了保持市场竞争力和利润需求，正在逐步或正考虑将相关工厂转移到世界其他气候政策较为宽松的国家或地区；二是低碳价冲击，即来自低碳价（或无碳价）地区的产品冲击欧盟市场，将欧盟市场份额拱手让与更加高碳但承担较低水平碳成本的竞争对手。

出于对碳泄漏的担心，欧盟一直发给相关企业大量免费配额（碳排放许可），这导致碳排放交易市场无法起到预期的激励减排作用。随着2019年《欧洲绿色新政》的发布，欧盟显著提高了其碳减排雄心并加快了减排步伐，包括将2030年减排目标从相对1990年水平减排40%提高到至少减排55%。作为「Fit for 55」一揽子立法提案的一部分，CBAM也被寄予了解决碳泄漏风险不断升高问题的希望。

一项替代性政策工具

一般而言，针对欧盟CBAM覆盖产品的边境调节价格，等于该产品的隐含碳排放量乘以出口国与欧盟之间的碳价差。CBAM计划分三个阶段进行实施：

• 2023-2026年：CBAM过渡期，过渡期内申报企业只需要履行报告义务，而无须缴纳「碳关税」；
• 2026-2034年：欧盟正式征收「碳关税」。钢铁、水泥、电力、化肥、铝和氢气，以及特定情况下的间接排放和下游产品将成为第一批纳入征收范围的行业，向CBAM覆盖的进口商品施加与EU ETS下配额价格等同的碳成本；
• 2034年之后：预期将EU ETS涵盖的所有商品囊括进征税范围，而EU ETS的免费配额将会全部取消。

对钢铁、铝和氢，目前CBAM只对其直接排放收费；而对于水泥、电力和化肥，CBAM既对其直接排放收费，又对其间接排放收费。在过渡期结束之前，欧盟委员会被要求评估是否将范围扩大到其他有碳泄漏风险的商品，包括有机化学品和聚合物，目标是到2030年将EU ETS涵盖的所有商品都涵盖在内。

欧盟将CBAM定位为部分现有碳泄漏保护措施的替代措施而非叠加措施，主要替代EU ETS下针对国际竞争压力较大、碳排放成本占产品价值比例较高的工业企业所实施的免费配额分配措施。CBAM的生效速度与EU ETS中免费配额的淘汰速度相同，采用CBAM替代现行的EU ETS下的免费配额分配措施也有助于欧盟内部提高减排力度。

（来源：欧盟委员会）

二、CBAM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CBAM对上海各行业的短期影响较为可控、温和，但是CBAM逐步实施和伴随而来的供应链低碳绿色化趋势和全球价值体系的转型，对上海乃至全国的长期影响会显著地扩大加深。

CBAM涉及产品占比少

CBAM所能覆盖的行业和产品有限，主要是EU ETS交易中所涉及的产品。根据吴必轩在《厘清究竟，再谈欧盟「碳关税」的影响与应对》一文中的测算，以贸易额计，2022年中国向欧盟出口钢铁、铝、水泥、化肥和氢这五种产品（下称「CBAM有形产品」）并且未来会被征收CBAM的排名前十的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大陆、土耳其、俄罗斯、印度、中国台湾、韩国、美国、越南、埃及和乌克兰。中国大陆排名第一，出口额为199.6亿欧元。

虽然中国对欧出口的CBAM有形产品贸易额绝对数字不小，但应注意到2022年欧盟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为6260亿欧元，其中CBAM有形产品占比仅为3.2%。，这一比例远低于埃及、土耳其、印度、乌克兰等国家和地区对欧盟出口的CBAM产品占其对欧总出口的比重。这说明中国对欧出口的主力并非CBAM所覆盖的初级原材料产品及其直接衍生品（如钢管、螺丝和铝结构件）。

对于上海市而言，上海市货物出口中CBAM有形产品占比依然较低。根据上海海关的统计数据，2022年机电产品为上海市出口规模最大的商品，占出口总值约七成。而机电产品出口中，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是主要的出口产品，这些出口产品都不在CBAM有形产品范畴之内。

