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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制定者、遵守者和修改者

2025年4月24日 11:01

在我的视角里,就算是携宠旅行,在公共场合(例如长途大巴内、民宿餐厅等),应该将狗牵绳并随时照看好宠物,避免给他人添麻烦,就比如吠叫、奔跑等等。

当然,这个内心的规则并不适合所有人,所以规则在这个时候就等于不存在。如果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只要我掏了钱就应该享受服务」,那么让宠物在公共场合自由活动也是原本旅游契约里默认的条款——即携宠旅行,就是让人和狗都要感到快乐。

于是,我们就在这样的闹腾中度过了15个小时的车程。几近崩溃的同时又开始自查和怀疑自己——这个所谓的规则,我们明知道是自己内心的标准,那用来规范他人显然不合理。那是否意味着,其实大部分人采用的平均标准,就是那些在公共场合为了自己狗儿子开心而放任撒欢,且认为这就是「给了钱就应该享受的服务」?这个空间的规则就被调整到了大家都必须要被迫拉至一些傻逼主人以及其傻逼狗的道德、认知下限。

显然,这是公共规则的常态:当超过一半的人对某一个规则进行破坏时,原本的规则将会被拉入群体里的道德和认知水平下限,以至于另一部分人也开始不遵守规则。

同样,给狗牵绳或许也并不是一个法律规则,所以这个规则很有可能也仅仅是我个人标准,但不牵绳的狗打扰了别人,这件事与公共场合的规则是违背的。


我所住的小区有一个中央广场,广场的周围是供人休息的桌椅,再由花坛包围这个中央广场。而这些桌椅会变成小区里甚至是外来小区人员的「娱乐场所」,从早到晚都会有人在此打牌赌博。所以久而久之,原本需要绕行至此的路径,被越来越多人从花坛里走出了一条属于他们的捷径。

小区物管为了整治这个现象,先后试过安装标语牌、栅栏、种植更难移动的灌木,但显然这个花坛的规则已经完全被「娱乐场所」的人们所修改。以至于原本那些绕行的人,也选择了这条捷径。

我要是物管,就把所有人都拖下水,比如在这个走出来的新路上定期放上狗粪的阴招,或是安装喷水装置定时开启的阳谋。但显然,一旦这里形成的既定规则被破坏时,这些人反而会觉得「我们都这样做,为什么你就要特立独行地行事呢?」

于是,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规则制定者和遵守者两种人。规则的制定或许并不一定是以个体的方式进行成文制定,也有可能是当群体内的半数都采用某种规则,或是乌合之众放弃独立思考以最低智商水平思考形成规则后所形成的;这时,规则的遵守者对规则的持续存在就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正所谓「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一样,遵守者一般而言有两种逻辑:

  • 大家都这样遵守,我也应该遵守。这一类人的社会屈从度更高,几乎不会重新思考这个规则存在的合理性,他们更多是为了合群而选择遵守;
  • 当我的利益因为规则受到损害时,我也通过规则去损害他人利益以补全我的既得利益。比如,有人停在自己的私家车位上,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去霸占他人车位,希望物管出面进行调解,否则无人为自己的损失买单;

我不算是一个很好的规则遵守者,在学校大部分闯的祸都是我利用了规则的漏洞,所以学校也无法实际「降罪」。也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渐渐意识到我对规则暧昧不清的界限——

若是我认同的团体、组织、乃至国家的规则,我会默认选择接受,且不希望自己成为破坏规则的那个人。比如每次在日本休假时,我的手机完全保持静音状态。

但若是我不认同的团队、组织、乃至国家的规则,我会默认选择履行自己内心的道德标准。比如在不提供桌边服务的餐厅,我会在吃完餐后自行收拾桌面和餐具至指定位置,但显然这种行为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会被大部分认为吃完就应该留在桌面让别人收拾的人当作「神经」。

当人们在选择自我约束、不认同规则的时候,就容易发生割裂的问题——我都已经遵守我认为的规则了,那就不希望你用你的规则来破坏和入侵我的空间。比如,我们在长途大巴全程佩戴牵引绳,也保证自己的狗随时在我们身边,也因为是柴犬的关系他们几乎没有吠叫,但如果他们真的发出了叫声,我们也会觉得「过意不去」而立即制止和管理。