2022年中国对欧盟出口的几种CBAM产品中钢铁占比最高，为151亿欧元；铝及铝制品占比第二高，为45亿欧元；化肥为3.3亿欧元，水泥为1146万欧元，氢为3134欧元。中国并不向欧盟出口电力。总体而言，现阶段中国受CBAM影响相对较大的行业只是钢铁和铝及铝制品。根据2022年宝钢年报，对欧非市场出口占比为26.7%，同比增加3.3个百分点。对上海而言，其重要工业企业宝山钢铁为代表的钢、铝等高碳企业可能受到的影响较深。

但是从全市来看，根据上海海关的数据，2021年上海市钢材最大的出口市场是东盟，共出口106.4万吨，占27.5%；对韩国和日本分别出口31.3万吨和18.8万吨；对欧盟出口23.8万吨，仅占6.1%。对欧方向的钢材出口所占比例并不是很高，短期CBAM实施对上海市的贸易影响相对可控、温和。

钢铝行业需重视长期影响

前文提到钢铁和铝及铝制品会是中国受CBAM影响相对较大的出口产品。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宏观与绿色金融实验室专家讨论的结果来看，按照目前的规则，参考欧盟碳价和EU ETS钢铁行业碳配额基准线的测定，CBAM可能导致中国几家典型钢铁企业的出口成本增加约4%-6%。

根据CBAM的计算方式，钢铁产品出口的CBAM负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盟免费配额的消退速度。长期来看，欧盟给予其内部企业的免费碳排放配额会逐步减少，EU ETS碳价预计将继续上升；目前，欧盟的碳排放配额成本已处于每吨90欧元左右的水平，而中国的碳价依然只有人民币60元左右，而随着未来中欧碳价差异扩大，到2035年，中国钢铁产品出口的CBAM负担将进一步增加。

此外，现阶段CBAM对于钢铁、铝和氢三类产品仅涉及其直接排放，对于水泥、电力和化肥则同时兼顾其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中国铝产品的排放主要来自电力的间接排放（电解铝），目前CBAM机制并不包括铝产品的间接排放，但是如果未来欧盟将铝产品的间接排放也覆盖进CBAM的计算之内，则将会大幅增加中国铝产品出口至欧盟的成本负担。

中国对欧盟出口含钢铁的产品主要来自钢铁下游的深加工行业机电产品（如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等），这些产品并不在CBAM的征税范围之内，因此短期并不会影响相关产品的出口成本。但从长远来看，深加工行业的直接排放比例较小，间接排放（来自用电和上游供应链）占了大头，如果未来欧盟将CBAM覆盖范围延伸至钢铁和铝行业的下游，对中国出口将造成较大冲击。

至于长远会否将深加工行业产品纳入CBAM机制，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从2005年建立，EU ETS至今只纳入了28种固定源排放活动，主要是电厂和能源密集型的基础原材料行业。相较于电厂和高耗能的基础原材料行业，深加工行业（如汽车、机械、光伏、纺织等）的排放在全社会总排放中的占比较小，且排放源更为分散。将后者纳入，可能导致碳排放核算、监管等带来的行政成本远远高于从中获得的财政收益与环境效益。

供应链和全球价值体系重构

欧盟CBAM可能会使全球贸易重新洗牌，带来供应链和全球价值体系的重构。

有了欧盟作为第一个确定推行CBAM作为标杆，其他国家或许会选择效仿，推行类似碳关税的政策。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都在探讨推行相似方法的可行性，这几个国家加起来占全球进口总额的44%。有人借此提出「碳俱乐部」的概念，这无疑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欧盟内部企业ESG报告披露相关减碳措施和目标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要求其供应链上下游披露相关的碳足迹报告，并要求其原材料供应商和下游经销渠道商配合参与减排减碳目标。除了实体制造业企业供应链环节对减碳有了较为明确的约束，一些金融机构也开始响应减碳号召，通过对其发放贷款的客户或者投资的企业设置减碳减排约束目标，来达成净零目标承诺。

以钢铁行业为例，欧盟的一些汽车厂家已经开始对上游供应商提出了大量采购低碳钢、零碳钢的要求，以及在数年内降低钢铁产品碳排放30%以上的要求。因此，对中国的相关行业而言，面对欧盟减排减碳多种措施的冲击不仅仅是长远的挑战，也是实实在在需要当下认真思考的课题。

但同时要认识到，欧盟的CBAM机制并非只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征收，要考虑相比较于欧盟的其他贸易伙伴而言，中国的产业是否会因为CBAM而获得相对的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举例而言，如果在欧盟的贸易伙伴中，中国出口的相关产品出口成本增加了5%，而俄罗斯、印度、乌克兰、土耳其等国增加了10%，那么CBAM可能会增加而不是削弱中国产品在欧盟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此外，要考虑到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是多项成本的叠加，碳排放相关的负担只占其中一部分。CBAM机制能够确保进口产品在碳负担上与内部产品相似，但是依然无法解决产品其他成本的差异性（如原材料、能源、人力成本等）。俄乌冲突以来，欧盟内部各项原物料产品和能源价格快速上涨，即使中国的出口产品加上新的「碳关税」负担，依然可能保持在欧盟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最后，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各个企业可能会借受到「碳关税」负担为由纷纷调涨价格，价格上涨带来的替代效应可能覆盖部分「碳关税」负担，从而尽可能降低其负面效应。

三、未雨绸缪拥抱低碳新经济

《诗经·豳风·鸱鸮》诗中有这样的诗句：「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面对欧盟CBAM机制山雨欲来之势，上海以至中国的各方面都应该未雨绸缪，积极拥抱低碳新经济的变革，以更强的竞争力适应未来世界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低碳绿色发展新趋势。

积极参与多边谈判，争取碳规则话语权

中国要积极与欧盟沟通，在碳监测、报告、核查（MRV）过程的具体细则、贸易产品隐含碳核算、碳排放基准值设定、豁免条款上加强谈判协调。此外，要推动建设完善碳排放和碳足迹的数据库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努力推动碳核查机制的国际互认工作。欧盟目前的核查规则要求，须通过所认可的欧盟第三方核查机构开展核查，中国要努力尝试推动国内的碳核查机构获得欧盟等相关市场的认可，降低中国企业未来面对CBAM等机制审查的成本。

此外，还应该积极关注欧盟以外其他重要市场的「碳关税」、碳交易立法工作。在相关国家立法过程中，尽可能鼓励其认可中国的碳交易机制建设和相关减排减碳措施。并应该积极向中国各出口企业宣传、提醒未来这些国家的立法可能带来的碳负担风险，提前做好预警和生产调整。此外，须警惕有关国家打着全球环境治理的名义，实则采取单边贸易保护行为，因此，必要时中国可采取对等的贸易反制措施。

CBAM隐含的假定是各国均采用碳价作为主要的气候政策工具，然而事实上许多国家采用了多种不属于碳价、但同样有推动减排效应的政策工具，统称为非价格政策工具。这些工具包括政府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补贴与采购、金融体系对绿色产业提供的优惠融资利率、政府对高排放企业征收的各种额外税费和处罚、政府对高污染高排放经济活动的限制等。非价格工具在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使用非常普遍，但这些工具的减碳努力和效果并没有被CBAM所承认。要推动非价格工具在欧盟等各国市场上的认可，探索建立一个分析框架，将非价格工具转化为等量的「隐性碳价」，并合理估计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可以承受的广义碳价（即显性+隐性碳价总水平），从而帮助企业减轻CBAM的负担。