但这仅仅是我们在遵守的规则,所以当其他不牵绳的狗来我们身边捣乱,引起骚动时,他们的主人不动于衷,我为此发过脾气,也骂得不算好听,但就是这样绝大部分的人仍然觉得规则就是其中一些傻逼的下限。

所以这件事就成了内耗的卡点。


修改规则是存在极大风险的,比如你可能会和一个群体处于对立面。比如我高中的时候,觉得新闻联播之前大家「自觉」站起来读背书本这件事很傻逼,我便向班主任要求这段时间我自己去学校的小花园独处。班主任用的词也是大家最常听到的「别人都这样,为什么你非要搞特殊?」我并不认同规则,所以也质疑大家这样乱哄哄地读书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表演。为此,我争取到了所谓的「特权」,也是因为这个「特权」,我遭到了一部分同学的排挤。

很显然,我无法修改所有人面对的规则,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的选择而开始拒绝拿着书本大声背读的习惯。直到教室里原本的规则也被平衡到了——要大声背读的学生去走廊,留在教室则保持安静学习。而我依旧是那个在学校小树林跟朋友吃绝味鸭脖的人……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点名一种「规则假意反抗者」——即虽然不认同规则,但又无法做出改变规则、无法承担为自己争取规则的特例而招人厌恶的代价,最终不得不一边遵守规则,一边咒骂规则的制定者和其他遵守者都是「傻逼」。

为什么要把这类人单拎出来?是因为如果群体里大部分的人都以这种方式遵守规则,那么这个规则更难被破坏,因为他们更容易被集体驯化。即如果新的规则与原始规则相悖、甚至不同时,他们会为了反对原始规则而选择顺应新的规则——但殊不知新的规则就是集体驯化的一环。

我理解有些人正处于「看清规则但无法违抗」的阶段,但那些嘴上骂规则、心里又深信规则不可撼动的人,是最可怕的。


回到「内耗」这件事,既然我无法接受规则,同时又因为遵守自己的规则被他人不断入侵,为什么我不反抗?之所以这件事产生了自我怀疑,是因为中间还卡了一个要素,即我们跟这场活动的组织者还算关系不错,如果我们在活动当中与其他人发生了冲突,或许会给组织者「添麻烦」。

显然这也是把我自己困住的规则,那就只能接受这种规则带来的代价——比如我必须得全程带着耳机听歌,在每个服务区下去遛狗的时候,我都要求自己做到看管好自家的狗并及时处理粪便等。

因为我对其他狗,特别是狗主人及其傻逼的狗表现得非常冷漠,所以他们也自然而然会远离我,这是我需要承担的不合群的代价——这或许也是「规则」。

总结一下,其实关于规则的思考来源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的思考。与其直接呈现书本上的哲学语句,我个人觉得它在进入到社会现实才显得有趣。

  • 现代形式的权力不必然在本质上是压抑性的,而是主体生产性的;
  • 勒庞认为的乌合之众是否也存在「主体性」?这就意味着乌合之众的内部是否存在产生性的「规则」;
  • 从现实来看,当群体内部超过一半的人遵守某种规则,即规则「产生」;但当多数人开始破坏规则,规则则会下沉,即乌合之众的「主体性」也受到破坏;
  • 而规则的假意反叛者,则符合规训机器里的内化者身份,甚至在特定时候他们是「惩罚」的执行者(例如文革时期为了保命而拿上红本本讨伐他人的红卫兵);

Nov.11 – Nov.17 人类是一台精巧的激素机器

2024年11月17日 11:00

Humachine,人类是一台精巧的激素机器。

创刊词

我从小就梦想自己能做一本自己的杂志。

初中时,暑假提交的摘抄作业我做的是一本属于自己的杂志;整个学生时代我负责班级各种对外的黑板报、小报;后来做杂志这个愿望在大学实现了;再后来做广告业务的时候负责的是机上杂志,彻底让我对杂志这件事祛魅了。

杂志的乐趣就是机器模块组装,不同模块囊括政治、野史、情感、科学、心理、哲学、灵异、鬼神……如果是一个人制作的杂志,那这种组装就更加有趣——它是一个人思维的模块化,在不同身份下的思考,亦或者就是同一个思考下的不同世界。