中国应该在国际气候治理公平制度构建中，防止气候问题泛化到国际公平贸易领域，与具有共同利益基础的国家一道积极表达，并提出建设性建议和制度倡议。应该积极与第三世界国家和新兴市场展开减碳绿色经济发展合作，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等合作机制推动中国各种低碳新技术和节能减排管理创新方案「走出去」，扩大中国在低碳新经济发展模式在国际上的认可程度，提高中国企业未来在新兴市场中的比较制度优势。

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主渠道的地位，运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以及WTO、G20等多边平台，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上，坚持开展国际多边谈判。利用中国的生产制造优势和减碳技术优势，积极推动符合我国国家发展利益的减排规则，提升中国在碳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为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拓展新空间。

加快国内碳市场建设，协同推进减碳与发展

2023年7月1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意见》，标志着中国的绿色转型正在从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

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但是仅涉及电力一个行业，并未能将其他高耗能高碳的行业纳入其中。要扩大碳市场覆盖的行业范围，加快推动将钢铁、有色等重点行业纳入全国统一的碳市场交易进程，强化国内钢铁、有色企业减碳的压力和动力，降低被未来可能被CBAM征收的费用。另外，要加快完善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法律体系建设，稳步提高碳价和碳交易市场流动性水平，深化国内统一碳交易的市场化程度。

大力发展数字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控制煤电、钢铁、水泥等高耗能、高排放（「两高」）产业盲目扩张，推动「两高」产业由清洁生产向低碳生产甚至零碳生产转型。鉴于中国经济还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碳排放总量到2030年「碳达峰」之前一定是上升的，但在此期间要管理好企业的用能和排放。以电力为例，由于用能相对紧缺，因此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企业管理者，都应针对电力的使用做好规划和调度，既要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也要在发电过程中尽可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除了相关的行政管理措施外，政府还可以利用财政、金融工具推动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例如，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铬铁属于高耗能产品，此类产品的出口加大了国内能源消耗和碳减排压力。为确保国内钢铁供需平衡、促进绿色发展，鼓励初级钢铁产品进口，缩减钢铁产品出口，支持国内压减粗钢产量，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关税调整，引导钢铁行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为了鼓励企业投资于低碳转型，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可以为积极参与低碳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的企业提供一定比例的现金奖励和补贴措施。

此外，高碳企业向低碳转型需要长期和巨大的投资，仅靠企业内部自筹资金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建立健全完善的支持低碳转型的金融体系。要鼓励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为相关企业提供绿色金融优惠利率和融资借贷渠道，这些优惠利率和融资政策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企业的融资能力，支持其在低碳转型中的投入。还可以为投资低碳绿色企业发展的基金提供政策优惠，鼓励全社会各类投资者投资低碳绿色的技术研究和创新企业，降低绿色低碳创新企业上市融资的门槛。

主动开展碳盘查，加快技术升级和结构优化

对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涉及的行业企业而言，首先应当立足于中国国情，以实际行动响应国家「双碳」政策，积极推动企业的低碳转型。要主动加快碳盘查，形成完整的生产全流程、全供应链的碳足迹报告，只有深入了解自身，才能为后续的减碳减排找到抓手。

企业应当从技术上对生产工艺和流程进行优化，并实现精细化的高效管理；要引进更先进、更高效的技术和设备，减少能源消耗、降低排放、节约成本，从而实现碳排放总量的控制并降低排放强度。

企业更应着重于用能结构的优化，特别是逐步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这样才能在保障完成生产目标任务的同时降低碳足迹。当然，企业也需要考虑技术投资回报率和投资回收期，谨慎选择合适的技术，通过科学的管理方式，在实现业务增长的同时，实现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双赢。举例而言，北京大学宏观与绿色金融实验室的研讨会中，对于铝行业而言，专家认为应该采用提高绿电比例、对生产线进行石墨化阳极改造、增加再生铝的利用等技术路径大幅降低碳排放。

企业应当详细了解供应商和销售渠道商的碳排放情况，积极推动上下游减少碳足迹。同时，企业更应当通过绿色低碳的产品和服务，影响终端消费者，形成良性循环，进而推动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绿色转型。

为了给节能低碳技术的研发和预留时间，中国生产CBAM产品的相关企业同样可以考虑将对欧出口份额逐渐转向新兴发展中国家。随着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逐步实施，中国相关企业短期内可以在国际市场中寻找水泥、化肥、钢铁、铝及铝制品等碳密集型产品的新买家，以对冲欧盟实施CBAM引起的风险。

（本文有删减，参考资料从略）

读完梁建章博士2023年4月写的新书：《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对中国的人口危机问题，有了深刻的了解。对于未来中国人口出生预测，梁先生发出了严重的警告，他甚至用了“奔溃”这个词，而这两年中国人口出生的现实状况，也似乎验证他的说法，2022年出生人口是956万，生育率跌破了1.1的水平，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仅仅略高于韩国，据预测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将跌破800万，而要达到正常的的人口更替，生育率要为2.1。对于未来中国的人口出生预测，书中这样描述：

中国的出生人口将很快跌破900万，并且进入漫长的人口负增长阶段，中国世界人口第一的位置也将被印度取代。如果生育政策不能有重大的调整，到2030年，按照低预测，很可能每年出生人口只有600万左右，即只有20世纪80年代的1/4。说成是人口崩溃，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按书里上不是最悲观的预测，只是中等生育率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口只有4.79亿：“2030年，中国总人口为13.65亿；2050年，中国总人口为11.7亿；2070年，中国总人口为8.75亿；2100年，中国人口下降到4.79亿，不到印度人口的一半。” 看到这个数字是不是有种触目惊心的感觉？

人口数量的减少，不是简单的数字减少，而是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带来严重的问题。影响一个国家国运发展的因素很多，政治，经济，科技，但这些因素够离不开“人”这个重要维度；从人口战略的角度来看，人口对一个国家经济和创新的巨大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人口和国家创新力的关系，纵观全书，梁先生用大量的篇幅论证了创新力模型公式：

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创新力

纵向的，从历史的角度，横向的，从各个国家的角度，列举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和预测数据，让人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人口对一个国家如此重要。比如近邻日本，严重的老龄化和少子化，是近些年国家经济停滞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印度，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并很可能在本世纪末，不但人口数量是中国两倍，而且在综合国力上赶超中国。另外，近几年和我们有些冲突的美国，宽松的移民政策和较高的人口出生率，虽然在综合国力可能在2050年左右被中国赶超，但是随着中国人口的大量减少，到本世纪末，美国会再此领先中国。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作者在文章介绍：“为中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维持了每年2 000万左右的新出生人口。但是随着计划生育的严格执行和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生育率很快就跌至更替水平以下，到2019年，新出生人口降到了1 500万以下。虽然2016年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2017年的新出生人口数据曾短暂反弹到1 700万，但是短短几年之后，2022年的新出生人口又跌到了956万的历史性低谷，生育率更是不到1.1，比同期的日本还要低。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比日本还要严重。”

中国生育率下降主要诱因是现代化和城市化。不过同样是现代化和城市，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比所有发达国家更加严重，那中国人口为什么会下降这么快呢？作者列举了几个原因：

1、中国大城市的房价相对于收入是最高的，如此夸张的高房价，极大地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2、中国小孩的教育压力和教育成本也是最高的，使得中国的育儿成本相对于收入也是最高的。
3、中国的生育环境有待提升，在育儿福利、托幼机构以及女性平权等方面，还有很多短板需要弥补。

当然，面对中国的人口危机，作者也为鼓励生育给出了不少的建议，他认为只要国家在政策和经济投入上下大功夫，危机的局面还是可以改善的。与其苦口婆心地劝年轻人生孩子，不如拿出更多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来帮助和支持年轻人生育、养育下一代，往大点说，这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如何重视都不为过。

比较佩服本书的作者梁建章先生，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1999年创立携程网，8年后2007年辞任携程CEO职务，到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人口和社会研究领域、创业创新研究领域的专家。

读完这本书，我现在能理解，梁先生对中国人口危机,忧心忡忡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