Humachine,Human & Machine,人类或许就是一台机器,医学确定了它的极限;心理学揭开了复杂的程序规则,而哲学提供了它肉体无法前往的最远路径。2008年,我完成了人生第二部所谓的文集,取名《The Machine》,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台在不同事件里游走的机器。不过这个文集我得找个机会销毁,因为它非常可耻,一个文艺青年在旋转楼梯上绕圈圈跳舞,楼下端着酒杯的人都用看傻逼的眼神看着我。

得了,十几年之后,这个Machine终于进化成了Humachine。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不断地将生活打包成心理块,这使得生活似乎过得越来越快,而且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

小时候的记忆是由无数的碎片构成,充实而复杂;成年之后这些概念被整理汇总,比如“男人不是个东西”就可以解释大多数跟男性交往的碎片。当概念和人生高度浓缩成块后,每一年就变成了数值上的改变——今年赚到了多少?当数值无法说服自己时,就变成了抽象的没有标准的概念——今年有比去年过得更开心吗?结果去年过得如何也都忘了,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


“带这个记录仪是为了防止遛狗的时候被人碰瓷。”

一名养狗人遛狗前的准备工作

若非此人提醒,我从未想过此事。遛狗时,我会下意识选择小区内有监控的区域,实则是担心遇到特殊情况时能有证据自证清白。社会信任的持续崩塌,很大程度上源于“信息不透明”。我们常误以为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是构建信任的基础,其实恰恰相反。个体间的不信任,只是更大社会环境造成的不信任在最终分摊到每个人身上的结果。

疫情三年,穿防护服的“大白”宛如在匿名论坛上肆无忌惮地发表不负责言论一般,随意进出他人家中,甚至摔死宠物、破坏私有财产,这一切都被“防疫”合理化了。当信息不再透明,无人知晓“防疫”究竟要“防”到何种程度时,“这是我们最后一代”的事件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并非年轻人不愿生育,而是他们以一种难以抓到把柄的方式,对抗那些随时可能加码的、不透明、反人性的规则。


自律,就是选择你最想要的,而不是你眼前想要的。

亚伯拉罕·林肯

最近,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浪费时间”。每次拿起手机,我本能地打开Instagram刷短视频,或浏览Telegram上那些未经证实的信息。我的收藏夹里确实存有大量素材,本可发展成故事桥段。然而,收集的数量与我每天花在上面的时间已完全不成正比。

我曾是个严重的时间管理自虐者。多年后,我对时间管理有了具象化的理解:它就像每次脱下袜子时,立即翻过来丢进洗衣筐。但大多数人只是把袜子丢进脏衣篮或洗衣机,等衣服洗好后再一一翻过来。

然而,绝大多数时间管理方法都是设定目标,然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却忽略了人的疲倦期和自律程度。目标容易变成自律的“陷阱”:未达成时,自律陷入自我怀疑;实现后,又逐渐失去原有的激励作用。


社交学的责任是研究一类人的共同行为和问题;哲学的责任是关心全人类的心灵,要去哪里, 要如何看待这个人生和这个世界;而心理学的课题是关注一个个具体的人,如何承担病痛,如何更好地活着;三个学科各有各的责任,也各有各自需要解决的问题。每个学科要负起自己的那部分责任, 而无法也不应该越权去解决问题。

上海精卫中心谢斌主

每个人作为个体,在不同层面上可能会“溺水”,需要相应领域提供解决方案。例如,抑郁症患者在心理学层面“溺水”,表现为病理性自救行为、思绪无法停止和焦虑等症状。大多数人则在社会学层面“溺水”,被规则所困,随波逐流、缺乏目标,逐渐失去主体性,进而感到迷茫。

其中,哲学层面的“溺水”最为严重且抽象。举个例子,我认识一位从事脱口秀的朋友,他在民宿打工时,有天站在后山突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思考:“山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云是这样的形状?”这个疑问让他觉得自己仿佛面临死亡,于是他立即辞职,去寻找更有意义的工作。

这正是典型的哲学“溺水”——对生命意义的质疑。为了对抗生命短暂与时间永恒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虚无感,各个哲学流派都提出了他们的解决方案。尽管这些方案同样抽象,但它们却能如指南针般,在茫茫人生海洋中为我们指明暂时的方向。


真好,想去,但是已经丢了很多东西了。

松声在《夜骑开封——集体春梦的REM》的评论

“既要又要还要”是大多数成年人痛苦的根源,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后果”这一关键因素。每个选择都伴随着相应的结果。以婚内出轨为例,这必然会招致道德谴责。但如果婚姻本就建立在“各玩各的”基础上,选择自由,那就可能失去所谓的真爱。不可能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即便勉强做到,这个选择的“后果”可能是需要花费大量金钱,来调配自己的性资源。

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许多成年人因为不愿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便让自己陷入选择的困境中,反而将问题归咎于他人——“如果你不这样,我怎么会犹豫不决?”相比逃避责任,我更佩服那些敢于“丢弃”的人。因为他们选择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为此承担了结果。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被“丢弃”的东西并非完全离我们而去,它们可能成为一个遗憾、一个未完成的梦想,或是变成种子开出另一朵花。但前提是——你必须勇于做出选择。


“死亡是极其乏味的。”

陈丹青

死亡很难有“绝对理性”的一面,你看着一个人死前大小便失禁打嗝放屁,它是很理性的画面,但如果这个画面是在发生在至亲身上,它不可能还能保持“理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死亡的认知是感性的,就算有再多的“意向化”也会依附于某种真实情感,否则我们只能拿更多的“机缘巧合”来合理化死亡。——《死亡.exe》

前几年办理出院的时候,和主治医生聊了会天。她说在我办理出院之前,也有一个年轻人的父母来办理了出院,准确地说是放弃了治疗。因为无钱医治,他们决定带着重病的孩子回老家。医生虽然很想挽留但必须尊重家属的决定,所以不停地遵嘱他们要在车上备好氧气枕头。她说自己其实做不了任何事,只是判定:“那个孩子回去差不多也是等死了。”她有一丝难过,但又很快地变成了无法麻木。她或许看过了太多直观的死亡,所以理性让她学会了把这些情感归类进了“行医”的规则之中。

其实我在那一瞬间有些想哭,不是为那个即将物理死去的年轻人,而是——我有幸还活着。是一种极其原始的、不带有任何浪漫主义色彩的“我还活着”。


现在学校周末封校了,我们这些老老实实的学生都跟着倒霉。

因为夜骑开封事件被封校的同校学生

学生运动不可能成功。其本质是因为学生群体的诉求并不相同——他们原本所属的社会阶层就造就了他们的「不同」,抗议食堂饭菜难吃的学生,和每个月勤工俭学靠食堂便宜的饭菜过日子的学生,显然无法站在统一战线去抗议食堂。——《陈志龙——又一个属于弱者的高潮与信仰》

人民内部矛盾的游戏永不过时。比如今早遛狗的时候,遇到电梯里两个阿姨正在咒骂所有养狗的人,见我刚好带着狗,她们的声调都提高了一级——“就应该在小区里到处撒毒,毒死这些狗”。因为见我带着耳机,所以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盯着我高谈阔论。

遇到这种得理不饶人的人,我一般很少反击,因为一旦陷入到自证陷阱,他们就可以瞬间获得更高的道德高地。要对付这种人也很简单:其实也是经典的人民内部矛盾。

1、在一楼、车库的电梯厅粘贴“毒死所有小区宠物狗”的声明和言论,把所有养狗的人都拖下水;

2、去社区派出所报警,称早上在电梯里听到恐怖言论,有人打算在小区投放剧毒,说是要毒死所有的狗,但是如果让小区的小孩子误食了可不得了。要求小区调取言论发生当下的监控;

3、捡一只流浪狗将它毒死,然后在小区人群聚集的地方对外宣称自己的狗在小区误食毒药被毒死,将养狗者和投毒言论者对立;

4、当“投毒者”进入到自证陷阱时,再拿出他在电梯里的危险发言公之于众,并用报警的思路将所有有小孩的居民也拖下水,自证范围从个体变成了整个小区;

5、差点忘了,小区还有一个养狗”控制狂”,他今天早上还因为有车堵在车库出口跟人家大吵,因为他看不惯别人堵在那里。现在要把这个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

忘记说了,我没有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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